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瑞德利转头没看着我们，而是设法想吸引侍者的注意，请他拿账单来。
“你知道，班对你欣赏得不得了。”玛西说，“我想他没告诉你，但他看了那本书三次，只是为了其中的乐趣。他老说，他真希望他做过一半你所写的事情。”
一时之间，我对布瑞德利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个顶尖的调查人员，认为自己从没机会在够大的战场上施展才华。抱着这种专业上的遗憾有多么难受，我比大部分人更明白。然后，一如往常，我又想起那两个小女孩，还有我多年前在莫斯科所做过的事情。
我想得入神，玛西不得不碰碰我的手臂，才把我拉出记忆的迷宫，然后我看到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们纽约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机会，打个电话给他——我的意思不是现在，是以后。”她看到我不太情愿的模样，露出微笑，“过个几年也没关系。”
但我还是没伸手接。“他是个好人，”她认真地说，“我所认识最好的人。比大部分人能想象的还要好。你如果能打个电话，对他意义很重大的。”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会打，但不接下这张名片好像太伤人了，也毫无必要，于是我点点头。我把名片放进口袋里时，布瑞德利又回头朝我们看过来，隔着安静的中庭，他和玛西彼此凝视了一会儿。
在那猝不及防的片刻，他们两人都没意识到我在旁观，但我看到他们卸下种种心防。两人再也不是身在巴黎，不是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正在世贸北楼垮下来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彼此深爱。他们不年轻了，那当然不是一时痴迷，我很高兴看到，在一个充满欺瞒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爱。或许这一晚并没有完全毁掉。
那个片刻过去，玛西的目光又回到我身上，我说了再见，走进高高的门，在中庭侍者总管所站的讲台旁暂停。他跟我还算熟，我谢了他的招待后，要求他派点心推车再去那桌一趟，然后给了他两百欧元支付账单。
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付钱。只是愚蠢吧，我想。
12
那班美国航空的班机在清晨抵达纽约，降落的一路上，整个城市被层层乌云笼罩，暴雨和狂风不断攻击我们。从巴黎起飞后两个小时，“系上安全带”的警示灯就亮起，此后状况急速恶化，搞得所有机上服务全都停止。不供应食物和酒，也不能睡觉。糟到这个地步，往后状况只会好转吧，我如此推断。
我这趟用的是一本完美的加拿大外交护照，不但解释了我在头等舱的机位，也让我可以避免任何美国移民局的盘问。他们毫无耽搁地让我通关，我领了托运行李，走进外头的倾盆大雨中。我回到家了，但我发现身在其中，却没有我预期中那么自在。我离开太久，都快不认得这个国家了。
十八个小时前，我在雅典娜广场酒店离开布瑞德利夫妇。一旦我明白自己的掩护身份暴露了，我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的事：以往的训练很明确——赶快逃跑，去找任何你能找到的庇护所，设法重整旗鼓，然后写好你的遗嘱。好吧，也许不必写遗嘱，但掩护身份暴露后，我一定会考虑到这些事。
我猜想回美国是我的最佳机会。不光是因为敌人要在几百万个美国人里头找出我会比较困难，也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安全，就得抹去之前留下的指纹，好让其他人无法照着班和玛西走过的那条路来找我。
离开雅典娜广场酒店后，我花了六分钟回到我的公寓，一走进去，我就开始打电话订机票。运气不错，明天最早一班飞机上还有一个头等舱的位置。
不过无意识的心理运作真是奇怪。在紧接着收衣服、支付账单、打包的混乱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比尔和格蕾丝·莫道克的律师所寄来的那两封信。于是我去翻查一批旧信档案，找出那两封信，扔在我的随身行李中。接着就要处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保险箱里面的东西。
我不可能带着三把手枪、价值十万美元的各种货币、八本护照一起走，就连放在托运行李箱里面都不行。如果被金属侦测器或X光发现了，即使我是外交官身份，也照样会被仔细检查。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我用的是假护照，我就得解释好几个星期——首先要解释我的真正身份，然后要解释其他的东西。我离开“空降师”时，照规定就该上交所有的枪、假护照，还有通信簿的。
于是我把床垫割开一条缝，拉出里面的一些填充物，然后把我的吃饭家伙用胶带贴在里面。等我一到美国，就会打电话给那个爱诉苦的门房，请他安排搬家公司帮我把所有家具运到美国。一切东西都放进去之后，我把那道缝黏起来，重新套上床垫套，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去戴高乐机场。
十个小时后，我站在雨中的肯尼迪机场，招了另一辆出租车，请他开往中城。在车上，我打电话给四季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因为这类大饭店的房间太多了，可以确保我的匿名身份。
跟几个房地产经纪人看了三天房子后，我租下了一户位于诺荷区的小公寓。公寓不怎么样，不过晒得到早晨的阳光。我住进去的第一天，就找出那两封律师信，打电话跟他约时间碰面。
我们坐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此时是傍晚，中央公园的景观一览无余。他之前所描述“有关比尔遗产的小事”，结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之后好几天，我天天在外头走路到深夜，把事情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以心理学家的说法，我是试图要将它内在化。我信步乱走，经过拥挤的酒吧和餐厅，绕过最时髦的夜店和新上映电影外头排得长长的人龙。最后，因为脚痛，还有痛苦地意识到我对人们所谓的普通生活有多么缺乏经验，于是我开始接受律师告诉我的话。此时，我才开始对付指纹的问题。
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当初“空降师”收掉时，我就是把欧洲的档案交接给她。她联络了一个副主任，低声跟他说我以前当过“蓝骑士”，于是一天后，我来到下城一栋不起眼的高楼，在一间破旧的会议室里跟他一起坐下来。
我要求跟他单独谈话，于是他的两个助理离开会议室并带上门。我解释说斯科特·莫道克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删除了，因此为我带来危险。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不断咒骂该负责的人，花了好一会儿才控制住情绪，然后打电话下令把那个号码恢复。
“我会特别交代——要是有任何人来查这个号码，就一定要通知你。”他说，“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找个人进入计算机数据库改数据。有很多关于我——或是我的化名——的信息，必须要消失。”
“政府还是私人的计算机？”他问。
“两个都有，”我说，“各式各样的资料，从一个叫考菲德学校的校友协会记录，到联邦公报上的许多派令。”
“不可能，”那个副主任说，“数据库是禁区——最高法院说我们可以看，但是不许碰。就连我指点你去找谁帮忙，都是非法的。”
我又逼他，跟他说这些年我为国效命，解释我为什么需要他打破规则。
他思索着点点头，然后好像被什么事情逼得受不了，开始叫嚷起来。“打破规则？你这是要我入侵计算机——你知道这会让我们局里惹上多大的麻烦？这可不像几年前，只是几个计算机宅男恶搞一下而已，网络空间现在是一堆开车抢劫客。他们闯入网站，根本不管造成什么损害，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偷走——”
我目瞪口呆——我不在乎最高法院或网际犯罪目前的发展，我只是想清除自己的过去。我猜想自己一定踢到了他的痛处，但这可不能帮我确保自己的安全。
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讲个没完。“还有比开车抢劫客更高段的，”他继续说，“姑且称之为飞贼吧——他们偷偷潜入网站，复制一切资料，没有人知道他们进去过。这些人厉害得很。有这么个家伙，偷了一千五百万份抵押贷款档案，一千五百万！里头包括贷款人的信用卡详细数据、社会安全号码、银行账号、住址。你知道他要这些数据做什么吗？”
“身份窃用？”我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谈这个话题。
“当然了。但他可不打算自己来——啊，才不呢，那太辛苦了。他打算要把这些资料卖给俄罗斯黑帮。前一百万份的价格是一份一美元，他告诉我们，只是要让对方上钩。然后他打算一路涨价，最后一份卖十美元。他认为只要坐在屏幕前面，就能赚个上亿美元。
“你知道每个银行抢劫犯平均能赚多少钱？”他问，身子在桌面上前倾，“九千美元，或许还外加一颗子弹。你觉得谁的生意头脑比较好？”
我耸耸肩。因为我真的不在乎。
“那家伙才二十三岁，大概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高手。”
“他被你们抓到，要坐几年牢？”我问，努力想表现出一点兴趣。
“还没决定。说不定完全不用，要看他肯不肯合作，帮我们逮到其他在做这类坏事的日本武士黑客。‘战斗小子’（Battleboi）是他的网络代号，所以我们就这样喊他。”
“‘战斗小子’（Battleboy）？”我问，怕自己听错了。
“对，不过字尾是i。中南美裔，在迈阿密长大，不过现在住在附近，就在坚尼路旁边，沃尔格林连锁药妆店（Walgreens）的楼上。”
他看着我，我们四目交会。我恍然大悟，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故事了。
“总之呢，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讲下去，免得讲出什么非法的事情。”他说，“还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没了——你已经做了很多。谢谢你。”我感激地说。
他站起来往外走。到了门边，他暂停一下，转身面对我：“很高兴我能帮你解决社会安全号码的问题。我久仰您的大名，我们很多人都是。能够见到‘蓝骑士’是我的荣幸，真的很荣幸。”
他的口气充满钦佩，握手的力道大得足以把煤变成钻石，让我很吃惊。我走向电梯时，他和他的助理默默目送我离开，应该是尊敬吧。我虽然被他恭维得飘飘然，却也不禁想到一个人在消耗殆尽之后，他的名声却还长存。
一走出大楼，我就招了辆出租车往西，往外看着经过的一张张脸孔。随着向晚的影子逐渐拉长，我再一次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疏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觉得像个异乡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持续这样下去，最后就会变得像是行尸走肉——这类人常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在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或在火车站独自一人。好凄惨的未来，我心想。但我也无能为力：不论其他人怎么说，人生还是要继续过下去，我的过去还是必须埋葬。
出租车停在沃尔格林连锁药妆店前面；我走到这栋大楼的边缘，找到墙上的一扇小门。门旁只有一个对讲机按钮，旁边写了几个日本字。好极了。
我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误会了联邦调查局那个家伙的意思，但还是按了钮。
13
一名男子低沉沙哑的声音用英语回答。我说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在附近一栋大楼的二十三楼工作，那人建议我过来拜访。他按下按钮让我进去，我爬了一层楼，发现有人暗中藏了四个闭路电视摄影机，在监控这道楼梯。我猜想，他是担心俄罗斯黑道来找他吧。
我进入一条昏暗的走廊，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他：“战斗小子”站在正前方，就在一道钢制门内侧——那道门的坚固程度，用在毒品工厂也是绰绰有余。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他大约四百磅的大块头，而是他打扮得就像日本古代的大名。第一流的日本武士黑客，原来是这个意思。
他穿着一件极其昂贵的和服，还有日本传统的分趾袜。一头黑发上了油，往后紧紧束成一个头髻。要是有人需要中南美裔的相扑选手，就是这个人了。他微微鞠躬，表现出最低限度的礼貌——我猜想他不太喜欢我们那位二十三楼的朋友——然后站到一边，让我进门。
无可否认地，他的领地只有这条小街道上的四个房间，但地板上铺了漂亮的榻榻米，拉门隔开了空间，墙上还有一幅富士山的屏风画，我敢说至少值二十万美元。
进了门槛之后，我勉强躲过了一场社交灾难——在最后一刻，我才想到应该把鞋子换成访客拖鞋。我一面脱掉自己的野蛮靴子，一面问该怎么称呼他。
他一脸茫然。“什么意思？他们没告诉你吗？”
“唔，有啊，他们跟我说了，”我回答，“不过当面喊一个人‘战斗小子’，感觉好像不太对。”
他耸耸肩。“我无所谓，猪头。”他说，带头走向地板上的两个坐垫。
“那个副主任说你正在跟他们合作。”我说，好像我是获得那个人的充分授权。
他满脸厌恶看着我，但是没否认。“你想要什么？”
我们盘腿坐下后，我解释着要把有关斯科特·莫道克的一切从我母校的校友会数据库里面删除。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他问莫道克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上头决定要把他的过去埋葬——我们只管这个就好了。”
他问了莫道克的出生日期、校友会的细节，还有其他一堆问题，好确定他没找错人。我回答之后，他调整了一下身上的和服，说他过两分钟就开始。
“茶，好吗？”他用日语若无其事地说，但我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我应该要一副迷惑的表情，觉得矮人一截，但老实说，我实在没那个心情。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一片血淋淋的沙滩上，周围是一堆斩首和日本武士进行自杀仪式的画面。换句话说，我那个暑假正在阅读《幕府将军》（Shogun）。从那些史诗内容中，我还记得几个关键词，包括日文的“茶”。
“好，谢谢。”我用日语回答，希望自己没记错而讲成了“滚你的蛋”。
我一定是讲对了。“你会讲日语？”他说，一脸惊讶又尊敬的表情。
“啊，只会一点点。”我谦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