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租车公司花了几分钟，把每样东西都用上一遍，然后上了租来的车，把我会面的地址输入导航系统，驶入早晨的车流中。
四十分钟后，我开进弗吉尼亚州一处养马场的栅门，沿着一条长长的车道往前，停在一栋美丽的农舍前。几乎立刻就有一名男子出来迎接我。他年纪八十出头，独自住在这片广大的田野间——他太太已经去世十年，以前养的马也早就没了——他很乐于花两个小时跟我谈谈他毕生的成就。
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曾经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病毒学家，他的团队很久以前曾策划了灭绝天花的行动。他接到的通知是说，有个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要进行一项生物武器威胁的分析。但真相是：“低语死神”要我尽量多了解有关天花病毒的知识，希望其中某些小细节或信息的片段，日后或许会成为关键。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但也可能只是他绝望至极的迹象，很难说。
这位老病毒学家从他的藏书中，拿出几本科学期刊和他研究的褪色笔记本。我在阅读他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问他是否曾有人快要研究出天花的解药了。
他大笑——是那种年纪大的老人常有的刺耳干笑。“天花病毒绝迹之后，科学界就失去兴趣了——所有的钱都拿去研究艾滋病了，因为那才有荣耀可言。
“不会有人奖励你去研究天花的解药，因为没有迫切的需要。没有解药就是因为没有研究。”他说。
“所以只要有半打自杀感染者，就会造成大灾难了。”我说。
他看着我的目光，好像觉得我疯了。“怎么了？”我问。
“人类带原者？”他说，“你的意思是这个吗？那告诉我，这些自杀感染者要怎么来到这里。搭着石制轮子的马车吗？”
“你的意思是什么？”我问。
“四千年前，赫梯人（Hittite）把染上瘟疫的人送到敌国的城市里。据我所知，那是最后一次有人在生化战争中使用人类带原者。”
他得了诺贝尔奖没错，但他的历史知识我听起来不太对。“不，各国政府研究的基本假设，都是有人被派到其他国家——”
他骷髅般的脑袋开始愤怒地摇晃。“那是因为各国政府什么都不懂，”他说，“就连英国军方，都能想出利用感染病毒的货物，去消灭美国原住民。他们可不是什么科学天才。”
“你的意思是毯子？”
“一点也没错，从天花病房拿出来的毯子。那是将近三百年前了，之后事情的变化很大。你都不看新闻的吗？每星期总有一些报道，说一些宠物食品因为被污染而回收，或是仿冒的牙膏在海关被查获，或是进口婴儿食品里头有三聚氰胺。这些都还是意外。想想如果是故意的，那会有多容易。”
他抬头看我是不是懂他的意思。我有个感觉，这些话他说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听过。
“继续吧。”我说。
他的声音更低了，但不是因为疲倦或年老，而是因为无奈而屈服。“你知道，这个国家什么都外包。现在我们还会自己制造什么吗？这么依赖进口品，那就没有保障了。没有真正的保障。谁还要费事找带原者啊？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是科学家。我告诉你，不必担心带原者。真正危险的是污染。找个很平常的东西，从海外把你的病原体运到美国来，那就是新版本的毯子。现代化的、聪明的敌人，就会这么做。”
他一手抚过全秃的脑袋。“我老了，也累了，但这种事会发生的，而且就会照我刚刚解释过的方式发生。一个叫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的作家曾说：‘早晚我们全都得坐下来，面对种种后果所组成的一场盛宴。’”
“他说得没错——所以我说，拉把椅子，拿把叉子，该是我们把这些苦果吃下去的时候了。”
11
我抵达那个养马农场时，还怀抱信心。我相信摇滚乐，相信西方的梦想和人人生而平等。但我最相信的，就是对一个阿拉伯人逃犯所撒下的跨国捕猎网，还有在每道边境关卡的体温监测，可以让那颗手榴弹不被引爆。
等到我离开农场时，我还是相信摇滚乐，但其他就不太相信了。那个皮肤半透明、态度很不耐烦的老人让我相信，他所谓“现代化的、聪明的敌人”，绝对不会被我们寻常的围捕方式抓到，也不会有任何自杀的带原者。
我开车驶离那条树木夹道的车道、前往华盛顿的国家机场时，心中明白我们在追捕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犯罪分子。我看到了未来，明白狂热信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后出现的，是一个新的世代，而那个有天花病毒的男子——受过高等教育、对于科技非常熟悉——大概就是第一个。那些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和劫机撞向大楼的恐怖分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拨接上网一样过时。这个人用的是宽带上网。而如果他是独行侠？如果他是一个人做出这一切？那就是更惊人的成就了。
没有人喜欢碰上实力相当的对手，尤其是一个千挑百选、历经种种训练的顶尖情报员。但当我抵达机场时，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自己恐怕碰上对手了。而我不得不说，接下来几个星期，当撒拉森和我迂回着逼近对方时，这种感觉一直挥之不去。他以往曾选择过要从事的任何领域，全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怀着凝重的心情，还掉那辆租来的车，通过机场安全检查，上了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飞机。到了那里，我叫了辆出租车到肯尼迪机场——现在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了，所以就按照一般纽约工作站的探员一样——然后不到二十分钟内，登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班机。
接下来六个小时，我埋首在笔记本电脑中，阅读那些构成布洛迪·威尔森一生骨架的电子邮件、照片、案件笔记。直到我为这些骨架加上血肉——给我的“子女”取了名字，帮他们指定了即使我在危机状况下也不会忘记的生日。还听了音乐播放器里那些可怕的音乐——我才关上计算机，把椅子往后倾斜。
我不打算睡觉，而是要思考一下心里头惦记的另一件事情：我档案里面记录的事。
12
我见过有人吓得排便失禁，也见过有人濒死前勃起。但害怕到两种状况都出现的，我只见过一个。
那是一名囚犯，关在中央情报局位于坤戎的黑牢，隐藏在泰缅边境一处没有法律的丛林内。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我年轻时去过那里，因为当时有一名狱中警卫的死因可疑，而且以那所监狱内所施行的暗黑技艺性质，以及狱中囚犯的高度价值，任何不寻常的死亡都必须经过调查。而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尽管当时我非常生涩、没有经验。
那名死亡的警卫是个拉脱维亚裔的美国人，大家喊他“冒烟乔”。他是个讨厌鬼，就是那种会因为你没敬礼就打断你的手臂、再把你撞倒的人。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漂浮在一条汹涌河川的旋涡中，而尽管有人费了很多事，让他看起来像是从破烂的绳索步桥掉下去，但我不相信是这么回事。
我从监狱的工作人员挑了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审问人员，因为他的块头和“冒烟乔”差不多，而且我没告诉他原因，就叫他跟我到那条桥边。他的十来个同事和更多警卫跟着我们一起去，人人都以为我会说出自己的推测，解释当时事发的经过。但我没有，只是找了一条有弹性的长绳索，一端绑在那个审问人员的一边脚踝上（他怕在同事面前丢脸，于是几乎没有反抗），另一端绑在绳索桥的木梁上，然后叫他往下跳。
他跳了五次，有的是他主动跳，有的是我们模仿有人推他。很快地，我们就确定了两件事：第一，在这样的状况下，“冒烟乔”不可能在中途的那颗大石头上，留下我所发现的那抹血迹。第二，那个审问人员不太喜欢玩高空弹跳。
那抹血迹表示，“冒烟乔”一定是像一支标枪似的被扔下桥去，而且以他的块头，动手的一定有两个人。要缩小嫌犯的范围并不困难，因为会使用那座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监狱警卫，走这座桥去附近边境一个走私者营地买便宜的私酒；另一种是运送鸦片的人，为了躲避高速公路上的军方巡逻人员而走这座桥。我倾向于后者。
我带着六名附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特种部队军人，在那座绳索桥附近一处突出岩石的阴影下守了好几天。到了第四天，就在接近黄昏时，我们听到有个人走近了——是个强壮的男子，五官很像越南山地土著居民的原住民家族。他光着脚，打赤膊，一条长长的疤横过肋骨间，看起来大概是开山刀留下的。他肩上扛着一把M16突击步枪，背着一个脏兮兮的米老鼠背包。而背包里，无疑就是一块块用破布包着的二级鸦片砖，正要展开它们的旅程，前往美国和欧洲的街头。
他一嘴染了污渍的牙齿间吹着口哨，是一首艾尔顿·约翰的歌《鳄鱼摇滚》（Crocodile Rock），此时特种部队的人突然袭击他。那首歌卡在他的喉咙里，M16掉地，他没时间掏出开山刀，瞪着我的目光混合了蔑视与恨意。听了他油嘴滑舌两分钟，说他很少走这条小径，还有他一星期前人在清迈，我就知道他在撒谎。
我决定带他回到煤渣砖盖的监狱里，心想把他关进一个热死人的隔离囚室几天，或许会让他合作点。但中央情报局那些人另有想法，他们大部分人都很喜欢“冒烟乔”，因为只要一声吩咐，他就会很乐意出手揍囚犯。他们不想浪费时间问这个运毒人问题，也不想请示一个来自“空降师”的小伙子让他们接手审问。
他们决定使用自己手册上含糊称之为“进阶审问技巧”的手段，在监狱医院一个角落的大水泥浴缸里面装水。等到水快要满了，两名警卫才拖着那个运毒人进来，他眼睛被蒙住，手脚上了镣铐。
我几乎立刻就后悔了，真希望自己之前告诉那些中情局的家伙，说这是我的案子，要他们滚开不准插手。当然，你可以告诉自己，为了国家的利益，规则就不太一样了，但这件事实在跟国家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回顾起来，我想我是太胆怯了，或者只是想成为团队的一分子——专家会说，那是小集团的心理。无论是什么，让我很羞愧的是，我什么都没说。
那个运毒人的衣服被脱到只剩一件内裤，眼睛蒙着，完全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他们把他仰天绑在一条长木板上、抬离地板时，他已经接近恐慌状态了。
他们显然很熟悉这套技术，由四个人把木板抬到浴缸上，往后倾斜，于是运毒人的整个头部，除了嘴巴和鼻子之外，全都浸入水中。他想要挣扎，但徒劳无功，从他猛吸一口气的反应，显然那一刻他以为自己会再往下降而溺水。
另外两个审问人员站在浴缸两侧。一个用毛巾盖住运毒人的嘴巴和鼻子，按紧之后，另一个人就从一个大水桶里舀水，泼在那条毛巾上。
过了好一会儿，那些水才浸湿毛巾，然后直接流入运毒人倾斜的喉咙。水在他的气管里，加上水波打在他脸上的感觉，让他以为自己整个人被扔进水里而溺水了。他开始产生无法控制的呕吐反射，好阻止水进入肺部……
但他们继续泼水。溺水的感觉带来更大的恐慌，他的呕吐反射变成了一连串痉挛。水不断泼下来，直到他勃起，隔着他的内裤清晰可见，然后他在水里排便了。
那些中情局的人大笑，但是我瞪着他，觉得羞愧又丢脸，对每一次的痉挛感同身受，好像无助地被绑在木板上的人是我。有人说，爱最纯粹的形式就是同情，因为这种感情并不期待或要求回报。我不晓得自己那天对一个泰国运毒人所感觉到的是不是同情，但我可以确定自己从没见过那样的恐惧。我唯一想得到的是，他大概比大部分人都要强壮。我干裂的嘴唇、狂跳的心脏、汗湿的身体都在告诉我，我连他一半的时间都撑不下去。我觉得好想吐。
那些中情局的人停手，把他脸上的毛巾拿开，但是蒙眼布没拿掉，问他要不要说实话。他痛苦得说不出话来，挣扎着吸气，痉挛的手试图挣脱束缚，什么话都没说。最资深的那个中情局人员下令把毛巾放回他脸上，继续。
此时我开口了。
“现在就停手，不然你们全都会被起诉。”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冷静而无情。他们看向我，打量着。然后我别无选择——眼前我非赢不可，否则接下来在这一行永远会被视为软弱之辈。
“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当成一件‘重大事件调查’来办。你们倒是跟我解释，这个家伙跟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克瑞默，你想先来吗？”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感觉上好像有一年之久，然后最资深的克瑞默叫他们拿开毛巾，解开蒙眼布。运毒人往上看着我，这个身上有开山刀伤疤的壮汉原先大概以为自己能忍受痛苦，所以看到此刻他感激的表情，那真是太惨了。“你准备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他。
他点头，双手还是无法停止颤抖——他们击溃他了，这点很确定。多年后，当中央情报局对“基地”组织的军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采取这种水刑时，他撑了两分半钟，创下新的世界纪录。眼前这个运毒人撑了二十九秒，大约是一般的平均值。
他从木板上被解开来，瘫倒在地上，然后告诉我们，他当时跟一对兄弟在那座桥上。那两兄弟在高山间有一个鸦片炼制所，他们决定把“冒烟乔”当成人形标枪扔到桥下。那个运毒人说他只是在旁边看，从头到尾都没碰“冒烟乔”，我感觉他说的是实话。
他解释说，“冒烟乔”长期勒索过桥的运毒人，赚了不少钱：他把这条破烂的便桥变成了泰国的第一个收费站。一开始他只会在每块鸦片砖上刮一道线，然后把这些刮下来的碎屑拿去换成私酒，在监狱里卖钱。当然，他后来变得贪心，改成切下鸦片砖的边角——切太大块了，于是那两兄弟认定这条泰北的付费道路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我们找到答案了，尽管不必写重大事件报告，但我们都得把各自版本的案情报告交给上级。我很确定中央情报局的报告里说他们只使用合理的手段；而我的报告，当然，正好相反。这件事情应该就到此为止了——情报圈里谁会在乎一个泰国运毒人？只不过，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里，有一小部分是我无法争辩的。
克瑞默会叙述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恐惧，说我显然太同情那个被审讯的运毒人，因而全身僵硬、直冒冷汗。他甚至可能质疑我的勇气，也质疑我是否适合担任第一线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大概也是在说我的重量在于我的心。
“低语死神”从数据库里面调出我的档案时，一定看到了这份报告。我曾有很多年思索自己的弱点，我不得不说，“低语死神”临别时跟我说的话大概没错——对我来说，受苦没有必要，不如赶紧了断。
我望着窗外，看到宽阔的伊斯坦布尔海峡，还有伊斯坦布尔一座座壮丽清真寺的圆顶。飞机的机轮触地，在跑道上往前奔驰。我来到土耳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