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学习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微小迹象，学习在其他人可能会死掉的状况下生存——我很快一路晋升。我第一次外派的驻地是柏林，去了不到六个月，我就第一次杀了人。
打从“空降师”成立以来，欧洲的行动就划入伦敦总部辖下，由机构中最资深的探员之一负责指挥。第一任担任这个职位的，是一位高阶海军军官，熟读海军战史。于是他便开始自称“蓝旗上将”，这指的是舰队里职位第三高的指挥官：正好就是他在“空降师”里面的位置。他自称的名字流传开来，但经过了几十年，就有了改变和讹误，最后大家都称他是“蓝骑士”。
我到达欧洲时，欧洲总部的指挥官正在策划一项很受重视的行动，大家似乎公认他有一天会回到华盛顿，接掌整个“空降师”的最高职位。他眼中表现优秀的人，也必然会随之升官，所以大家都争相博取他的认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林工作站于八月初派我到莫斯科——夏天是那个城市最糟糕的季节，热得让人受不了——去调查当地一个美国秘密机构的一些金融诈欺通报。当然那些钱是找不回来了，但我深入追查，才发现状况更严重得多——有一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员特地远赴莫斯科，即将把我们最宝贵的俄罗斯线人名单卖回去给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我很晚才得知有这样的会面，必须立刻下决定——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也不能再犹豫。就在我方那位资深官员要去跟他的俄罗斯联络人碰头时，我赶紧前去拦截。没错，他就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
我射杀他——在红场上开枪杀了“蓝骑士”，此时一阵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暴风呼啸吹过，带着亚洲的气味和背叛的恶臭。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值得光荣，但即使当时我很年轻又没经验，但还是很专业地杀掉了自己的上司。
当时我跟踪他来到红场的南端，那里有个儿童的旋转木马正在营业。我猜想播放音乐的喧闹声可以遮掩那个轻微的枪声。我从一个特定角度走近他——这个人我很熟悉，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我。
他脸上掠过一个迷惑的表情，几乎立刻就转为恐惧。“艾迪——”他说。我的真名不是艾迪，但就像我们这个机构里的所有人，我一开始做外勤，就用了一套假身份。我想这样对我来说也会比较容易，仿佛杀他的人其实不是我。
“出了什么状况——你来这里做什么？”他是南方人，我向来很喜欢他的口音。
我只是摇头。“Vyshaya mera。”我说。这是苏联克格勃的行话，我们都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最高程度的惩罚”——从某个人后脑喂一枚大口径子弹的委婉说法。
我一手已经握住口袋里的那把枪——袖珍型的PSM5.45，很讽刺的是，是一把苏联特别设计的小枪，只比打火机稍微厚一点。这表示你穿上剪裁合身的西装，也看不出来带了这把枪。我看到他恐慌的目光转向那些骑着旋转木马的小孩，大概正想到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么疯狂的地步。
我手枪没拿出口袋，直接扣下扳机——我想他穿了防弹背心，而这把枪发射的钢芯子弹可以贯穿背心上三十层凯夫拉纤维，和半英寸厚的钛合金防弹瓦。
在旋转木马的喧闹声中，没有人听见枪响。
那颗子弹射入他的胸部，出膛速度非常快，立刻就让他的心脏休克，瞬间毙命——原先设计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的。我伸出一只手臂，抓住往下倒的他，一手擦掉他前额的汗水，扮出我的同伴刚被热昏的模样。
我半抱着他走向一处大风中翻拍的空荡遮阳伞篷，来到一张没人的塑料椅，用结巴的俄语对着十英尺外一群正在等待小孩的妈妈们讲话，指指天空，抱怨天气。
她们微笑，暗自高兴又一次确定了斯拉夫人很强壮、美国人很虚弱：“啊，好热——很可怕，没错。”她们同情地说。
我脱下“蓝骑士”的外套，放在他的膝上，以隐藏那个染红的弹孔。我又朝那些妈妈们喊，说我要把他留在这边一下，去叫出租车。
她们点点头，其实她们比较关心旋转木马上的自家小孩，没兴趣搞清我在做什么。我想她们甚至没注意到我拿着他的公文包——更别说他的皮夹——匆匆走向克里姆林大道上的那些出租车。
等到有人发现他嘴角流出来的血而报警时，我已经回到几英里[6]外我饭店的房间里。我没机会搜过他所有的口袋，所以我知道警方很快就能查出他的身份。
之前出差到伦敦时，我曾多次去他家吃晚餐，跟他的小孩玩——他有两个刚上小学没几年的女儿。于是这会儿，我计算着他在汉普斯德那栋屋宅里的电话何时会响起，他的两个女儿何时会知道父亲死了。因为我自己的童年经历，所以比大部分人都知道小孩对这种事情的感受——怎么都不相信，设法想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庞大的恐慌，被遗弃的巨大空虚感。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停止脑袋里出现的那个场景——画面的部分是她们，但其中的情感恐怕是我自己的。
最后，我终于坐在床上，把“蓝骑士”公文包的锁撬开。里头我唯一有兴趣的是一张音乐光盘，封面是女歌手仙妮亚·唐恩（Shania Twain）。我把光盘放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光盘槽里，用一个算法程序去执行。隐藏在那些数字化音乐里的，是十九名俄罗斯线人的姓名和机密档案。如果“蓝骑士”把这张光盘成功交出去，那些线人就会遭到最高程度的惩罚了。
我研究那些档案时，看着那十九个人的人事数据，开始计算起那些俄罗斯人的小孩数目。不是刻意的，但我明白自己是在列出某种损益表。最后一边是十四名俄罗斯儿童，另一边是“蓝骑士”的两个女儿。无论怎么算都很划算。但这样还不够，因为那些俄罗斯姓名太抽象了，而“蓝骑士”的两个女儿则要真实很多。
我拿了大衣，背起我的过夜包，将那把PSM5.45手枪放在口袋里，来到高尔基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我从档案中得知，有几个俄罗斯线人的太太下午常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我坐在长椅上，从我所阅读到的外形叙述，确定有九个女人是线人的太太，她们的小孩正在想象中的沙滩上堆沙雕。
我走向前，凝视他们——我想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外套上有灼烧小洞的陌生男子，在栏杆外看着他们——我希望这些微笑的小孩所度过的夏天，能比我的童年更长。我努力让他们变得真实，一面忍不住想着，过往我失去了多少，现在就给予他们多少。算我天真吧。
我觉得自己老了些，但也冷静了些，然后走向一排出租车。几个小时前，我射杀了“蓝骑士”、匆匆赶回饭店时，曾拨了一个密码电话回华盛顿，于是知道一架中央情报局的喷气机（表面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阶经理人专机）会来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接我。
去机场的那段路，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旅程之一，一路都在担心俄罗斯警方已经查出我是凶手。等到终于踏上飞机时，我松了一口大气。但我的高兴只持续了十二秒。飞机里有四个拒绝透露身份的武装男子，但是看起来就像是特种部队的人。
他们递给我一份法律文件，我才知道，由于我杀了“蓝骑士”，于是已经成为情报圈最高等级的“重大事件调查”的调查对象了。那四个人的头儿告诉我，说我们要飞回美国。
他把我的权利念给我听，随即逮捕我。
07
据我推测，我们最可能的目的地是蒙大拿州。我望着喷气机的窗外，看着那些起伏的丘陵，几乎确定我们是在中西部。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资辨别的特征了——只有一座隐秘的简易机场，由一堆没有标示的掩体、十来个地下机棚，还有长达几英里的通电篱笆构成。
我们飞了一整夜，等到天刚亮降落时，我的心情很差。一路上时间很多，我可以把事情翻来覆去想很多遍，愈想就愈怀疑。如果那张仙妮亚·唐恩的光盘是假的，或者有人栽赃给“蓝骑士”呢？也许他是在进行一场我不知道的骗局行动——或是另一个情报单位利用他，把一堆假信息交给敌人。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也许调查人员会宣称光盘是我的，“蓝骑士”发现我才是叛徒。所以我才会不经请示，就把他当场射杀。
就连那些特勤人员催我下飞机、坐进一辆暗色窗户的越野休旅车时，我都还深陷在怀疑的迷宫中。门自动锁上了，我看到车内没有开门的把手。我进入情报世界至今五年了，而现在，在莫斯科过了忙乱的三天后，我可能会失去一切。
车子开了两小时，我们都还在通电篱笆的范围内，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孤立的牧场住宅前，周围环绕着干枯的草坪。
我的活动范围只有两个小房间，而且除了审讯者之外，无法跟其他任何人接触，我知道在牧场住宅的另一头，会有十来个鉴识人员仔细研究我和“蓝骑士”的生平，设法想从中间的种种足迹找出真相。我也知道他们会怎么审讯我——但任凭以往受过再多的训练，也不足以应付眼前被敌意审讯的现实。
四组人轮番审讯我，而且以下这个不是主观的评论，纯粹是记录事实：女人是最糟糕的——或是最优秀的，端看你的观点。其中身材最有曲线的那位，显然认为她衬衫不扣、身体前倾，不知怎的就更能问出实话。我称她为“魔术胸罩”。几年后，美国也把同样的讯问方式，用在关塔那摩湾基地的人犯身上。
我了解那个理论——那让你想起你所渴望的世界，那个欢愉的世界，离这个持续焦虑的地方遥不可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合作。而且容我这么说，这招很有效。被他们日夜反复逼问种种细节，想从中找出任何不一致，我真的累了——疲倦到骨子里。这样折磨两星期，你就会渴望另一个世界——任何世界都好。
有天晚上很晚，被连续讯问了十二个小时、毫无停歇后，我问“魔术胸罩”：“你以为我策划了这一切——然后在红场边缘射杀他？红场？我干吗这么做？”
“笨嘛，我猜想。”她平静地说。
“他们从哪里把你招募来的？猫头鹰餐厅吗？”我大吼，第一次抬高嗓门，而这是个错误。现在分析师和心理学家团队正透过隐藏摄影机观察我，他们会晓得我被击中要害了。
我只希望她当场也吼回来，但她是专业人员，声音还是很冷静，只是身子更往前倾斜，衬衫上少少的几颗扣子绷紧了：“要是你好奇的话，这对胸部是真货，而且完全不是靠胸罩的效果。当时旋转木马播放的是什么歌？”
我真想掉头离开，但还是按捺住怒气。“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再说一次吧。”
“《仿佛青春气息》（Smells Like Teen Spirit）。”我是说真的，那是现代的俄罗斯，很多事情都让人想不到。
“你以前听过这首歌吗？”她说。
“当然听过，那是涅槃乐队（Nirvana）呀。”
“在红场上，我的意思是，你去事先侦察地点时——”
“我没有事先侦察过地点，因为我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我低声告诉她，左边太阳穴开始抽痛。
他们终于让我去睡觉时，我觉得她赢了。当你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屋子里，渴望着自由，几乎要沉沉睡去时，无论你有多么无辜，会这么想都很惨。
次日清早——我猜想是星期三，但其实那是星期六，可见我茫然到什么地步——我卧室的房门没锁，管理员在门背后挂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他第一次开口讲话，要让我去淋浴，而不是平常在角落的脸盆擦澡。这种技巧我也知道——让我以为他们开始相信我了，鼓励我也该相信他们——但到了这个阶段，我差不多已经完全不在乎任何心理战术了。
管理员打开通往浴室的门就离开了。那是个白色的房间，毫无装饰，天花板和墙上钉着一些有环螺丝钉，暗示着这个房间有更险恶的用途，但我不在乎。我刮了胡子，脱掉衣服，让水冲下来。洗完擦干身体时，我看到一面全身镜子里赤裸的自己，停了下来——好陌生，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了。
来到这个农场大约三个星期，我瘦了约二十磅[7]，而且就我记忆中，从没看过自己的脸这么憔悴。我的外形因此老了好多，我看着镜中的影像，一度觉得那是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我不丑：我个子很高，而且因为过去这个在欧洲度过的夏天，我的头发夹杂了一些金色。
由于这段时间的审讯，减掉了腰部和臀部的赘肉，我的体态很好——不像电影明星练出了腹部的六块肌，而是每天练习以色列近身格斗术四十分钟所带来的健美。根据内行人说，在纽约第一百四十街以北的毒贩间，这种自卫术是评价最高的徒手搏斗形式。我总觉得，如果专家们觉得好，那我也会觉得好。在未来，几年后的某一天，正当我孤单无援又绝望时，这种自卫术也将救我一命。
正当我站在镜前打量，不晓得自己是不是真那么喜欢镜中这个家伙时，我忽然想到，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在看。“魔术胸罩”和她的朋友大概正在镜子的另一头，也在进行他们的评估。如果要拍经典色情片《深喉咙》（Deep Throat）续集，我可能不会是任何人心目中的男主角人选，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不，激怒我的不是这个，而是那种侵入我生活每一个部分，不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证据，以及消磨人心地坚信：你做一件事一定别有所图，不会只因为你相信那是对的。
以色列近身格斗术教练会告诉你，大部分人打架时犯的错误，就是以拳头用力打别人的头。还没伤害到别人，你自己的指节就会先受伤。因此，真正的专家握紧拳头时，会利用拳头的侧边敲击，就像用锤子敲打铁砧那般。
根据教练说的，一个相当健康的人挥出这么一拳，敲击点所承受的力道是四牛顿。你可以想象这对某个人的脸会带来什么效果。或是对一面镜子。那个镜子破裂四散，碎片落在地上。最令人惊讶的是后头的墙壁——光秃秃的。没有双向玻璃，什么都没有。我瞪着那片空墙，想着被击垮的或许是我自己。
淋浴又刮好胡子后，我回到卧室，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坐在床上等待。没有人来。我过去敲门，发现门没锁。啊，又在耍花招了，我心想——他们现在对我可真是太信任了。否则，就像某一集《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里的剧情，我会发现这个房子是空的，而且好几年没人住了。
我走向起居室。之前我没去过，但反正就在那里发现了审讯团队，大概有四十个人，朝着我微笑。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他们要拍起手来。那个团队的头儿是一名男子，他的脸像是由各种零件拼凑成的。他说了一些话，但我实在听不太懂。然后“魔术胸罩”伸出一只手，说一切都只是工作，希望我不要记恨。
我正想建议她一起去楼上，让我领教一下她的暴力功夫，其中一些动作当然是充满性暗示的。但此时那个头儿说的话让我停下——因为我判定，一个刚收到美国总统亲笔信的人，实在不该有这么不得体的想法。在醒目的蓝金两色总统徽记下，这封信说，经过了彻底而周密的调查后，已经确定我没有任何不法行为。总统谢谢我，说我表现出“远远超过职责”的大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