58
结果他没死也没退休,不过从他咳嗽和打火机点燃香烟的声音,他可能会比他自己希望的早死。
这一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拖着受伤的那只脚到笔记本电脑前,把昨天带回来的外接式移动硬盘插上,开始检查库马利的档案。这本来会是一份缓慢而煎熬的工作,不过大部分的档案都是土耳其文,所以我只好略过。即使如此,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感觉,从那些信件和工作档案里,我无法宣称有什么引起我的猜疑:要防止别人看自己的机密数据,大部分人会犯的错,就是会将这些数据加密,这样要查的人就晓得该注意哪些地方了。
一如我之前在她家客厅所怀疑到的,她的资料都没有加密。如果她够聪明,把任何显示她有罪的证据藏在一般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也看不出来。而且没有任何数据是阿拉伯文,即使我有很好的理由怀疑她懂这种语言。
这些数据都查不出任何结果,我于是把目标转向她的电子邮件。幸好,大部分都是英语,我看到她有各式各样朋友和熟人,其中很多都是有唐氏综合征子女的母亲。在几百则邮件中,我只看到两则让我停下来,都是寄自一个跟“阿克萨烈士旅”有关的巴勒斯坦慈善组织。信件是通知她,该组织已经收到了她捐给一个加沙走廊的捐款,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自己为什么?如果库马利真的想帮助儿童的话,何不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把那两则信件用红旗标示了,然后把移动硬盘放进信封里,写上布瑞德利在纽约的地址,一等联邦快递开始营业,我就会把这个硬盘快递给他,好让他转交给“低语死神”做进一步分析。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七点,尽管还很早,但我想看看那个摄影师到底是死是活。
我打了电话,等了似乎有好几分钟,正要放弃等稍后再试时,听到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用土耳其语说了问候语。我为自己讲英文而道歉,讲得很慢,希望他能听得懂。
“你能不能讲快一点?我还要回去睡觉呢。”他说,从口音听起来,他看了不少美国西部片。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能沟通,赶紧问他是不是摄影师,他说是,于是我说我正在为两个朋友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我想用他们大喜之日的照片做一个相片集锦,得跟他买一些加印的照片。
“你有照片编号吗?”他问,现在知道有钱赚,他变得客气多了。
“有。”我回答,然后念出那张偷来的照片背后的号码。
他要我等一下,然后去查他的档案,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说没问题,档案就在他手上。
“为了避免搞混,”我说,“能不能跟你确认一下新郎和新娘的名字?”
“没问题,老兄。新郎是阿里·瑞萨·库马利——”接着他念出地址,但这个我没兴趣: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确定那位女警没有恢复她婚前的娘家本姓。
“那新娘呢?”我问,努力隐藏声音里的兴奋,“你有她的名字吗?”
“当然了,”他回答。“蕾拉·纳苏里。就是这对夫妻吗?”
“没错,就是他们,警长大人。”我说,他听了大笑。
“我一直不太确定她娘家的姓怎么拼,”我继续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照做了,我谢谢他的协助,跟他说一等我确定所需照片的清单,就会立刻跟他联系,然后挂断了电话。纳苏里不是土耳其姓氏,而是也门或沙特阿拉伯或波斯湾国家的姓氏。无论是哪里,都是阿拉伯人。兴都库什山的那名男子也是阿拉伯人。
我抓起护照,出了房门,几乎是跑着进入电梯。
59
电梯门打开,我走出来。尽管此时才早上7点20分,但一楼大厅看起来似乎在庆祝什么事。经理、柜台接待职员、行李员、其他旅馆职员,全都聚集在旅馆柜台,还外加几个曾帮我搬镜子的木匠和经理的朋友。
他们热烈地用土耳其语交谈着,传递着咖啡和酥皮点心。尽管是一大早,但有人拿来了一瓶茴香酒,我很好奇是不是有人中了乐透彩券还什么的。
旅馆经理走向我,笑得比平常还开心,手里挥着一份当地的早报。“我们有个最开心的新闻。”他说,“你还记得‘海绵宝宝’吧?就是那个最会污钱的警察,所有善良百姓都在骂的?”
“是啊,我记得。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我说,假装很惊讶,然后接过那份早报,看着上头有一张造船厂仓库外的照片,警察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相信,”我说,“怎么死的?”
“压死的——整个人都压扁了,扁得像块煎饼,”他解释,“有个白痴脑袋的人,闯入了一个女警的房子。”
“闯入一个警察的房子?是啊,真是个白痴脑袋。”我说。
“大概是希腊人。”他说,非常认真。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问,设法表现得很正常,好像只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聊而已。其他每个人都站在柜台附近,只有那经理和我在旁边自成一个世界。
“昨天晚上非常晚,你出去放松、享受你的高质量晚餐的时候。就在你腿上流血走进来之前……”
他忽然想到什么,暂停下来,想把刚刚的话收回,但是没办法。
“据说凶手从那个修船厂跑出来,伤口还留下一道血迹。”他说,又停下来看着我。
我们目光相遇,僵持在那里——无疑地,他知道凶手是谁了。我可以否认,但我不认为他会相信。也或许我可以威胁他守密,但我想我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冒险赌在我和他的友谊上。
“不,不,”最后我说,“你完全搞错了。我放松去吃美食不是昨天晚上,而是前天晚上。”
他困惑地看着我,正要争辩,觉得我真的搞错了,但我一再重复说,不让他有机会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这里,在休息室,”我说,“还记得吗?当时很安静,旁边没有其他人。”
突然间他眼睛一亮,恍然大悟了。“啊是了,”他说,“当然了,没错——那顿晚餐是前天晚上的事。”
“你总算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聊天,你跟我解释希腊人。我们聊了很久。”
“啊,没错,谈了好久。那些该死的希腊人——谈到他们,什么事都不可能简单。”
“是啊。你跟我讲了好多事情,好多历史。我们去睡觉时,都已经10点多了。”
“大概还更晚,我记得应该是11点。”他非常热心地说。
“嗯,我想你记得比较准。”我说。
我们再度看着彼此,我知道自己对他的直觉没有错。我的秘密很安全了。
他指着我手里的护照,压低声音。“你要赶紧离开,不再回来吗?”他问。
“不,不是的,”我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保加利亚了——说我提到过要去找到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
我跟他道别,走出前门到车库去。我打开后行李厢,拿出里面铺的橡皮垫,找到了通往右后轮轮弧内侧的地方。那个追踪器就用几条磁铁固定在轮弧内侧,我拿出来,贴在路旁一根停车标志柱的下侧。
如果运气好,就不会有任何路过行人看到这个追踪器,而土耳其的监看人员会以为我的车还停在路边。
我上了车,开向边境。
60
一整个白天,我都开着那辆菲亚特行驶在绵延无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下来。下午时经过了伊斯坦布尔外围,看到了远处的宣礼塔。到了傍晚,终于抵达保加利亚边境。
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三国交界的这块贫瘠角落,是全欧洲交通最繁忙的路段之一。我一离开土耳其,进入某种三不管地带,就发现周围都是加长货柜车,正在缓缓驶向保加利亚的入境海关检查关卡。
等了四十分钟,才前进了大约一百码,于是我朝一辆停在路边的丹麦货车上的司机招呼,问他估计要多久的时间才能通关。
“从这里,大概八小时吧。”他回答,“看他们抓到了多少非法移民要处理。”
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欧盟,而且很快就成为这个组织最脆弱的边界,吸引所有想非法进入欧盟、再转到德国或法国等更富有国家的人。从那些卡车和载客巴士来看,应该有不少投机客和蛇头。
我考虑过要设法到关卡出示我的警徽,但很快打消了念头:我总是有可能会碰到某个笨蛋,巴不得让联邦调查局看看谁才是老大。于是我做了些简短的准备工作,然后开上路肩,超过内侧车道那一长串排队的车子。我经过两个架设在公路上方的结构物,上头有摄影机和标语,因此我推测,边境巡逻车很快就会来找我了。
两分钟后,在暮光中,我看到一辆蓝色闪灯的警车剪影,迅速沿着泥土路肩朝我驶来。它在我前方大约十码处停下,挡住我的去路,然后坐在前方乘客座的那位——大概是两个警察里头比较资深的——笨拙地下了车,朝我走来。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体重超重,制服看起来像是一个更胖大的人穿着睡过觉似的。看得出他准备要大吼,命令我回去最后头乖乖排队。
我会的保加利亚语大概只有十个单词,都是多年前有次去那里学到的,幸好其中包括了“对不起”。我趁他还没开骂之前赶快说出来,接着就看到这至少让他满面的怒容减低了几分恶毒。我无法从他的眼色判断,因为尽管是黄昏,但他还是戴着太阳眼镜。
我转成英语,继续讲,中间还又多讲了几次保加利亚语的对不起。我跟他说我以前拜访过他美丽的国家,一直对他们人民的友善款待很感动。眼前我需要协助,很希望他们还是能同样友善且宽容。我说我正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想赶上一班飞机,现在已经迟了。
他咕哝着,看起来好像要跟我说他才不管——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他们是很友善的民族——此时我递上自己的护照。他诧异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接过了护照,翻到基本资料那一页,看到了我事先夹在那里的五百元保加利亚钞票——大约合美金三百元,是当地一个月的薪资。
我来到这类交易中最危险的部分了——在任何国家,贿赂官员都是违法的重罪,此时对方有可能狠狠敲诈你。想用五百元插队?两千元才行,还要外加你的手表和相机,不然我就用行贿未遂罪把你抓起来。
他又跟我要驾驶执照,然后拿着我的驾照和护照回到他的巡逻车上。刚刚内侧车道被我超过的那些车此时缓缓经过,纷纷按着喇叭庆祝保加利亚的公平正义,还对那两名警察竖起大拇指。我没生气——换作我是他们,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那个警察回来,叫我打开驾驶座的门。看起来他要开始勒索我了,我打起精神,正要伸手去拿联邦调查局的徽章,此时他踩上了车门下方的踏板,于是就站在我旁边,然后抓着半关起的车门。
“开车,”他说,“按喇叭。”我照他的吩咐做,然后他开始比着手势,要几辆大型货柜车立刻停车,让出一条路。
“开进去。”他下令,于是,伴随着巨大的刹车嘶嘶声,我挤入路中间的一条车道,上头以六种语言写着公务专用车道。
“快一点。”那个警察下令。得到这个鼓励,我立刻把油门踩到底。
那位警察一直站在我打开的车门间,他的巡逻车则闪着警灯跟在我们后头,我们飞驰驶过几英里长的货柜车和载客巴士,最后来到一排玻璃亭,上头有各种纹饰和一面巨大的保加利亚国旗。
站在我车门边的警察下车,拿着我的护照去一个玻璃亭,跟同事要了一个印章,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他回来,把护照递还给我,然后大概想说他的同事也需要一点捐献,但他还没开口,我就已经踩下油门,冲入夜色中。
我开得很快,车头灯刺入黑暗,照出了大片的森林,然后,仿佛在新欧盟的生活还不够超现实,车灯也照到了一群群穿着超短迷你裙和超高高跟鞋的女人,站在荒凉的路边。在其他国家,主要卡车路线的两旁都是无尽的广告牌,但在东欧,路旁都是妓女,尤以保加利亚最严重。
我经过了几百个妓女,大部分都是吉普赛人。这些面黄肌瘦、穿着内衣和假皮草、眼神冰冷的少女,成天的生活就是在货柜车的驾驶车厢和汽车后座间打转。如果她们怀孕了,就能赚更多。不必是天才也晓得,这里唯一成长的产业,就是制造孤儿,卖给外国人。
大吞灭,我开着车喃喃自语,想起了比尔多年前跟我说过的这个罗姆尼语:我正在看着另一种形式的大吞灭。
终于,那些年轻妓女消失了,变成了加油站和快餐店,我也来到了斯维伦城,这个拥有两万居民的偏远小城几乎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少数例外就是一条禁止车辆进入的主街,以及为了满足络绎不绝的卡车司机而营业到凌晨的各色商店。
我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发现有四家我想找的店正好连在一起。我挑了其中最寒酸的一家,因为据我观察,这家店没有录像设备或监控摄影机。进了店里,为了买两样东西,我开了十二小时车、跑了七百英里路、从亚洲边缘来到原苏联境内的东西:一部烂手机和一张匿名的预付电话卡。
我回到车上。在这个偏僻的保加利亚小城内,置身于一个黑暗角落的一盏街灯下,四周环绕着农田和年轻的吉普赛妓女,我拨了一个区域码不存在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