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吗？应该剩六七百个吧。”他回答。
接近了！要逐一清查六七百户的工作量很庞大，但这表示可能的嫌疑犯现在已经缩小到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就在这个范围里。
“这个数字很好吗？”豪尔问。
“非常好，”我告诉他，无法掩饰我话中的笑意，“这个用户名单可以给我一份吗？”
“当然可以，但我得先拿到授权书。没有冒犯的意思，不过我们必须确定申请这些数据的是联邦调查局。”
“我两个小时就能拿到一份正式的公函。等公函过去，要多久才能拿到资料？”
“只要下载打印出来就行了。几分钟吧。”
这远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很快地，我就能拿到六百个地址的列表，那个女人的家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有进展了。
“谢了，”我说，“我真无法形容这样帮了我多大的忙。”
“没问题。当然了，你运气不错，你们要查的只有授权用户。”
我才庆祝到一半就停下来。“这话是什么意思？”
“唔，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利用——”
我开始觉得想吐。
“盗版的电视盒，”他继续说，“电子用品的小商店和网络咖啡店之类的地方都买得到。这个生意很好赚。只要你买到电视盒和接收卡，就可以免费看卫星电视了。你还在吗？”
“像穆拉省这种地方，”我低声说，“你觉得会有多少盗版的电视盒？”
“那么大的地方？一万个吧，说不定更多。没办法追查，那完全是地下非法的。等到明年，我们应该会有技术可以去查——”
接下来我就没认真听了：等到明年，说不定我们全都死光了。一万个电视盒，又没有用户名单，因此根本无从查起。我谢谢他的协助，然后挂断电话。
我站在那边不动，四下一片沉默，绝望啃噬着我。希望被抬得那么高，然后又完全粉碎，实在令人很难接受。自从我被硬拉来参与这场战争以来，有那么几分钟，我以为自己有办法解决了。但现在一切都化为尘埃，我真想狠狠地惩罚自己。
我真正有的是什么？我自问。我汇集了一份公用电话亭的列表；因为一时的幸运，加上一群意大利专家的努力，我还设法没有出局——但除此之外呢？任何人只要眼睛没瞎，都看得出来我有的实在很少。
而且我很生气。我很气布瑞德利和“低语死神”和所有没帮我的人，也很气那些阿拉伯人以为杀的人数愈多，他们的胜利就愈大。但我最气的是那个女人，还有兴都库什山的那个男人，因为他们一直领先我一步。
我走到窗前，设法寻求一点平静。刚刚跟天空电视公司的联系并不是毫无价值，我至少几乎可以确定，那个女人就住在这个地区，这的确是个进展。我望着窗外的众多屋顶——她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她。
我在心中试图设想她会站在哪个电话亭里，等着电话铃响。但我没有资料，唯一能想到的是一片空白。不过我可以听到车子经过，听到了背景播放着模糊的音乐声——可能是广播电台的节目，或者随便什么。
于是我才想到，那个音乐查得怎么样了？“低语死神”和那些人在美国忙些什么？国家安全局不是应该设法把那段音乐独立出来，予以增强吗？
我正一肚子挫折没处发泄，于是，尽管现在是纽约的深夜，但我不管，照样拿起了电话。
37
布瑞德利接了电话，说他还没睡，但从他的声音听得出来，他显然累坏了。我也是。他开始问起道奇的死，好保持我们的伪装，但我打断了他。
“还记得我们提过的那个音乐吗？”我说。当然他不记得，他根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里头有车声，在背景里出现——”
“啊没错，我记得。”他说，遵照约定配合我演出。
“结果怎么样了？”我问，“应该要有人正在研究，想查出到底是什么音乐。”
“不晓得，还没听说。”
“麻烦去追一下，好吗？打几个电话。”
“没问题。”布瑞德利回答，被我的口气惹毛了，立刻变得跟我一样不耐烦，“你最晚什么时间要？”
“现在，”我回答，“如果能两个小时前就更好了。”
我饿得要命，于是拿了迷你吧不太新鲜的巧克力棒，坐在椅子上吃了起来，同时瞪着窗外的城市景色，想着那个女人。吃到第三根时，电话响了起来。是布瑞德利，他说那个音乐基本上是查不出结果了。
“他们去掉了纽约的车声，”他说。提到纽约只是无意义的包装，“然后把音乐声增强。当然了，那是土耳其音乐，好像是用卡瓦尔笛演奏的——”
“什么？”我问。
“卡瓦尔笛。一种管乐器，显然就像笛子——上方有七个按孔，下方有一个，可以吹出不同的乐音。那是他们的民间乐器。据说牧羊人会用这种笛子指挥羊群。”
“好极了——我们是在寻找一个牧羊人，赶着他的绵羊走过交通高峰时间。”
“不完全是，”布瑞德利说，“这种乐器很常见——据说民间音乐团体常常有人吹奏。”
“卡瓦尔笛，嗯？那音乐是哪里来的？音乐CD？现场演奏？还是广播电台在播放？”
“他们把背景的噪音去掉，又把音乐讯号增强后，就失去了他们所谓的识别标志——听不出来了。”
“老天！他们可真是帮不了忙，对吧？”
我看着外头的屋顶，再度问自己：她当时站在哪里？这个地方可以听到车声，也可以听到一种叫卡瓦尔笛的民间乐器演奏。哪里？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布瑞德利又说，“他们也听不出旋律。那份样本并不大，但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过那段曲调。”
“真是怪了，”我说，“应该就是民间音乐啊，他们有那么多专家——”
“我想是吧。”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显然没有事情要讨论了，我就提起另一个话题。“对不起，班。”我说。
“为了什么？”
“为了我表现得那么混蛋。”
“可是你向来都很混蛋啊。”他说，一如往常不带感情，“总之，我跟我们的朋友说，你好像压力很大，开始要崩溃了。”
“好极了，这样应该会让我升官。”我回答。
“很高兴我能帮上忙。”他说，没有笑——班·布瑞德利就是这样——但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得出他已经释怀了，于是觉得很庆幸。
“还有件事，”我说。
“说吧。”
“叫他们找个方法把那段录音寄来，好吗？只要音乐就好，不要车声。”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我想听听看。
38
十五分钟后，我冲过澡，走出浴室，发现笔记本电脑里有一封新邮件。是苹果公司寄来的，说刚从我的信用卡扣款二十七美元，因为我下载了音乐。
我没买任何音乐，担心中央情报局的哪个混蛋又多事去下单，想为布洛迪·威尔森已经很丰富的音乐增加收藏。我打开iTunes，看到增加了一批新歌，这才明白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包装——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一首，我知道那是“低语死神”送来的讯息。
我飞到土耳其的前一夜，和“低语死神”在他的书房里工作时，曾无意间看到他墙上有一套滚石乐队的《大街上的流浪者》（Exileon Main Street）签名版唱片，尽管我们已经疲倦不堪，但还是很起劲地讨论起这是不是他们最伟大的专辑。谁想得到，美国情报总监私底下竟是滚石乐队的专家？眼前我看着那些新加入的歌曲，知道布瑞德利之前说他告诉我们的朋友我快崩溃了，还真不是开玩笑。“低语死神”给了我一首滚石乐队的歌《第十九次精神崩溃》（19th Nervous Breakdown）。
我把光标移到那首歌，点了播放，听了三十秒之后，那首歌变了。插入的音讯，是去掉了车声和那个女人讯息的卡瓦尔笛音乐。总共才两分多钟，我听了两次，然后下载到我的MP3随身听里。我打算下回出去寻找公用电话亭时，一边听着这些音乐，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灵感。
结果没有，我得到的只有头痛。
等到我拍完第四个电话亭，就决定去问一些附近的妇女，看是否有人记得见过一个女人在里头等电话，结果唯一得到的回答，就是困惑的表情和警惕地摇头。于是我知道，这一天将会很漫长了。土耳其人是怎么形容这种状况的？用一根针挖井？
不过，如果你想喝水，有时候也只好乖乖继续挖了。我正走在一条窄街上，听着耳机里的卡瓦尔笛音乐，再度纳闷为什么那些专家都无法鉴别这个音乐，然后我忽然停下来，想到了一件事。我本来按照手机里的地图，正要找下一个电话亭，所以应该要右转的。但我却左转，走向市中心。
就在前方，我看到了我正在寻找的那棵蓝花楹树的紫色花朵，过了一会儿，那家唱片行的男子走出来，把遮着玻璃橱窗的遮光板往上推。他看到我时，露出微笑。
“我就觉得你大概会再回来，”他说，指着橱窗里的一把经典款吉他，“你看起来就像是会用芬得·斯特拉多卡斯特电吉他的人。”
“我很想买一把，但不是今天——今天我想找你帮点忙。”
“没问题。”他说。我帮他把遮光板推上去，然后他带着我进了门，来到幽暗的店内。这家店比我原先以为的更好：后方有个柜子装满了修复的唱机转盘，而且陈列的一系列现代吉他比大部分纽约的店家都好，另外还有不少70年代的黑胶唱片，足以让“低语死神”都感动得掉泪。
我指着他那批土耳其民间乐器，跟他说我有一段卡瓦尔笛演奏的音乐，希望他能帮我听听看是什么音乐。
“很多人都试过了，”我说，“但好像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乐曲。”
“真希望我爸还在世，”他说，“他是这些传统玩意儿的专家，不过反正我试试看吧。”
我把MP3随身听交给他，观察着他聆听。他重复听了四五遍，然后接上他店里的音响系统。三个逛进来的观光客也认真听着。
“这音乐没什么节奏。”其中一个新西兰观光客说。他说得没错，那个音乐悠悠荡荡，比较像是在风中哭号。
店主又播放了一次，如梦般的双眼聚焦了。然后他摇摇头，我并不惊讶：反正本来也就没抱什么希望。我正要谢他，但他打断了。
“那不是卡瓦尔笛。”
“什么？”
“难怪你们没办法听出曲调——那不是为卡瓦尔笛写的乐曲。几乎每个人都会搞错，但我很确定，那是一种更古老的乐器。你听……”
他又播放了一次。“卡瓦尔笛上方有七个按孔，下方有一个。这很难——一定要认真听才听得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播放的这个乐器，上方只有六个按孔，下方有一个。少了一个按孔。”
我又听了一次，但是老实说，我什么都听不出来，也不晓得这种乐器到底有几个按孔。“你确定？”我问。
“对。”他回答。
“那是什么乐器？”
“乐曲我完全听不出来，”他说，“不过我想这是一种叫奇戈玛的笛子。现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我会知道，是因为我爸喜欢那些老东西。我小时候听过一次这种乐器演奏。”
“为什么这种乐器会被人遗忘？是因为消失了吗？”
“不算是——消失的是那些鸟。卡瓦尔笛是用李子树的木材做的，但奇戈玛笛是用一种山鹰的翼骨做的。这种山鹰多年来已经濒临绝种，所以这种乐器也就跟着愈来愈少了——连带乐曲也是。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听不出来。”
他把那个MP3随身听的音响接线拔掉，递还给我。“你知道杜卡斯饭店吗？”他问，“那边有个人或许可以帮你。”
39
杜卡斯饭店是我稍早提到过的那种地方——非常时髦，大家都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饭店位于滨水区，有私人海滩，有租金高昂的滨海小棚屋，另外还有十来艘平底船载着侍者、食物和饮料，运送到停泊在海上的游艇。这部分的消费算是低档的。
至于独家供应、贵死人的部分，则叫作“天空酒吧”。我从乐器行出来，就直奔杜卡斯饭店，走进新艺术风格的大门，穿过宽阔的古巴桃花心木地板，绕经法国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一批奢华的家具陈设，然后找到了通往天空酒吧的专用电梯。我走近时，看到操作电梯的那名男子——穿着特别设计的黑色宽松衣裤——注意到我一身廉价的联邦调查局风格服装，正准备要说电梯只搭载有订位的客人。不过我有一种像是想杀人的眼神，这会儿我狠狠一瞪，他就判定不值得为了挡下我而送命。
他载我迅速到了顶楼，我踏进了一个动物园。天空酒吧的正中央是个纯白的、溢出式的无边游泳池，池底是透明的玻璃，而且面海的视野绝佳，可以看到十字军城堡和“法国屋”。
几座超级奢华的小棚屋面对着游泳池畔，似乎被东欧一些最会贪钱的腐败政客带着家人占据了。小棚屋的地势稍微高一些，因而拥有池畔的最佳视野，可以看到大批的肉体和硅胶胸部——各种年龄的女人穿着泳装，嘟着丰厚的翘嘴唇和整过的乳房，还有年轻硬汉穿着很露的泳裤，一般就称这种泳裤叫“香蕉吊床”。
小棚屋区的对面是一个吧台，以及一个供五人乐队演奏的小舞台。其中一个吉他手是我的目标，但要走到那里还是要通过一些障碍。其中第一个障碍正朝着我走来，脸上带着同情的微笑，双手歉意地摊开。他是侍者总管，而且不同于顾客们，他全身上下都非常有品味：我猜想他是法国人，脚上穿着伯尔鲁帝手工鞋，薄料布里奥尼西装，金框眼镜。
“对不起，先生，”他说，“今天我们已经被预订光了。”
现在还很早，我看着二十来张空桌子，以及吧台那边更多的空凳子，朝他亮出同样愉悦的微笑。“是啊，我看得出来。”
他已经一手揽住我的肩膀，带着我回头朝电梯走，那里的服务员正等着要把我迅速载下去，让我回到我应该待的街道。我伸手到西装外套的内里，那个侍者总管以为我是要拿皮夹里的钞票贿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