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先生——别搞得我们彼此都很尴尬。”他说，真心觉得痛苦。
“不会的。”我回答，掏出我的调查局金色徽章。
他看了一会儿，放弃了原先的态度，同时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要来逮捕某个人吗，威尔森先生？”他问。
“大概吧。”
他朝我凑得更近——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很八卦——压低声音。“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我同样朝他凑近，也同样压低声音。“对不起，规定不准的。”
“啊，那当然了。但你大概可以告诉我罪名是什么吧？”
“当然可以，”我说，指着泳池区，“坏品味。”
他大笑起来，同时跟我握手。“那这里会变成空的，你得找一辆巴士才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他一个眼神打发掉那个电梯服务生，朝远处的酒保抬起一手比了个手势，同时带着我往回走到泳池区。“请便，威尔森先生，吧台的安东会帮你准备饮料。”
我谢了他，走到泳池旁。我跟安东要了杯咖啡，把注意力转向乐团。我有兴趣的是那个贝斯手，他名叫阿姆特·帕穆克，五十来岁，穿得很整齐，显然多年前就决定只要专心弹他的贝斯就好，完全不要理会观众。在天空酒吧，这样大概是聪明之举。他很行，功夫非常好，看起来就像是那种把人生精华岁月都奉献给音乐、大概会一直演奏到进坟墓为止的人。
但那个乐器行的老板警告过我，说他恐怕会是你碰到过最难相处的人之一。这会儿看着他在台上，兀自弹奏着，我忽然有点明白为什么了。对一个真正的音乐人、一个曾经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人来说，一遍又一遍重复弹奏着《妈妈咪呀》（Mamma Mia！）和《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会让任何人都变得愤世嫉俗。
安东送上咖啡时，乐队正在演奏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热门组曲，于是我等着他们演奏完。乐器行老板之前告诉我，帕穆克多年来一直在收集传统和民俗音乐。开始收集的人是他父亲（也是音乐人），他担心要是不赶紧收集且写下来，这些音乐就会永远消失了，后来他的儿子接棒继续下去。显然地，帕穆克一直设法谋生——在天空酒吧演奏，还在加油站打工——同时寻找失传的音乐、演奏某些乐器、把乐谱记录下来，然后交给土耳其国家档案馆。根据那个乐器行老板的说法，要是有当地人可以听出那首奇戈玛笛的曲调，那一定就是帕穆克了。
组曲演奏完毕，乐队离开舞台时没有掌声，我站起来去找帕穆克。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又说我有一段音乐，希望他能帮忙听一下。我原先是打算请他听我的MP3随身听，但结果没机会：关于帕穆克的个性，那个乐器行老板说得一点也没错。
“现在是早午餐时间，而且我已经演奏了一个小时——你刚刚听到热烈的掌声了，对吧？”他说，“我要去吃饭，接着喝杯咖啡，然后要休息。”他说完就转身要走。
“帕穆克先生，”我说，“我不是音乐学家或什么国外的学者。”我亮出联邦调查局徽章。他不确定该作何反应，但是判定至少嘴巴上答应合作，会比较明智。
“好吧，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明天打来，我们约个时间。”他说。
“明天就太晚了，一定要今天才行。”我说，然后狠狠瞪着他，他没看过这种眼神，于是让步了。
“我四点开始在另一个地方工作，地址是176号——”然后他说出一个我连发音都不会的街名，更不可能找到了，他当然也晓得这点。混蛋！
“写下来，麻烦你。”我告诉他，然后跟安东比画着要一支笔来。帕穆克很不情愿地写了，我离开时，把那张地址塞进口袋里。
我差点放弃了：以他的个性来看，我很确定跟他碰面只是浪费时间。
40
除了不得不在他手掌肉多的地方刺上一刀之外，我跟阿姆特·帕穆克的后续谈话，其实还颇为愉快。
我离开天空酒吧后，就沿着港边往前走，找到一张阴影下的长椅，把电池塞进手机里，打到警察局找库马利。自从上回在佛罗伦萨通过电话后，我就一直没跟她联络，想问一下道奇谋杀案的调查有什么新进展。
结果没什么进展。电话是海鲁妮莎接的，她说库马利刚过十一点就离开，今天不会再回办公室了。
“她去哪里了？”我问。
“只是一点私事。”她回答。
我正想逼问她，这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四，之前库马利的儿子曾邀请我一起去看游行和小丑。她是带他去看国家马戏团表演了。
我说我明天早上再打来，然后又花了一个小时跟电话亭附近工作的人打听，又是一无所获。然后我才发现，随着午餐时间接近，大部分办公室和商店都要暂时关门休息，我愈来愈绝望了。
除了休息一下，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决定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屋”。我之前信心严重动摇，是因为“低语死神”和我犯了同一个错：我们假设道奇的命案会是一个值得调查的案子，因而危及我们的整个任务。在谍报世界里，这样的错误几乎总会付出代价，因此在从佛罗伦萨回来的飞机上，我决心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接下来我一定随时都要领先警方一步。就像俗话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核心的问题很简单：凶手怎么有办法进出那栋大宅，没被人看到？库马利给我那些道奇命案的相关档案里，曾提到一家负责出租那栋豪宅的中介公司，我想这会是最好的起点。
这家公司叫威信不动产，我之前在城里四处行走时，看过这家公司奢华的店面。这会儿我看了一眼手表，发现如果立刻动身，还有机会在午休关门前赶到那里。
我快走到那家公司时，看到一名男子正在锁上前门，于是赶紧招呼一声。他听到我用英语喊他，转身露出中介商专门保留给刚下船外国游客的热情笑容。但当他看到我，笑容就立刻消失了。
他四十出头，梳着复古的飞机头发型，衬衫领口敞开，脖子上有一圈很粗的金链子，粗得足以拿去当游艇的系锚绳了。我立刻就喜欢他了。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并不虚伪——如果你被一个这种长相的人给骗了，我想你也只能怪自己了。
我自我介绍，跟他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想跟他谈谈“法国屋”。他耸耸肩，说一星期前已经有个当地的警察来找过他，把租约影印了一份。他只是中介商，其他真的也帮不上忙了。
他显然急着要离开，我为耽搁他的时间而道歉——我发现有礼貌向来很管用——然后说当地警察来找他时，是把这案子当成意外死亡在调查。
“那现在是什么？”他惊讶地问。
显然这个案子一夜之间的转折还没走漏风声，不过我猜想接下来我要告诉他的事情，到天黑以前应该会传遍大半个博德鲁姆了。
我看着那家公司的玻璃大门，上头印着他金色的姓名。“是谋杀调查，凯亚先生。那位美国青年是被推下悬崖的。”
他很震惊，而且很烦恼。“他人很好，”他说，“不像大部分来这里租豪宅的那些混蛋。他会跟你聊，对别人表示关心——他还说他要带我去他的船上玩。怎么可能？谋杀？”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得跟你谈了。”
“我正要去吃午餐——”
“很好，那我跟你一起去。”
他笑了起来：“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啊，”我微笑，“不过我们要去哪里吃呢？”
41
我们来到海滩上一家高档的烤肉餐厅：光滑的木板平台架设在细沙上，一片片白色帆布挡住阳光，名家设计的家具，而且刚好有最前排的视野，可以看到成群身着比基尼来旅游的年轻女郎在享受日光浴。想想带我来的人是谁，这点并不令人惊讶。
一坐下来，我就问凯亚先生是否知道那栋房子以前跟纳粹党有关，他看着我的表情，好像觉得我疯了。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他说。他看着我的脸，发现我是认真的。
“现在的屋主是谁？”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不算晓得。”他回答，有点不安，“大概七年前吧，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列支敦士登的律师寄来的，说他所代表的一个慈善基金会拥有那个产业。他说基金会的理事们决定，要用这座大宅来增加收入。”
“你问过他代表的是哪个基金会、屋子真正的主人是谁吗？”
“当然问了。我甚至还请我自己的律师去查，但结果只查到一连串人头公司，就查不下去了。”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大部分列支敦士登的人头公司，都是设计得让人无法追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小的公国——六十平方英里、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会成为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想避税而隐藏资产时的第一选择。
“所以那个律师代表来找你，希望你把房子租出去。这是在整修之后吗？”
“没错——而且报酬不错，也不必做什么事。我只要收租金、扣掉维护费和我的佣金，剩下的钱汇到列支敦士登的一家银行。就这样。”
“谁有那座大宅的钥匙？”我问，“除了你之外？”
“没人有钥匙，只有密码。总共有四道铁栅门，全都有电子键盘连到一部计算机上，不能擅自改动的。”
“好吧，那密码要怎么使用？假设有新的房客来了，然后呢？”
“我会跟他们的管家在大宅碰面——这些人全都有管家和个人助理，”他说，“我在键盘上输入我的6位密码，按﹟键。屏幕会问我要是否要更改号码，我回答是。然后必须再输入一次我的密码，等二十秒钟，接下来屏幕会要求我输入新密码。
“这时我就走远一点，让管家或新房客输入他们自己的6码密码——这样我就不晓得他们的密码是什么。其他三道栅门也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自己决定要把密码给谁？”我问。
“没错。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全都经过背景检查，所以他们也不可能随便给陌生人。”
“那花匠、泳池工人之类的呢？”
“要看房客，但我从来没听说哪个房客会把密码告诉本地人的。他们会请这些临时工作人员在送货的侧门按对讲机，警卫组长确认过他们的身份后，再亲自过去帮他们开门。”
“等到租约到期，整个过程再反推回来，对吧？他们先输入自己的密码，然后由你改输入你的密码？”
“一点也没错。”
我暂停一下，思索着。“到了冬天，没有房客的时候呢？”
“那就用不着那么多安保人员了。”他回答。
“所以——你会把你的密码告诉花匠和泳池工人？”
“不完全是——冬天时，会有个工友住在里头。他会帮那些人开门，做些维护的工作。他住在船屋楼顶的两个房间里，但到了夏天就得搬出来。有钱人不喜欢他们的产业里有陌生人。”
“可是他一整年有8个月住在那里？”
“差不多。”他回答。
“所以他对那栋房子比任何人都熟悉？”
“我想是吧。”
“他叫什么名字？”
“蒋凡可·卢卡。”
“我该怎么找他？”
“他在这边海滩上有个暑期的工作——找了一组人专门替观光客按摩。”
侍者在附近徘徊，我示意他送账单过来。凯亚主动要开车送我回旧城区，但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想走路。他站起来，我们握了手，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做得像是一个金块——然后说如果我还需要任何信息，可以打电话给他。
他离开后，我正在等找零时，低头看了那张名片一眼，这才解决了另一个大谜团。在名片的右下角，是他的办公室电话。
前七位号码是9025234——有人在东城旅店写下来，然后冲进马桶里的。我猜想，无论旅店里那位房客是谁，都曾经打电话给凯亚，询问起租一座昂贵的豪宅。就像“法国屋”那样的豪宅。
42
我没朝市区走，而是走过餐厅的停车场，来到沙滩上，找到一个出租凉椅和遮阳伞的售货亭。
我在沙滩上架起遮阳伞，把脱下的鞋子和西装外套放在椅子上，卷起我斜纹棉布裤的裤管，沿着海滩行走，让冲上来的海水淹过我的双脚。
沙滩的另一头，靠近一个小悬崖底部，我找到了蒋凡可的营业地点，半隐藏在散布的圆滑巨石间。我在巨石的阴影间悄悄走近，刚好他背对着我。
几面写着他按摩站宣传文字的帆布，本来应该可以提供隐秘性的，但那些帆布摆放的方式太糟糕，于是我有机会隔着缝隙观察他。
他二十五岁上下，一身橄榄色的皮肤，大概两天没刮的胡茬，一头卷曲的头发。是啦，他长得还不错，但大概没有像他以为的那么帅：他的眼窝太凹陷，而且他肌肉有点太过发达了。
不过对于那些来度假、想在土耳其的太阳底下找点乐子、或许外加一点肉体刺激的中年德国女人来说，想必他看起来颇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女人就面朝下躺在按摩台上，两件式泳装的上半身解开来，一条毛巾遮住了她的臀部。
蒋凡可只穿着一件香蕉吊床，正在把他的独门精油——根据那些帆布上鬼扯的宣传文字说，有二十种的古老配方——抹在那个女人的背上，手指轻轻抚过她的副乳。她没有反对，然后他初步试探了没问题，就身体更往前倾，按摩的双手探入她盖住臀部的毛巾下，于是白色香蕉吊床离她的脸不到一英寸。
我看不出他的双手到底有没有伸进她的泳装里头，但是无所谓——就算还没有，反正也快了。还记得以前离婚的中年女人去度假，最大胆的行径就是喝太多酒、买一些俗气的纪念品吗？难怪旧城区的那些观光客商店都纷纷倒闭了。
当他按摩着她毛巾下的臀部时，她恭维他的手劲儿好大。我猜想他们唯一共通的语言是英语。
“是啊，我小时候就练出来了。”他说，“那时候我帮人洗车，我是打蜡和擦车的专家。”
“我相信，”她笑了起来，声音变得更沙哑“你们也做内装美容服务吗？”
“啊，没错，”他回答，“这方面是我的专长。”他弯腰凑得更近，“现在也还是，我只多收一点额外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