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一个小时后，我还是独自坐在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前，电视屏幕只比我的手稍微大一点，分辨率也就那样。
我旁边有一大沓已经检查过的VHS录像带，以及一小堆没看过的，这一堆急速减少的录像带，是我全部的希望。或许也是西方世界全部的希望，但最好不要想到那里去。
这个办公室很狭小，而且我相信过去十年都没有打扫过。尽管很热——博德鲁姆的碧辟加油站还没有冷气——但完全不可能害你睡着。我坐的那张椅子又破又不舒服，每隔几分钟就得站起来一次，免得我的背部和臀部废掉。
从头到尾，除了把录像带拿出来而暂停之外，那些时间码就在我眼前急速流逝，简直要把我逼成了斗鸡眼。为了避免自己昏头，我还把那两通电话的日、时、分写下来，前后再加上十五分钟，以确定她不会早到或讲完电话还多逗留。
我不断去看那份抄下来的时间，中间两度已经很接近了，但就在我看着时间码迅速逼近指定的时间，觉得自己的脉搏加速、疲倦消失之时，录像带却突然中断，然后换成了另一个星期的画面。
有回我跟第一通电话的时间只差一百四十秒，很确定那个女人就要走进画面了，结果电视机忽然出现静电干扰的雪花画面，原来是录像带完全播完了，我只能绝望又不敢置信地瞪着眼睛。阿姆特·帕穆克说这个系统很混乱，还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看到剩最后三卷录像带时，他出现在门边。“要喝咖啡吗？”他问。
我很犹豫，大概那个表情看起来很疑心吧。
他笑了起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再给我那种土耳其式咖啡了——浓得你不晓得要用喝的还是嚼的。我不给你那种，而是一杯真正的美国爪哇咖啡，稀得像尿一样，淡得我们土耳其人只会放在奶瓶里喂给婴儿喝。”
“听起来很完美。”我说。
“有个条件，”他说，“我要去买咖啡，代替你去让咖啡店老板羞辱。但如果有人开车进来，你就得帮我去加油。”
“没问题。”我说。只剩三卷录像带了，我知道看到那个女人的机会很小，也几乎要放弃了——除非有奇迹发生吧，一杯咖啡正是我眼前需要的。
我看完下一卷录像带，正在看倒数第二卷时，帕穆克拿着咖啡回来给我。我接过咖啡，四处看了一下，找到垃圾桶，把盖子丢进去，然后目光回到屏幕上。日期跳了九天，然后我逐渐恍然大悟，屏幕底部的时间码正迅速接近第二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只是为了确定，我又看了一眼抄下来的时间，没错，然后我的目光无法从屏幕上离开。在我身后，帕穆克站在门口，喝着他那杯浓稠的土耳其式咖啡。我知道，要是我看到那个女人，绝对不能有反应——他一直以为我在找某个开车来加油的人，要是我的反应证明我在撒谎，那就会引起他的种种猜疑，甚至去告密。除此之外，说不定他认识那个女人，尽管机会很小。于是我告诉自己，务必不动声色，保持冷静。
“你之前讲的，是认真的吗？”帕穆克问，抓住机会放松一下，跟我聊聊。
“什么话？”我继续看着录像画面，害怕得不敢往前快转，以防万一漏掉什么。
“说我是你听过最好的乐手之一。”
“是真的。”我回答，看着一秒秒急速流逝，转到下一分钟。继续吧，我默默催促着：千万不要停。
“你自己也玩乐器吗？”帕穆克问。
“小时候——功力只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变成高手。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你的才华。”
他什么都没说，我想看看他脸上的反应，但没办法分心。如果录像带上有录到她，那么就快看到了。我看了一眼录像机，发现那卷带子还剩很多，但是这个加油站的录像系统太混乱了，所以也不能保证什么。中间随时都有可能会跳掉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我又看着屏幕，一秒秒迅速过去，感觉到帕穆克还站在我后面。
他在我心里变得愈来愈大，而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萦绕在我心头——我想当时我所有的感官都异常强烈吧——但我有个感觉，我很确定，我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是有原因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泰国遇见的那个僧人，他当时说或许我们是注定要相遇，好让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感觉上，现在轮到我把那句话传下去了。
我没分心，目光也没移动。“你恨你现在的工作，”我平静地说，“你恨你现在必须演奏的音乐，这种事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心志，任何人都不例外。”
屏幕上没有车辆或行人走近的迹象，什么都没有。或许她是走路或开车过来后，始终贴着人行道边缘，因而完全避开了摄影机的监控范围——这还要假设录像带没有用光，或者忽然又跳到别的某天去。我又看了时间码，愈来愈接近那通电话的时间了。
如果接下来我没有很快看到她，那个小小的窗子就会永远关上了。
我保持声音平稳、不带感情，完全不透露我的焦虑和激动。“我遇见过一个人，是很多年前了，”我继续说，“是个佛教的僧人，他曾告诉我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到自由，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
帕穆克没回应，而且当然，我也没办法看到他的脸。我看着时间码一秒接一秒消失——她在哪里？
她在哪里？
“很有意思，”帕穆克最后终于说，然后重复了一次，“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你是在告诉我，应该要放弃我的烂工作吗？”
“我什么都没告诉你。但或许这是我出现在这里的真正原因——可以说，我是注定要来这里，把这句话传下去的。你不妨把这个当成上天的礼物。”
我看到屏幕上有一辆车掠过画面，好像要停下来：我想那是一辆菲亚特，深色的，但在黑白屏幕上很难判断。我没有往前坐，虽然我很想。我只是转了一下肩膀，好像在伸展。
我看了时间码，几乎就是那个时间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应该是从她停车的地方走过来。她戴着头纱，身穿一般的长裙，她低着头走向电话亭的位置。
经过加油处，离人行道还有一段距离时，她伸手到包包里拿出手机。然后她停下，四周看了一圈，好像要确定没有人在看她，然后我首度看到了她的脸。
我瞪着屏幕，感觉上好像有好几分钟，不过根据时间码，总共也才两秒多一点而已。她看了手机上的时间，又朝电话亭的方向前进，走出画面。
我几乎没动，继续看着屏幕，虽然我的心脏狂跳，但我还是装出没事的模样，希望帕穆克认为我在屏幕上没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或许几分钟吧，但我实在很难判断——录像带播完了，我没再看到那个女人从电话亭出来。
我利用屏幕上的静电画面当借口，转头看看帕穆克是否发现了什么不对劲。但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太专注在屏幕上，因而根本没听到有车子开进来，也没注意到帕穆克已经离开去帮他加油了。我独自静坐在那里许久，想着屏幕上我看到的那个女人。最后终于站起来走出门，至少可以呼吸点新鲜的空气。
帕穆克才刚替另外一个顾客加完油，车子开走后，他转向我。“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他问。
“没有。”我撒谎。
“所以你的脸色才会这么苍白？”
“任何人去你们所谓的办公室待几个小时，脸色都会苍白的。”我告诉他。
他微笑。“我想谢谢你说过的话——有关自由的。”
“不客气。很抱歉用针刺伤你的手。”
“大概也是我活该——也该有人点醒我了。”他笑着说。
我们握了手，然后我离开，从此没再见过面。但几年后，我在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时，听到他接受专访，这才知道他已经有一连串演奏传统乐器的音乐十分畅销，在土耳其成为类似肯尼·基（Kenny G.）的畅销演奏家。他最卖座的专辑标题是《如果你想要自由》（If You Want to be Free）。
眼前，我深陷在思绪中，独自沿着马路前行，走入逐渐黯淡的暮色中。我没带走那卷可以协助我辨认那个女人的录像带，因为我不需要。在录像带中，她停下回头张望时，我认出了她的脸。
那是蕾拉·库马利。
46
“9·11”事件之后不久，美国空军开始轰炸阿富汗的军事基地，企图摧毁“基地”组织的领导阶层。此时，一个住在偏远村庄的女人成为圈子里的传奇。
当时美国空军朝一栋平凡无奇的房子丢下了几颗激光引导炸弹，但很不幸地，美国情报单位这回又搞错了。一个名叫艾曼·扎瓦希里的“基地”组织领袖并不在这栋房子里，里头只有他的妻子和几名子女。
在那个冰冷刺骨的寒夜里，突如其来的爆炸夷平了那栋房子，炸死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活着。住在周围的男人们几乎立刻冲向废墟，一边诅咒着美国人且发誓要报仇，一边徒手挖开砖瓦和碎石，想救出那个女人。
她还有意识，困在废墟中动弹不得，但她知道在攻击的混乱中，她没有机会戴上头纱。她听到救援的人拼命挖，愈挖愈近，一等他们挖到听力范围内，她就命令他们停下。她不能让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看到她没戴头纱的脸。她宁可死，也不愿违背，而且这可不是空洞的恐吓而已。尽管救援人士和几个女眷不断恳求，她都毫不动摇。几个小时后，还是没戴头纱的她，就因为伤势太重而死了。
这件事刚发生时，我看过相关的报道。而眼前，当我走过博德鲁姆街头，再度思索着有些人就是会虔诚到这种地步。在我心底，我原先预期那个会利用手机里一则预先剪辑好的讯息，去跟全球头号通缉犯联络的，正就是那种女人。然而我却查找到了库马利——以大部分的标准而言，她都是个现代的职业妇女，平常自己开着一辆黑色意大利汽车，这让我怎么都想不透。
当然，兴都库什山的那名男子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科技。我暗自相信他就是未来的代表人物，很快地，我们都会怀念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和劫机客的往昔美好时光。但无论他的手法多么精密，他还是严格遵守教义，而他唯一的同谋者，据我们所知，看起来就是一点也不像。没错，她穿得相当朴素，符合她的宗教信仰，但无论你怎么想象，蕾拉·库马利看起来就是一点也不像艾曼·扎瓦希里的妻子。
我来到滨水区附近，停在一家广受各方背包客欢迎的酒吧外头，三名喧闹的德国年轻女子邀我一起进去，我婉拒了。我四处看了一圈，看到这条马路往前有一张安静的长椅，位于阴影深处，这正是我需要的。于是我走过去坐下，打电话给布瑞德利。
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吃三明治，于是我很快跟他报告了一下“法国屋”的历史，也说了那个房地产中介商电话号码的事情。然后我开始谈到这通电话的真正目的。我说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那个负责调查的女警官，显然非常能干。
“她叫蕾拉·库马利，”我告诉他，“记住这个名字，班，我想我们会跟她打很多交道。她三十来岁中段，离婚了，但除了她搬来这里没几年，我对她一无所知。”
这些话听起来很自然，但我希望自己暗示得恰到好处，让布瑞德利晓得他必须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请他的人去尽量查出有关她的事情。布瑞德利没让我失望。
“库马利，嗯？要不要把拼字告诉我？”
我告诉了他，但我暂时不打算让“低语死神”知道她就是电话亭里的那个女人。尽管这是个大发现，但我很担心。我对她所知还不够多，而且她不符合我曾想象过的任何特征，我担心政府里有人——甚至可能是总统本人——会下令偷偷逮捕她，引渡到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然后刑讯她以查出撒拉森的身份和所在地。照我来看，这种做法几乎可以确定会是一场灾难。
从一开始我就相信，这个女人有一套办法联络他。而且我一直相信，最可能的方式，就是用一则无害的讯息，贴在网络论坛上，比方交友网站，或是有大量个人广告的网站。这样的一则讯息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显眼，只对撒拉森一个人有意义。
而且，没错，这套系统不但很聪明，还有一大优点：也可以用来布置陷阱。只要一个小小的改变——比方一个字的拼法——就会让撒拉森知道她是被迫贴这则讯息，要他赶紧躲起来。一旦他看到警告，晓得我们在追查，我想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抓到他了。
因此，我希望直接警告“低语死神”这个引渡可能会酿成大灾。而且我也希望能告诉他更多细节，有关一个现代土耳其女警和一个狂热的阿拉伯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
等到天黑，我知道我将有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更深入追查蕾拉·库马利的一生。
47
我还坐在长椅上，四周的阴影愈来愈深，我又打了一通电话。
“午安，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旅馆经理一听是我就说，“或许你有更多冒险，可以让我和那些木匠兄弟们帮忙？”
“今天没有，”我说，“我想知道国家马戏团在米拉斯的表演，开始和结束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真是充满了大惊喜啊——你想要去看那个马戏团吗？”
“不，我想去表演。”
他笑了起来。“你在开我玩笑。”
“是啊，”我承认，“一个同行建议我去看，我想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我上网帮你查，”他说，我听到他敲着面前的键盘，“有，查到了——全都是土耳其语。你真是太幸运了，有我这样的耳目帮你翻译。”
“非常厉害的耳目。”我说。
“时间是这样——大游行傍晚6点开始，最后一个娱乐表演是11点30分结束。”
我谢了他之后挂断。天黑时间大约是8点半，所以，在夜色的掩护下，九点前我就可以进入库马利的房子。等她开车从米拉斯回来，应该是过了半夜12点了。这样我就有三个小时可以完成工作。
当然，这是假设——毫不怀疑地相信马戏表演会准时结束。按照我以前学到的教训，应该要明白假设有多么危险才对。
我看了一下附近一栋大楼上的时钟：现在是5点。离我跟旧港区的秘密约会还有四小时，让我可以搭船出海一趟，查出一条秘密通道。
不过首先，我得找一家建材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