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我那家旅馆的经理带领着两辆破烂的卡车来到“法国屋”，外加八个帮手，看起来像是白天出狱工作的囚犯。我这样以貌取人真不应该，结果他们是我见过最优秀、最努力工作的人。
他们是那经理临时通知，设法找来的朋友。我在大宅前跟他们碰面，说我会付工钱，但他们全都拒绝了。
“这些人说，关于今天的钱，他们没有爱，”那个经理算是帮我翻译。我愈听他讲话，就愈觉得他像那种在线翻译软件。“有机会看到这个大庄园，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他说。
显然就像博德鲁姆的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没见过那道高高栅门里的情况，所以那经理一打电话找他们帮忙，他们简直求之不得。我带着他们绕过屋子，走向后阳台时，碰到了库马利和她的同事正要出去。两组人马在小径上相遇，一时之间有点尴尬，但那个经理让到路旁，他的朋友也跟进，好让警察们过去。
当时我站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看到旅馆经理的脸。当那个一副贪腐相的警官经过时，经理脸上的鄙夷表情太明显了。然后那经理转身，看到我在看他，于是露出微笑。等到警察走远了，他走到我旁边说：“他就是我们喊他“海绵宝宝”的男人。”
所有工人都点点头。“海绵宝宝？”我说，“跟那个卡通的名字一样？”那经理点头，比了一个吸吮的动作。
“啊，”我说，“大海绵。”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互相搓一搓，那是举世通用的贪污标志。经理和他的朋友大笑，其中一个还朝地上啐了一口。那一刻，我们超越了所有语言，然后我们转过了屋子的转角。
我先给他们一分钟欣赏四周的景观，然后带头走进落地玻璃门，来到书房。其中两个人是木匠，他们开始讨论起要如何制作条板箱以保护镜子，同时其他人则回到外头的卡车上，去拿梯子和工具。
我漫步走到外头的草坪上，打电话到联邦快递公司，希望他们能赶紧来收走这两面镜子，空运到佛罗伦萨。我正在等他们的客户服务人员回电时，那个经理匆匆走到我旁边，显然很心烦，要我跟着他进屋里去。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们一定失手砸破其中一面镜子了，但紧接着就想到，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会听到声音。
我暂时放弃联邦快递，跟着那个经理走上露台，进门来到书房。我停下来。那些工人沉默着站在一边，全都看着我。他们已经把两面镜子都从墙上拿下来了，于是我看着原先挂着镜子的锤琢石面墙壁。
我第一次看到那两面镜子时，觉得跟整个房间很不协调，但归之于某个人的怪品味。结果不是——那些镜子是用来遮住两个刻在墙壁上的巨大纳粹党徽。而且不是随便刻的，而是雕凿得很出色，每个上方都有纳粹德国的鹰徽。我瞪着那两个党徽，想到小时候去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的集中营时，曾在那里的指挥官办公室里看过纳粹党徽，刹那间，我再度看到那个女人，怀里抱着婴儿，还有两个小孩紧紧牵着她的裙子。
我走向那两个党徽，旅馆经理和他的朋友们注视着我，大家似乎都面有愧色。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但他们都知道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我想他们发现这种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城市，一定都觉得很不舒服。
虽然很不想碰，但我还是伸出手，手指沿着雕凿的痕迹摸了一下。上头积了很厚的灰尘：这两面镜子已经挂了好多年了。
我转向那些男人。“为什么大家说这里是‘法国屋’？”我问。
26
这栋大宅原来不叫“法国屋”，一开始不是。当初盖好的时候，大战才刚结束，大宅的名字是法文LaSalled' Attente，意思是“等待屋”。等待什么？我很好奇。
这会儿我和经理一行人坐在一楼露台通往草坪的阶梯上，爱琴海在我们面前展开，温暖的微风拂过我们上方的棕榈树。那些人拿出他们的午餐，坚持要我分享他们的橄榄、奶酪和柴烤面包。后来我还得拿出联邦调查局的徽章，跟他们说值勤时禁止喝酒，才总算谢绝了葡萄酒和茴香酒——他们好像每一口食物都要配上一口酒。我很高兴他们在午餐之前就把镜子从墙上拆下来。
我们的对话一片混乱，但不是因为酒。所有人，包括那个经理，对于这栋大宅的历史都有自己的版本。他们都不够老，没亲眼见识到当初盖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版本，都是从祖父母辈说的故事听来的。
他们全都一致同意的，就是这栋房子是一个女人盖的。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在1946年，当时二次大战才结束一年，有七百万人死亡的德国还是一片废墟。根据老一辈的说法，那个德国女人的家族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把资产转到瑞士去，因此她的财富完整无缺。或许这是真的：有些德国人的确做了这样的事情——去问瑞雪卢私人银行的那些人就知道。
大家的一致说法是，当时那个女人搭飞机，来到米拉斯只有一条青草跑道的小机场，转搭汽车，在午餐时间过来看了这块地，两小时后又搭飞机离开。过了几个月，一组建筑团队就来到这里。
当时博德鲁姆没有什么马路，因此所有的工匠和工程师，还有建筑材料，都是由驳船运来。那些建筑人员很憔悴，全都是德国人。他们建造了工人宿舍和一个野战厨房，跟村民完全不来往，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两年后，房子盖好了，最后一批工人拆掉了他们的简单工棚，完成了花园造景，然后离开。他们来过所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悬崖底部那个小海湾，只有开船才能进入。那是驳船的停靠处，而且他们每天晚上都在那边游泳。“这片沙滩，”那个经理说，“我们博德鲁姆人就称为——”
“德国海滩。”我说。
那些人告诉我，尽管花了那么多钱辛苦建造，但没有人住在这栋大宅里——至少不是永久性的。一开始，每隔几个月，屋内的灯光会亮起，然后持续一星期之类的，接着又是一片黑暗。大家都猜测这里是个度假别墅，但精心种植的树木和这片土地的隐私性，让当地人根本无法看到那些来暂住的度假客一眼。
等待屋，我再度想着——好奇怪的名字。“那为什么会改名呢？”我问他们。
那个经理大笑，不必问其他人。“非常简单，”他说，“LaSalled' Attente的发音对当年的渔夫们来说实在太复杂了，念不出来。他们听到时知道是法文，所以他们就耸耸肩，说那是‘法国屋’。多年下来，就慢慢流传开来，所有人都喊这个名字了。”
那些人说，过了两年，树荫长得愈来愈浓密，别墅似乎陷入长眠，后来就每隔好几年才会有人来住。
然后，观光业改变了这片海岸，一开始很慢，后来愈来愈快。港口里冒出许多游艇码头，岬角上也盖了其他漂亮的别墅。然后，大约八年前，一个没有人认识的男人来到这里，打开了那栋大宅的门。几个星期后，一组组来自海外的装修工匠抵达，开始整修这栋豪宅，甚至还装设了最先进的安保系统。终于，这座“法国屋”在21世纪焕发了新的生机。
那个夏天开始的几个月前，一个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该让这栋豪宅赚点钱回来了：现在度假人士可以租“法国屋”了，一星期租金二十万美元。
对于这个惊人的数字，在场的人露出微笑，耸了耸肩没说话。
“当初盖这栋房子的那个女人，她是谁？”我打破沉默，想着那两个纳粹党徽。
他们摇摇头：这是个谜。那经理看了看手表，跟大家说他们最好开始把镜子搬上卡车，否则就无法准时送到机场了。大家塞好酒瓶的软木塞，站起来走向露台。
我转身走向花园。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着大宅。这栋房子果然很不祥，我当初在车道上第一眼看到的印象是对的：盖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隐私。但为什么叫等待屋呢？多年前短暂来这里居住的那些人，他们又是谁呢？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到——也许是因为那片广阔的海面，也许是因为远处海平面出现的一艘货轮——但我已经学会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艘船，我心想。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一艘船。
那个经理来到露台，朝我挥挥手。“镜子已经装载完毕了，”他喊道，“我们现在只需要你这个人。”
我微笑往上坡走，跟着他们一起前往米拉斯机场。
27
我坐在驾驶舱内，于黄昏时分飞到佛罗伦萨，此时天空晴朗无云，整个伟大的文艺复兴城市就在我下方展露出种种令人难忘的美。这架联邦快递货机为了帮联邦调查局的忙，特别从伊斯坦布尔临时改道，去米拉斯载那两个装了镜子的大条板箱。
飞行员一个是英格兰人，另一个是澳大利亚人。上机后，他们就邀请我坐在驾驶舱里面的一个空位。要是早知道他们整个航程都会讨论板球，我就会待在后面了。
一辆乌菲齐美术馆的卡车来到停机坪跟我们会合，然后三个美术馆的仓库人员和那两个板球发烧友一起合作，只花几分钟就用吊车把那两个大条板箱从机腹弄出来，装到卡车上。就像世上的任何城市一样，佛罗伦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但再度来到这里，却让我高兴不太起来。上一次我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是跟比尔在一起，再一次，我对自己以往对待他的方式后悔不堪。
我们在暮色中进入市区，沿着五百年来少有改变的窄小偏僻街道，停在一道我还有点印象的巨大双扇橡木门前。修复工坊就在美术馆旁的另一个园区，里头有一连串地窖和仓库，石墙厚达六英尺。这里一度是梅迪奇家族储藏谷物和葡萄酒的地方。
几架监控摄影机检查过街道上的每一寸角落，然后橡木门往后打开，卡车驶入一个巨大的安保区域。我下了车，看着高科技控制面板、武装警卫队、一排排的闭路电视屏幕，以及挡在工坊外头的巨大的钢制栅门。这个地方跟我多年前来访时已经大不相同，但我并不惊讶。乌菲齐在1990年代初曾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攻击，现在馆方显然不会冒任何险了。
两名警卫走上来，用手持扫描仪扫描了那两名仓库人员和司机的指纹。虽然那些人彼此相识已经好几年了，但警卫还是得等到中央数据库确认他们的身份，钢制栅门才会打开。卡车和载运的货物驶入门内消失，把我留在外头。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出现，帮我安排照相以制作临时通行证，然后跟我说主任和他的团队正在等我。
我把通行证别在外套上，一名警卫用铜丝绕住我的脚踝，尾端留一截垂在地上：我衣服或鞋子所产生的静电，都会被那些铜丝带走，传到地面上，以防止任何产生火花的危险。在历经抢劫和恐怖分子攻击后，这类工坊最怕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火花，会引燃艺术修复所使用的种种易燃化学物质。
乌菲齐最擅长的是修复大型油画和湿壁画，另外，尽管我上次来过之后有很多改变，但主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还是有这次修复所需的巨大照相银板和化学浸泡药水。这些设备很快就能决定我任务的未来命运。
穿制服的男子带着我进入电梯，我们下降六楼，然后我走进一个看似会议室的房间：四面不透明的玻璃墙，一张长桌，桌子的一侧坐着两名技师，他们面前的计算机屏幕连接着一大批硬盘。
三名女子和六名男子站起来迎接我。其中一个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是修复工坊的主任。他年轻得让我惊讶，但长长的头发已经全白，我猜想，毁掉无价艺术作品的风险，一定让他饱受压力。他说我们通过话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聚集在这个会议室里头的人员就拟出了一个设法从镜子还原影像的策略。但是，他说，他们没有人抱着太大的希望。
“不过呢，”他微笑着补充，“有时候就连艺术修复人员也可以制造奇迹。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于是他按下墙上的一个开关。四面不透明玻璃墙变成全透明，原来那些墙是液晶材质所制造的。
我们站在一个玻璃立方体内，悬吊在半空中，往下看着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个大得像足球场的空间至少有六英尺高，顶部是纯白的拱形，年代大概比梅迪奇家族的显赫时期还要久远。在这么巨大的空间里，种种设备显得很渺小，包括用来举起大型纪念雕像的水力起重机，把油画抬高或放低的起重架，大得足以容纳一座埃及方尖碑的不锈钢清洗池，还有一个用来去除大理石或岩石上累积几世纪污垢的蒸汽室。而在这些设备间移动的，有电池供电、低噪音的堆高机，小型的移动式起重机，还有十来个穿着白色刷手服的主管和专家。好个工坊——看起来简直像是美国航天总署的所属单位。
几乎就在我正下方，有一幅提香的油画正在清洗；不远处，几名男女在清理一对青铜双扇门，那是贝尼尼的作品，我在梵蒂冈看过。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组固定在墙面上、紧密拼接在一起的联板作品。这是以修复专用的大型摄影板所制作的，放在那里是为了启发或纪念这个工坊一件出色的修复作品。
上头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那是实物尺寸，鲜活得就像是昨天才画好的。刹那间，我觉得仿佛回到五百年前，可以体会人们走进米兰的感恩圣母堂，第一眼见到这幅画作的那一刻。
工坊主任戴着一个无线耳麦，指着靠墙的两个镀金镜框。两面镜子已经取出来，以起重机悬吊在上方。我们看着起重机把镜子放低，浸入一缸蓝色液体溶剂中。他们希望这种溶剂可以把底片从玻璃上分离出来，而不会损及底片。要是失败了，或者硝酸银破裂散开，那我们所有人就可以回家了。
紧接着，一个大帐篷几乎立刻往下罩住那一缸溶剂，挡掉所有光线。“如果他们可以把硝酸银分离出来，那就得把它当成负片处理——不能照到光线。”那个主任说。
我满心怀疑。到底有多少希望？当然，乌菲齐美术馆曾修复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圣母怜子像》——之前被一个发疯的澳大利亚人拿着铁锤攻击而损伤。但就连他们，也不相信可以从旧镜子里取出影像。
那个主任按着耳朵上的耳麦，听了一会儿，然后转向我们其他人：“成功了——他们已经完整取出底片了。”
其他人纷纷微笑鼓掌，主任转向我：“他们会把底片放进一片结冻的凝胶上，予以固定，然后拿去暗房处理。”
两分钟后，几个穿着白色刷手服的男子推着一台大型推车走出帐篷，进入一部透明的货运电梯。我看着那两面镜子包在锡箔毯里，缓缓上升。
那电梯升到拱顶空间上方，停在一个积木似的悬臂式房间，我想那就是暗房了。
“可能要等一阵子，”那主任说，“不过一等他们‘冲洗’出来，技师就可以告诉我们，那些底片是不是拍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