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那通电话打来时,我跟其他团队成员正坐在乌菲齐美术馆的员工自助餐厅,慢吞吞喝着一杯接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那主任接了手机,然后转向我,但声音大得每个人都能听见:“底片上有影像了。”
我们匆忙跑过几条安静的白色走廊,碰到馆方正带着一群捐赠人士在进行幕后导览,那些有钱人被我们吓了一跳。然后我们进入货运电梯,朝会议室跑去。
在一段距离外,隔着会议室的玻璃墙,我们看到技师们围着两个计算机大型屏幕,看着一名技师操作键盘,旁边的水冷式硬盘飞快旋转着。
那主任全程都陪着我。“他们在硝酸银上头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会数字化,放进磁盘里,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我们冲进门。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两个人的影像,站在那个书房里。如果还有任何特征能辨识访客身份,那就是额外的收获了。
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唔,也不是完全没有,而是一片各种深浅不同的黑暗,就像看着一个无月之夜的池塘。那主任一定是看到我脸上的焦虑。
“别紧张——时候还没到,”他说,“他们会用软件加强影像,然后在缺漏的地方,设法用周围的片段填补起来。就跟修补受损湿壁画的方法一样。”
但我还是很恐慌,要是他知道这事情牵涉到的后果有多么重大,一定也会跟我一样恐慌的。操作着键盘的那名技师很年轻,皮肤白得像墙壁一样,他正在连续不断输入指令。我看着他脸上那种强烈的、近乎宗教般虔诚的专注表情:他绝对没有放弃,我因此觉得放心了些。
一开始进度很缓慢,几乎难以察觉,但逐渐地加快速度。随着硬盘旋转得更快,一个形影从黑暗海洋中浮现出来。从一系列控制器上的警示灯开始闪着黄褐色,我看得出他们把整个系统逼到接近极限了,但那些人可不打算退让。我从黑暗的池水中看出一部分的房间:树枝状吊灯的片段、窗子的轮廓、壁炉的边缘。这绝对是“法国屋”的书房,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想有一个人的影像了,”那个苍白的技师在鼓掌声中说。他指着黑暗池塘的一部分——比其他部分都黑,但里头有个蒙胧的轮廓,用一个电子方框圈起来,持续加入光点和像素,于是皮革安乐椅也出现了。我看得到了!
尽管屋里有冷气,但我还是双手汗湿,看得出椅子上一名男子模糊的头部、弯曲的手肘,以及一部分的脖子。那几乎可以确定是道奇。技师继续处理,警示灯的闪烁速率更快了,安乐椅周围的黑暗水面变得更清晰。
道奇旁边没有人。
即使如此,那个主任和他的团队还是转向我,兴高采烈地大声庆祝着。他们设计并执行的计划成功了:从一种几乎前所未闻的媒材上,他们救回了一幅影像。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样无疑地,也对我毫无帮助。
“怎么了?”他们看到我的表情后,纷纷问我。
“我本来就知道有个男人坐在那张椅子上。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人。我需要两个人。第二面镜子的状况怎么样?应该会拍出房间的另一个角度才对。”
我们转身:苍白技师和同事已经把第二个影像投在屏幕上了。不必是计算机图像处理专家,也看得出这张图的质量差很多——那片海洋的黑色更深、光线更淡,而且充满了阴影,简直就像在水底下。
那些技师的动作更快了。于是黑暗消失了,键盘前的那个技师再度把书房的片段从水底陆续拖出来。部分的椅子和书桌出现,但形状要模糊得多,而且警示灯转成了黄褐色,有的甚至开始闪着红色。我的希望往下笔直坠落。
那些技师自己看起来也很沮丧,频频往上看着更多的警示灯变了颜色,但屏幕影像还是没有太多改善。
运气就是有这个缺点,我心想——你早晚会用光的。我感觉到那个主任和其他团队成员纷纷偷眼朝我看,他们知道我一定很失望,也很好奇我会有什么反应。
所有的警示灯全都变成红色,我知道那些技师已经不再试图增强影像了——他们已经达到了技术的极限。那个半成形的书房影像停留在屏幕上,像是默默地提醒着我们的失败。苍白技师朝屏幕凑得更近,指着那片黑暗中的一部分,用意大利语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主任和其他团队成员都看着他指的那个点,但显然没有人看得出什么。
那个技师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他也怀疑自己的眼睛。但他用方框圈住那个部分,不理会那些红灯,把那块区域放大,继续操纵着画素,想设法从中得出真相。
什么都没有。
他的同事也插手,打了一个指令。方框内的颜色翻转——黑色变成白色,变成了负片。忽然间,我们全都看到了——一个几乎没有轮廓的垂直形体。那两个技师一起迅速处理,把软件和硬盘逼得超出了运作极限。警示方格跳出来,但一出现就被他们取消掉。那些红灯不闪了——成了一条持续发亮的红光。
两名技师还是继续努力,但画面看不出有任何改善——一个结实的形体在逗弄我们,就这样。然后他们把负片的画面翻转回去,拿掉方框,取消放大,让画面恢复正常。
出现了!很模糊,像幽灵似的,但那个形体已经变成一个人站在壁炉前。要辨识出任何具体细节都不可能,甚至看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但是无所谓。房间里绝对有两个人。
主任和他的团队瞪着屏幕一会儿,然后欢呼起来,同时两个技师起身,跟同事们拥抱。
我的目光从屏幕上别开,露出微笑,开始为他们所有人鼓掌:他们还不晓得,以后也永远不会晓得,但探路人又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了。
29
我走出橡木大门,外头的夜晚好凉爽又好清新,因而古老的鹅卵石路面和文艺复兴的建筑外观显得特别鲜明,像是某种电子游戏里的景观。只有街道上的人潮和完全没有出租车,让我相信眼前一切是真实的。
我有两个电话要打,拨完第一个号码等对方接时,我就走过了修复工坊外的监控摄影器,来到一条宽阔的大街上。
蕾拉·库马利接了电话,我没有寒暄或客套,立刻就告诉她,我有一张照片显示出道奇死前六分钟时,和另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电话另一头好半天只有震惊的沉默。
然后我告诉她,乌菲齐美术馆修复工坊的主任正在准备一份完整的报告,很快就会寄给她,同时会附上照片的副本。
“我会通知我的同事。”最后她终于说,掩不住声音中的挫败感。我确定“海绵宝宝”和他的哥儿们一定会气得半死。
“看起来没办法了,”她继续说,“我们今天晚上会开启一个凶杀调查案。”
“很好,”我说,“很好。”
“你原先怎么知道道奇不是一个人在家?”她问,以前对我的鄙夷又悄悄回来了。
“是那些药物——还有双筒望远镜。看烟火不需要望远镜的。”
“那他为什么带了望远镜?”
“你得一步一步推回去。有个人显然知道怎么偷偷进入那栋大宅。”我告诉她,一边还设法想招到出租车。
“这个人进了屋子,在书房里找到道奇。而且这个人是他的朋友,或至少认识——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他就会发出警讯才对。
“我几乎确定,访客假装很痛苦,然后告诉了道奇一些话,让他很惊慌,克服了药物带来的性冲动和混乱疯狂。”
“告诉他什么?”她不耐烦地问。
“如果你重新去看你们访谈他那些熟人的问话内容,至少其中6个主动说他很爱他老婆。”
“没错。”库马利说。
“卡梅隆那天晚上搭直升机去夜店玩。所以我猜想,去书房的那个访客告诉道奇,说直升机在海湾里坠机了。”
沉默。库马利没响应——只是猛吸了口气。
“毫无疑问,道奇会相信那个访客的话,”我继续说,“庄园里有个停机坪,他会以为她本来是要回家的。
“他努力让自己清醒点,抓了双筒望远镜想去搜寻海上,他和访客就这样跑上草坪。他没抬头看烟火,而是看向海面——他愈接近岬角尽头,就愈有机会看到些什么。所以他才会选择观景凉亭旁边四米的那个地方:那里没有任何树荫,唯一的树是在悬崖下方的半途,这样他就可以把整个海湾看得更清楚。
“当他没看到任何动静——当然了,因为根本没坠机——他就爬到围栏上,或是跨过去。
“他把双筒望远镜凑在眼前时,感觉到背后有人推他。对凶手来说,感觉上根本不像谋杀——只是轻轻推一下而已。
“推得很轻,事实上,你们用假人测试时,也完全符合失足坠落的样子。”
我只说到这里:没有必要重述他经过悬崖壁面、摔在底下的岩石堆里——这一点没有争议。
库马利没回应,最后我不得不问:“你还在吗?”
“我在,”她说,“我会确保不要把任何人的护照发还,马上就会开始侦办。我会拟一份名单,列出他接触过的所有人。就像你刚刚说的——访客一定是他认识的人。”
“可以扣掉卡梅隆和其他直升机上的人——他们不可能去屋里找他。另外你之前说得没错——我不认为这是职业杀手做的。凶手就是他朋友圈里面的人。”
这桩谋杀里还有另一个元素她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就算是个小签名吧,但搞得我非常愤怒。我很确定道奇长裤上的那条线,是故意放在栏杆上,好让警方推出凶手想要的结论。
这个凶手完全遵照我书里面提到过的程序。
30
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时,也同时听到了坏消息。
我跟库马利刚讲完电话,就看到一辆空的出租车,于是我急忙闯进车阵里拦住。这些意大利驾驶人开车太疯狂了,前面的行人能幸存真是奇迹,但总之我爬上车,请司机载我去机场。
我要尽快赶回博德鲁姆,一等我在出租车上系好安全带——以那个司机的开车方式,我真希望那是赛车专用的全套安全带——立刻打了第二通电话。是给班·布瑞德利的。
他接了电话后,我跟他说我人在佛罗伦萨。“我们可以继续查案了,”我兴高采烈地说,“那是谋杀——请通知其他相关单位。”
“我试了两小时,一直想跟你联络。”他说。
“对不起,”我回答,“我把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了。”他会打电话给我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帮“低语死神”传话。我知道不可能有好消息。
他絮絮叨叨说着有关东城旅店的谋杀——但那只是伪装——然后提到我们有些同事进行了一连串测试,建立计算机模型,这些事我必须知道。
班不明白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传话而已——所以问他问题也没有意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听,同时一颗心直往下沉。
他说那些人得出一个有趣的日期:9月30日。
“不过你也知道那些计算机宅男的作风,”他继续说,我感觉他是照着稿子在念,“你不能把时间抓得太紧。他们说要有两个星期的应变期间,以防任何预料之外的问题——所以他们说是10月的第二个星期。”
我挂断电话,坐在那边动也不动。从班传来的话,我知道“低语死神”之前下令一个团队建立了模型——大概是假装成某种战争游戏——看一个平民若要利用一般可以公开取得的设备,大量生产天花病毒,需要多久的时间。由此,他们计算出9月底前可以完成,然后加上两星期的余裕。
我们现在有了个日期了——所有时间、所有事件、所有希望,全都汇集到这个时间点。姑且定为10月12日吧,我告诉自己——哥伦布日。也是我母亲的忌日。
31
海关官员打开撒拉森破烂的行李箱时,发现里面有叠得很整齐的长裤、两件正式衬衫,一组医生用的听诊器和温度计,还有一本《古兰经》,和一本英文杂志。那本杂志不是《经济学人》或《英国医学期刊》,而是叫《爆乳克星》,里头每一页都有至少一张D罩杯的图片。
那两个海关官员什么话都没说,但是默默交换一个清楚的眼色,他们显然在说:“外表虔诚,但事实上还不是如此。”
要是那两个人稍微用心些,就会注意到他把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装在手提行李内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拉链袋内,好像要隔开其他不得不共处的污秽。那本杂志是撒拉森在贝鲁特机场买的,以防万一德国移民局人员把他带到面谈室去盘问。以目前的世界现状来看,要是你必须穿越国境,当个伪君子要比当个虔诚信徒要来得安全。
但他其实不需要那本杂志。一如计划,他在上午的尖峰时刻,来到欧洲最大也最繁忙的法兰克福机场。他从以往的经验得知,当排队通关的队伍很长,而且移民局官员疲倦又过劳时,审查旅客就会马虎得多。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之后,他来到一个穿着黄褐色制服的年轻官员面前。那人瞥了黎巴嫩护照上的照片一眼,再看看眼前微笑的男子:好西装,络腮胡修得只比胡茬长一点,英俊的脸。根据他所填写的入境卡,他是个医生。
“你的来访目的?”那个年轻官员问,先用德语,然后看到对方茫然的眼神,就改讲英语。
“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撒拉森回答。除了金融业,法兰克福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主办大型会议和商展——全都在特别建造的展览场地。撒拉森拿出机票和网络上买来的会议通行证,放在柜台上。那个官员几乎没看他,但撒拉森知道,就是这类细节——就像那本色情杂志,还有在大马士革时他指甲缝里的泥巴一样——让他的伪装身份变得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