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米拉斯很快就被我抛在后头。我驶经一片片橄榄林，还有充满立体派白屋子的小村。在远方的丘陵上，我看到几座废弃不用的磨坊风车，但就是看不到我需要的东西。
我想找个停下来不会显得太可疑的地点，是那种初来乍到的美国探员可能会暂停下来享受阳光、检查手机短信的地方。又开了几英里后，经过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头有个小清真寺和一个热闹的农夫市场——看起来几个世纪都是那个老样子——我绕过一个大弯，看到右边出现一家视野一览无余的餐馆，我来到海边了。
我开进那家餐馆的停车场，停在露天用餐区的好一段距离外。我下了车，打开手机，望着屏幕，看似在检查短信，同时绕着那辆菲亚特汽车踱步。这一切其实是在演戏，演给可能跟踪我的人看。我知道手机里不会有短信——我真正做的，是打开手机里面一个中央情报局技师们帮我安装的程序。接近车尾时，手机开始发出哔哔声，而且愈来愈大声。在右后轮的轮弧内侧某处——我猜想，从后行李厢可以通到那里——被装了一个追踪器，毫无疑问，是土耳其情报局的人装的。他们想知道我在哪里，这点我并不惊讶，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追踪的方式。任何经验丰富的情报员都会告诉你，要甩掉跟踪者，还不如丢掉一辆车要容易得多。
我很高兴没有人跟踪，于是关掉手机电源，拿出电池，一起放进口袋，然后转向海景。难怪这家餐馆挤满了人：起伏不平的丘陵往下降入爱琴海，整个博德鲁姆就在我眼前展开。此时接近黄昏，阳光照遍众多游艇码头，以及环抱这个城市的两个海湾。一条海岬从两个海湾之间伸出去，在阳光照耀之下，海岬上那座城堡的城墙更加显眼。这座雄伟的城堡是15世纪的十字军所建造的，我记得名叫圣彼得城堡。
超过十年没见，这个城市成长且改变了，但昔日回忆仍不断涌上心头。一时之间，我仿佛又是那个年轻的情报员，看着高级饭店的灯光在水面舞动，听着大量夜店流泻出来的音乐充斥在夜晚的空气中。一个刚开始充满成功迹象的任务，怎么会到头来变成那样的大灾难？
我试图抛开回忆，走向一具大型双筒望远镜，这些望远镜以三脚架固定在地面上，游客只要花几块土耳其里拉就可以使用。我把硬币投入，观察着悬崖上那些奢华别墅和一艘艘亮眼游艇的惊人细节，这些游艇全都太大了，地中海或爱琴海的任何游艇码头都停不下，于是只好离岸下锚停泊。我扶着望远镜扫过那些游艇，往上抬高，在一处岬角的大片庭园间，找到了一座孤立的大宅。
这座大宅是五十年前盖的，有高高的柱廊、藤蔓覆盖的凉廊，以及一级级阶梯状的露台，带着一丝淡淡的古罗马气息。宅内的遮光板紧闭，在那片岬角逐渐黯淡的午后光线下，似乎栖息在一片忧思的阴影中。尽管外形很壮观，但我并不喜欢这栋大宅：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它似乎还是带着某种不祥。我对这栋大宅所知不多，但我知道它就是“法国屋”，而且道奇就是在那片广阔草坪的尽头坠落身亡的。
我回到车上，开向博德鲁姆，回到我的过往。
16
我预订入住的那家旅馆一点也不时髦——我的意思是，大家不会抢破头想住进去。时髦的旅馆都在滨海区，附近有二十四小时的香槟酒吧、露天舞厅，还有乌克兰模特儿在私人海滩表演内衣秀。
我要住的这家则是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夹在一家修车店和一家二手家具店之间。旅馆以水泥砖砌成，漆上浅蓝色，“陈旧”大概是委婉的形容词了。我把车停在旅馆外时，不得不承认“低语死神”的那些幕僚的确做得很出色——这正是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以公费出差时会住的地方。
我走进门前阶梯时，就晓得里头会有什么：褪色的窗帘、不新鲜的自助式早餐，还有两盆奄奄一息的棕榈盆栽。站在接待柜台后的那名男子，就跟这家旅馆一样过了巅峰时期。他的五官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一再被痛击、但永不低头的顽强拳手。后来我才晓得，他一度曾是土耳其最成功的业余中量级拳手。如果赢家的模样就是如此，那么我真不敢看输家的样子了。不过他微笑时——我走进门时，他脸上就带着大大的微笑迎接我——那张脸充满了生命力和善意，让你很难不喜欢他。他热烈地跟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是经理和老板，拿出一张索引卡要我填上姓名、护照信息和住址，然后留下我三张信用卡的印迹。“只是为了安全的那一边。”他开心地说。
这么说吧，他讲的英文相当奇特。
“你星期六晚上不在这里，真是太可惜遗憾了，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他说。不知为什么，他对于所有讲英文的人，都决定必须称呼他们护照上的全名。
“那个烟火真的是任何人都难得一见的。”
“烟火？”我问。
“Zafer Bayrami。”他回答。
我不晓得他说什么。或许是某种祝福话吧。“Zafer Bayrami？”
“胜利日。全世界都晓得这一天——伟大的土耳其扭下了敌人们的脑袋，其中主要是希腊人。”
“啊，”我回答，“难怪会有烟火。”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是好几个世纪以来的世仇。
“我到屋顶上去看。一个好大的磷弹在南边岬角上爆炸。希腊人大概以为我们又发动攻击了。”他认为这个笑话很棒，于是笑得很大声。
“南边的岬角，”我说，“‘法国屋’不就是在那边吗？”
他脸上掠过一抹阴影。“是啊。”
“而且星期六夜里那里有人死掉，对吧？”
“第一流的不幸，岁数非常少的男人[2]。可怕。”他说，悲伤地摇着头。我想他太热爱生命了，大概任何人死掉都会让他很难过。唔，或许希腊人就不会吧。
“所以你才来这里，为了调查吗，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
“是啊，”我说，“谁告诉你的？”
“警察，”他回答，好像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今天早上来这里，两个人。女的那位留了信给你。”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然后喊着行李员过来搬行李。
17
我的房间跟我原先预期的差不多，甚至连褪色的窗帘、一小沓封面沾了咖啡渍的杂志，我都料到了。
那个行李员是个接近三十岁的阿尔巴尼亚外籍劳工，他一进门就开始把各个柜子的门拉开又关上，很老套地相信他的动作愈大，小费就会拿得愈多。但我没怎么注意：我一心想着那个核反应器的新闻，想看看总统说了些什么以安抚全国民心。
我找到遥控器，打开角落的电视。里头是半岛电视台，他们虽然报道了这则新闻，不过有自己的角度。他们告诉主要收视的阿拉伯人观众说，过去十二个小时的发展，显示全世界各地的机场和交通总站将会进行种族归纳的行动，将阿拉伯人列为主要查缉目标。难得一次，他们完全猜对了——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
我开始切换频道，找到两个当地新闻台、一个女性谈话秀，还有几部奇怪的肥皂剧，里头灯光强得我眼睛发痛。然后我回到半岛电视台。不可能啊——BBC、CNN和其他频道呢？然后我又开始按遥控器。我的枪法还可以，但是对遥控器我就不在行了。
我跟那个行李员解释——一半比手画脚、一半讲土耳其语——我想看英语的有线新闻频道。我甚至写下那些频道名给他看，好确定他明白我的意思。
“不，不——这里没有。”他不断重复，指着半岛电视台，意思很明显：如果你想看英语新闻，就只有这一台可看。他好坚定，搞得我不得不接受——在博德鲁姆，收看不到英语频道。
他离开后，我垮坐在一张椅子上。这个状况很严重，原因很简单：博德鲁姆的那个女人传给兴都库什山那名男子的消息，完全是由英语新闻频道的片段所组成的。
从中央情报局对那段录音的分析，我们知道那些新闻节目的声音质量太好，不可能是从计算机里撷取的：绝对是凑近电视的喇叭录下来的，而且我心里早有一个画面，里头是那个女人小心翼翼地录音，然后予以剪辑。
但如果这个区域无法收看到这些频道，那么她一定是在其他地方录好，然后开车到博德鲁姆的那个电话亭，送出那个讯息。这表示她可能从几百英里外开车过来——从伊拉克，或黎巴嫩，或老天在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我一手抚过头发，心想我才刚到博德鲁姆十分钟，那个女人所在的可能地区就呈指数式地扩大。我累到了极点，决定把这个问题先暂搁一旁，维持我原先的计划。那就是去冲个澡，然后拿着我的手机——利用我脑袋里努力记住的博德鲁姆市中心地图——开始出去找电话亭拍照。但结果没能如愿。
我醒来时已经是凌晨3点，人还坐在那张安乐椅上，而且我想在那个时间去路上走来走去拍照片——即使博德鲁姆的某些地区还有人在狂欢——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而那正是我最想避免的。
别无选择之下，我决定至少睡个好觉，要上床时，才看到那个博德鲁姆警方送来的信封。没想到里面的消息更糟糕。
信上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幸好，那些英文写得中规中矩。上头说，他们一直试图在我离开美国前联络上我，免得我白跑一趟。他们说道奇命案已经查清楚，证据确凿：那是个意外的悲剧，也因此，整个调查已经结束了。
18
既然调查结束，那布洛迪·威尔森就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了。
慢慢来，事情还没结束呢——次日上午9点整，我来到博德鲁姆的警察总局时这么告诉自己。
写那封信的警察，就是建议我在这个时间过去跟她碰面。
“你应该可以搭下午离开博德鲁姆的班机，毫无困难，”她在信中写着，“我会跟你简报案情发展，应该不会花超过二十分钟。”
进了警察局，柜台找来一个年轻警察帮我带路，他不可能超过十六岁，一身制服烫得笔挺，脚上的靴子擦得亮晶晶。除了海军陆战队的仪队之外，我从没见过谁的靴子这么亮。他带着我往建筑后方走，上了一层阶梯，楼上是密密麻麻的刑警办公室。在一道走廊的尽头，我们进入一个房间，里头有两张办公桌，还可以看到邻接房子的庭院。那栋以石灰水粉刷过的房子快倒塌了，墙上的灰泥剥落，屋顶散布着破瓷砖，但无所谓。光靠庭院里的两棵老缅栀树，整个看起来还是很美。
只有一张办公桌有人用。那是一名年轻女子，一头蓬乱的深色头发，显然是个秘书，她一边耳朵凑在电话听筒上，一边在计算机上打字，那台计算机旧得大概是内置了黑白电子游戏的古董。
那名秘书身上的一切都很过火——她的手势、她紧身衬衫里绷得很紧的乳房、她化的妆、她穿着铅笔裙的臀部。让人怀疑她的情绪也会很夸张。我等着她讲完电话，忽然想到，在很多方面，她象征了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她很年轻，置身于一个执着于过往的文化中；她是个不怕羞的女性，却身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她漠视宗教、一身西方打扮，但这个国家的目光却老是转向东方的伊斯兰。
而且，当然，对于这个非常保守的国家而言，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矛盾：毒品。在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运毒路线上，土耳其已经成为最关键的枢纽。这条现代丝路把鸦片（半精炼的海洛因）和高质量的大麻脂，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运到西欧，跨过国界到黎巴嫩，或是穿越高加索山脉到俄罗斯。如果毒品只是另一种现代商品（就像石油，经由跨国输油管运送），那么土耳其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流道。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我曾下令在圣托里尼处决掉的那个希腊大毒枭。在追踪他的过程中，我曾经从美国缉毒局那边得知帕特罗·尼可莱德和其他六个主要贩毒集团，都跟土耳其有很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土耳其的这个区域。而且，尽管某些优秀的土耳其官员勇敢查缉，但这个国家贪腐太严重了，利润又实在太惊人了。
眼看那个秘书一时之间没有挂掉电话的迹象，我就拉了把椅子坐下，开始思索着帕特罗和他的阿尔巴尼亚打手。当初我一平安回到美国，就逐渐淡忘掉这个人，但我必须承认，很讽刺的是，在眼前这个巨大危机的压力下，我又被拖回了这个他极其熟悉的地区。我很好奇他人在哪里——希望还关在他位于帖撒罗尼迦那十二英尺高围墙内的大宅里，照料他的薰衣草，哀悼他失去的儿子。
我没往下多想，事后回顾真是大错特错，但此时那个女人终于挂掉电话，朝我露出她那个有点过火的微笑，又拉直她的衬衫，以防万一我之前没注意到她最自豪的两个资产，然后问我是不是布洛迪·威尔森。
我点点头，她跟我说她的上司会迟到十五分钟。“她每天早上都带小家伙去附近的公园玩。她的车子才刚发动，就又熄火了。是意大利的——我指的是那辆汽车——所以根本就是一块废物。”
从这句话，我推断她的男朋友一定是意大利人。另外她大部分的英文似乎是从美国流行歌、暑假档票房大片、在网络上聊天时断续学到的。
“‘小家伙’？”我问。
“她儿子。”
“她先生也是警察吗？这一行常常是这样。”我其实不在乎，只是找话聊——你知道，故作轻松。
“不是，她离婚了。”
“她儿子几岁？”
“小家伙六岁了。”她显然很喜欢讲“小家伙”；我想这个字眼让她觉得自己跟其他美国访客一样时髦。
“那真辛苦啊，当个单亲妈妈，要带个六岁的儿子。”
她耸耸肩——我怀疑她可能没这么想过。然后忽然间，灾难就冒出来要跟我握手了。“你有小孩吧，威尔森先生？”
“不，没有小家伙。”我说，心不在焉且不经意地说了实话——至少是有关我的实话，但正好跟我的掩护身份相反。我立刻发现自己讲错了，想着要把话收回，但又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想法。无论如何，我还是设法保持一副酷样。
“现在没跟我住了，”我微笑着继续说，“我离婚了，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带小孩有多辛苦——我前妻老是提醒我。”
她笑了，没注意到任何异常。救得好，我心想，但我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而且在心里头扇了自己脑袋一记，告诉自己醒醒吧。“那是你上司吗？”我问，想改变话题，指着另一张办公桌上的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穿戴着头巾和连身工作服，爬在一把梯子上，正在帮一栋小房子的侧墙刷石灰水。那一定是在博德鲁姆的旧港口附近——隔壁一栋很大的建筑物上有英文和土耳其文“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字样。
“是啊，”那个秘书说，走到我旁边，“那是两年前，她刚搬来的时候。”我更仔细看——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三十来岁，还带着点异国情调：高高的颧骨和大大的杏仁眼。
“她很迷人。”我说。
“谢谢。”后方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大家都说是遗传我母亲。”
我转身，当然了，是那位警察。她把手提袋和手机放下，转向那个秘书。“麻烦回你座位去，海鲁妮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