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扔下步枪，倒地大喊。我转身，迅速扑向他，用我的身体盖住他的，然后抓着他一起翻滚——子弹纷纷击中我们周围的松垮土壤——直到我们滚到一个安全的小洼地。派对客人们尖叫着，终于明白有两个人中枪且伤势严重，但他们完全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射手在哪里，因而更加恐慌。
指挥官很快就找到了子弹的来源：他一直在那艘小游艇的甲板上踱步，看到了烟雾和暗影中有枪口开火的闪光。那天早上“空降师”出发时，他很有远见地把一组红蓝色闪光警灯丢上船，此时他就把警灯放上船舱顶，叫船长赶紧开船。
后援船上的那些佣兵们看到一艘迅速驶近的小游艇上闪着警灯，立刻得到一个合理但不正确的结论。他们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喊着，要舵手驾船冲进其他停泊的游艇群中，希望能混进去而消失不见。他们知道，如果拼速度的话，他们不会有机会，而且他们所有人最不希望的，就是跟土耳其警方交火。
后援船掠过其他船之间，跟其中两艘凑得太近，甚至把船壳上的油漆都刮下来了。那两艘船上的乘客们惊声尖叫，指挥官因而晓得后援船溜掉了，于是他下令船长掉头，开向芬雷的那艘大游艇。
在混乱中，那组警灯让他可以驶近大游艇的后方，看得到芬雷躺在一摊血泊中。两名女郎和一个烦恼的船员以为指挥官是警察，朝他尖叫着，要他赶紧叫救护车或是救护直升机，但指挥官从芬雷抽搐的模样和脖子上的大洞，知道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芬雷已经在失血过多的最后阶段了。指挥官转向他的船长，要他赶紧离开，而直到他们的船开走后，芬雷的安保组长才明白，自己刚刚打照面的，就是下令暗杀的人。但此时他已经不在乎了——他的饭票刚刚被取消了，他已经想出该如何赶紧逃离土耳其，免得警察把他抓到一个房间，叫他准备好让人欺负，因为派对才刚刚开始。
指挥官的船轰然驶过海面时，他听着岸上每个人传来的报告，很满意任务完成了。他下令悬崖上的人赶快到突堤码头集合，他会在三分钟后过去接他们。然后他命令我开始进行备用计划。
两名侦察员都听到了，他们各自把葛林堡的一边臂膀扛在肩上，拖着他奔向厢型车。葛林堡已经死了——射中他胸部的那颗子弹击中肋骨后碎裂开来，碎片伤及心脏和肺脏，他其实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之前在那个浅坑里，我已经尽可能帮麦克止血。他的身材魁梧，但我还是设法把他扛在肩上，回到厢型车，让他坐在前乘客座。我把椅子往后放低，抓了我的外套，绑在他的腰部以进一步止血。他还有意识，看到了外套内里的标签。“巴尼斯？”他说，“哪门子的蓝调乐手会跑去这种高档的地方买衣服？”
我们大笑，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如果我不赶紧帮他找人医治，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跳上驾驶座，猛踩油门，甩尾行驶过停车场，吓得一堆狂欢客惊逃四散，同时坐在我正后方的那个侦察员已经拨通手机，在一个我们希望是充分保密的线路上跟指挥官交谈。
我在柏油路面上猛转弯时，那个侦察员挂断电话，叫我依照计划，把他和他的伙伴送到博德鲁姆的那个游艇码头。他们得在全面封锁之前赶紧撤离：土耳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国家，对于有人在他们的国土上被处决，土耳其人的反应绝对不会太好。那两个侦察员会带着葛林堡的尸体一起上船，同时我要送麦克到待命医生那里。希望他能先稳住伤势，争取时间，等一架隐形直升机从美国地中海舰队低空飞过海岸，把我们两个接走。那架直升机已经载着一名医生和两名医务兵紧急起飞，一接到我们后，就会飞回舰队的航空母舰上，那里会有手术房和完整的手术团队。
麦克还有机会，我开得更快了。那趟路惊险无比，我想换了任何人开着这辆形状有如砖头的迷你厢型车，都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开完这段路了。我们来到那个游艇码头，没想到运气好，发现那里几乎空荡无人——那是星期六晚上，所有的船不是到遗迹那边开派对，就是在博德鲁姆众多面海餐厅的附近海面上停泊。
我沿着码头倒车停下，帮着两位侦察员把尸体搬上船，然后又回到厢型车上。我们已经把一整个世界的麻烦丢在脑后，但眼前还有一条艰险的路要走。
35
我们唱歌。麦克和我唱了《午夜逃亡》和所有三角洲蓝调的经典老歌，同时在愈来愈深的黑夜中往南疾驰。我沿着之前只走过一次的道路，生怕自己会重蹈在崖顶犯错的覆辙，漏掉一个转弯或走错一条岔路，最后害他送命。
我们唱歌是为了防止麦克失去意识，我们唱歌是要嘲弄坐在车上看不见的死神，我们唱歌是为了表明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热爱生命，车上的任何人都别想轻易夺走这条命。然后开始下雨了。
我们一路往南开，迅速深入一个愈来愈偏僻的地带，四下只有小农场零星的灯光，标示出土地的尽头和海洋的起始。最后我终于看到我要找的那个高速公路出口，赶忙转下去，然后经过一段漫长的下坡，朝一个孤立的渔村驶去。我们绕过一个岬角的顶点时，雨势正大，同时看到海岸上一丛聚集的灯光。我来到这个村子，找到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起来很熟悉。
麦克陷入半昏迷状态，我的外套已经被他的鲜血湿透。我一手开车，不断试着要他保持清醒，千万别放弃。
我好希望自己没有开错路，同时弯过一个转角，看到一个公共喷水池环绕着枯萎的花朵，还有个旧水桶绑在绳子上，这才确定自己快到了。我停在黑暗中，从钥匙圈上找到迷你手电筒，照向那栋屋子的前栅门——我可不想扛着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去敲错门。
手电筒的光束照出栅门上一个黄铜名牌。黯淡又褪色，用英语写了屋主的姓名，还有他悉尼大学的外科医学学位——在这种偏僻的渔村执业，对素负盛名的悉尼大学大概并不是个太好的宣传。
我打开乘客座的门，把麦克扛到肩膀上，踢开了栅门，走向那栋破旧小屋的前门。还没走到，门就打开了，原来是医生听到屋外有车子停下，于是出来察看。他站在门内往外瞧，那张脸皱得像是没有铺的床，宽松的短裤之下露出细长的双腿，T恤褪色严重，上头印的脱衣酒吧大概几年前就掉了。他年纪四十出头，但因为喜欢喝酒，如果能活到五十岁都算是奇迹了。我不晓得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但因为栅门上的那块名牌，这一带的土耳其人都说他是悉尼医生，他似乎也完全接受。
我是在一个星期前认识他的，当时指挥官安排好之后，就派我前去探路。我跟他说我是个导游，要带一团美国人来这一带游玩，怕万一可能有紧急状况，需要他的协助。我想他一个字都不信，但根据各方说法，他不太喜欢土耳其当局，而且我们预付的一大笔现金也促使他不要问任何问题。
“你好，雅各布先生，”他说。雅各布是我当时在土耳其所使用的姓。他看着我扛在肩上的麦克，以及绑在麦克腰部那件被鲜血湿透的外套。“你们的旅游行程一定很辛苦，提醒我可别去玩。”以我的经验，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不会轻易被吓倒，这一点让我庆幸不已。
我们一起把麦克搬进厨房，尽管那位医生呼出的气息带着酒味，但从他挺直的背脊、割开麦克衣服和坏死组织的动作，我看得出他曾是训练有素且熟练的外科医生。
我设法回想以前所受过的医学训练，充当他的器械护士。我们把厨房的料理台用热水冲干净，成为临时的手术台；又从他的书房和卧室拿来台灯，好照清楚伤口。我们拼命设法让麦克虚弱的身体稳定下来，希望能撑到那辆直升机载着专家和急救的血浆抵达。
在那段痛苦的时间里，悉尼医生的手从没有颤抖过，决心也从没有动摇过。他随时兴起咒骂，同时从一层层酒醉和虚掷岁月的表象下，挖出各种他曾学到过的想法和策略。
结果没有用。麦克愈来愈虚弱，我们更努力奋战，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又逐渐衰弱下去。直升机抵达前十八分钟，麦克似乎叹了口气。他举起一手，像要是触摸我们的脸以致谢，然后就失去意识了。我们又继续更拼命，但这次没能拉回他，最后我们都逐渐停下来，沉默无言。
悉尼医生垂着头，从我站的位置，无法看到他的身体颤抖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某种更人性的因素。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着我，我看到他眼底的绝望和痛苦，那是因为有个人死在他手里而造成的。
“我以前是帮受伤儿童开刀的。”他低声说，好像是要解释他的酗酒、他这栋破烂的小屋、他眼前这种自我放逐的生活，还有他身上那种无边的痛苦。我点点头，多少明白在手术刀下失去一个年幼儿童会是什么滋味。
“他是你的朋友？”他问。
我点点头，然后他很得体地编了个理由离开厨房，留下我独自一人。我拉起床单盖住麦克的脸，希望能尽量让他保持尊严，然后说了几句话。那不算是祈祷，但出于尊敬，同时也希望他的灵魂还在身旁，我说了一些有关友谊、勇气的话，还有我多么后悔在崖顶时不守规则。
那医生又回来，开始清理，同时我走进他的客厅。此时直升机还要十四分钟才会到达，我的手机上有个短信，说他们已经找到村子后头有个隐秘的垃圾场，降落时不会被人看到。我努力不让声音颤抖，打电话跟他们说医护设备用不着了：现在他们要撤走的不是患者，而是一具尸体。
我必须处理掉那辆厢型车，于是就送给悉尼医生，算是对他努力抢救麦克的小小回报。剩下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土耳其的警察。为了设法查出他们的动向，我转向客厅角落里那架已经打开、声量调低的电视机。
上头正播放着一个土耳其语的新闻节目，但完全没提到那场狂欢派对的杀人案，或是警方正在追查我的事情。我拿起遥控器转台，看遍了当地的所有频道——肥皂剧、有土耳其语配音的好莱坞电影，还有另外两个新闻节目——但没有任何让我警觉的消息。
其他我又看了BBC、CNN、彭博新闻网、MSNBC……结果也都一样。
36
我一时之间无法呼吸。此时我还站在遗迹上方的悬崖上，回忆着往事，但想到当时在医生那栋破旧小屋里看电视，我忽然觉得肺里没了空气。
如果在那么偏远的地带，悉尼医生都能收看到英语新闻频道，那博德鲁姆怎么会不行？
我奔向我那辆菲亚特汽车。
此时还很早，路上的车辆不多，我飙车的速度几乎就像当年麦克躺在我旁边那样快。一路开到旅馆，我把车停在外头的人行道上，冲上门前阶梯，看到经理刚从餐室走出来。
“啊，”他说，满脸微笑，“那趟镜子和大玻璃的旅程成功了吗？”
“对不起，”我回答，“我没时间了。我得知道电视信号的事情。”
他看着我，很困惑——我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那个行李员跟我说过，博德鲁姆这里无法收到英语新闻频道，是真的吗？”
“这是非常的实话，”他回答，“那个叫作数字土耳其的大贼，只给我们一堆垃圾频道，没有英语新闻的。”
“但是一定有办法——我曾在这附近看过BBC、MSNBC，和其他的英语新闻频道。”我说。
他想了一下，转身打电话。他先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听着对方的回答，然后一手盖住听筒跟我回报。他说他太太认为有些人会买数字电视盒，可以接上一个欧洲卫星，收看到我问起的那些频道。
“这个服务叫什么——那个卫星？她知道吗？”我问。
那经理问他太太，然后把答案转告我。“天空。”他说。
天空是一家英国卫星电视公司，从我以前住在伦敦的经验，我知道收看是要付费的。这表示他们有用户，而如果大家要购买电视机顶盒，那么电视公司里头就会有用户名单。
我赶快回到楼上房间，打电话给英格兰的这家公司。总共转接了八次还是九次分机，我才终于碰上一个可以回答我问题的男子，他的北方口音好重，重到都可以配着约克郡布丁吃了。
他是负责欧洲用户的，他告诉我，我要问的那些频道，全都是天空电视公司旗下的特级艾斯塔卫星播送的。
“这个卫星的发射范围很广，不但涵盖了西欧，最远还可以到希腊。
“然后几年前，这个卫星的软件升级了，讯号更强，忽然间，只要有个三英尺的碟形天线，在土耳其也可以收看到了。当然，你还是需要数字电视盒和信号接收卡，不过这表示收看的人增加很多。”
“用户有多少，豪尔先生？”
“在土耳其吗？我们有住在那边的英国人，这是当然，他们带着电视盒和接收卡一起搬过去了。然后还有英国主题的酒馆或夜店，因为观光客想看足球赛。最后，还有喜欢那些节目的当地人。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一万个吧。”
“可不可以按照区域分开呢？”
“当然可以。”
“那在博德鲁姆这一带，比方说穆拉省，会有多少人呢？”我问，尽量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等我一下，”他说，然后我听得到他敲键盘的声音，“你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对吧？”他一边处理数据，一边找话聊。
“是啊，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喜欢运动和看电视，”我撒谎，“我只是想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
“查到了，”他说，“大约一千一百个用户。”
我情绪高涨。这表示在博德鲁姆的人可以收看我需要的电视台。我看着窗外，想象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正盘腿坐在一栋白色立体派房屋里，看着一架上头摆着天空电视盒的电视机。她从一堆不同的新闻节目里录下片段，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剪辑成一段话。一千一百个电视盒——我还没开始搜寻，就已经大幅缩减了可能的范围。
“如果扣掉英国侨民和酒吧，你想会有多少？”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