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布瑞德利在饭店大艺廊通往美丽中庭的那道门旁追上我,以他跛脚的状况来说,真是快得惊人。
之前我简短跟他说了再见,就往外走,没想到他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臂,我这才发现他还跟着我。“我要拜托你帮个忙,”他说,“这就是我和玛西来巴黎的原因。”
我摇摇头。“我得离开了。”我说。
“听我说——拜托……”他吸了口气,挣扎着想说出心里的话。但我没给他机会。我推开他的手,准备要离开了。
“不,”他充满权威的声音说。我四下看了两眼,发现附近几桌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不想跟他吵,于是他抓住空挡。
“曾经深入黑暗之后,一切从此都不一样了。”他低声说,“受伤后,让我有了不同的想法——对人生,对我和玛西的关系,还有对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工作。如果有个正面的——”
我听够了。“对不起,”我说,“你受的伤一定很可怕,我很高兴你现在没事了,但我还有一堆事情要去处理。”我没时间听人哭哭啼啼地说故事,也懒得听一个我再也不会见面的人细说他人生的省思。我马上就要离开巴黎了,得赶紧去找掩护,或许还得逃命,实在没有时间好浪费了。
“一分钟就好——再一分钟。”他说。
我顿了一下,叹口气点点头——之前他说的话,让我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有可能这么暴露无遗,所以我想我应该要回报他一点好意。但我没动,所有身体语言都表明自己没有耐心听他哭诉,只希望他赶紧说完就算了。
“你从来没问我是怎么受伤的,这点我要谢谢你。当然,专业人员通常不会问的。我们大部分人都面对过恶劣的处境,所以也没有必要多谈。”
是啦是啦——这些专业的合宜举止就省省吧,你到底想问我什么?我心想。
“我跟你说过,我受伤时困在一栋大楼里。其实不光是这样——世贸中心的北楼倒塌时,我就在里头。”
11
布瑞德利继续说着,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晓得他说了些什么。不知怎的我们回到了原来那张桌旁坐下,但我只顾着暗骂自己蠢,没认真听他说了什么。难怪他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难怪他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星期,难怪他有幸存者的罪恶感,难怪他需要一个极其困难的调查计划让自己起死回生。
布瑞德利说过他在黑暗中握着某个人的手,听着他死去。同时,在他们的水泥墓穴中,曼哈顿下城失火了。但我竟然这么笨,还以为他臀部是中了一枪,另一发子弹则射中他的肺脏。如果我就只能猜到这样,那我退休大概也是好事。
他的声音把我从强烈的自责中拉回来——他拿出了手机,正在问我。“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想跟玛西说一声。”
我点点头。他等着她接电话,别过脸去简短说了几句,我听不到。他挂断后,向侍者示意要追加咖啡和点心。我希望他信用卡的额度没有上限。
“我会提到‘9·11’事件,”他说,“是因为我想拜托你的事情,起点就是‘9·11’。”
“说吧。”我轻声说,很想弥补,甚至觉得他该跟我哭诉的。
“为了自己的复原,我终于回到世贸中心原址,就在北楼原先的那个位置,”他说,“我看着那里好久——老天,当时天气好冷——最后我终于明白自己太生气了,气到根本没有完全复原的希望。
“但我气的不是劫机者——他们已经死了。我也不气自己受了伤——拜托,我还活着呢。
“我气的是不公平——气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好冷漠。我知道很多一般百姓那天死了,不是因为大火或倒塌的砖石结构,而是因为他们的同情心。都是因为他们拼命想救其他人——通常根本都是陌生人——结果害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喝了口咖啡,但我知道他其实不想喝。他是在争取时间,思索着该怎么说才好。我只是等着。在我心中,他有资格慢慢来,需要多久都没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有多少残障人士在世贸双塔工作?”最后他终于问。
“没有?我也从来没想过。”他继续说,“直到那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当然,如果你坐轮椅的话,你的问题就比其他人惨得多——又不能搭电梯离开。这点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些标语老跟我们说急难时要走楼梯。但如果你不能走呢?如果我困在一栋起火的大楼里,坎波先生,我唯一要求的,就是能利用我的两条腿。这样我要跑或是要死,机会是均等的。这样的要求并不多,对吧?均等的机会。
“有个家伙,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每次防火演习都仔细听,知道他的疏散椅放在哪里。你看过疏散椅吗?就像个铝制餐椅,但是前后有伸出来的握柄,好让别人可以搬动。
“他是下身瘫痪,我想他很自豪能够克服残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说不定还娶妻生子了,不晓得。
“9月11日那天刚好是开学日,很多人都迟到了。所以美国航空的飞机撞上北楼时,办公室他那区只有他一个人。
“那个撞击让他整个轮椅都飞过半个房间。他看到窗外冒出火焰,知道自己得快点行动,否则就会死掉。
“他找到他的疏散椅,放在膝上,朝逃生楼梯移动。一路上他淋得全身湿透了——自动洒水器打开,所有的灯也都熄了。
“他来到电梯口,但那里没有窗子,所以很暗。还好大楼维修人员给了他机会。几年前,那些维修人员在逃生门上涂了夜光漆,这样灾难时大家就还是可以找得到门。天晓得这个决定在“9·11”那天救了多少人。
“他坐着轮椅,打开通往A楼梯的门,带着疏散椅。他并不强壮,但是他设法把自己挪到疏散椅上坐好。
“接下来他没办法了,只能坐在一栋起火大楼的逃生梯里,做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等待。
“北楼有三道逃生楼梯,其中两道宽度是四十四英寸,另一道是五十六英寸。两种的差别很大——宽的那道逃生梯,可以容纳两个人错身而过,而且转角不会那么挤。对于搬着疏散椅——其实就是个有座位的担架——的人来说,这些转角非常关键。你可以想象,命运总是爱折磨人,这位下身瘫痪的家伙来到的那道楼梯是窄的。
“整栋大楼里,大家都在决定要往哪里逃——要逃到地面,还是去楼顶等直升机来救援。那些往上爬的人都死了——通往楼顶的门为了要防止有人自杀,向来就是锁着的。
“A楼梯充满了灰尘、烟、人,还有水。洒水器和破掉的水管不断冒出水来,像一道急流似的冲下楼梯。但坐在疏散椅上的那个人没有喊,没有要求帮忙。他只是等待。我想,是在等待奇迹吧。”
布瑞德利暂停下来,应该是在想着奇迹。当他又开口时,一时之间,他的声音颤抖着,但是他设法控制住了。“在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个中年男子,体态并不健美,他听说有个人坐在疏散椅上的事情,于是就开始喊,征求志愿者跟他上去,帮忙带那个人下楼。
“三个男子站出来,都是普通人。他们跟着那中年男子上楼,抬起那张疏散椅的握把,挑了正确的方向——他们没往上,而是往下走。经过拥挤的人群、浓烟,还有窄得要命的转角。”
他又暂停下来。“他们抬着他往下走了六十七层楼!结果走到底,你知道他们发现什么?没有出路。
“他们花了好久的时间,中途南楼倒塌了,也让北楼更不稳定。他们前方是落下来的水泥,后方是一片火海。”
布瑞德利耸耸肩。我保持沉默。就算我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又能说什么?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悲伤浮现。
“他们回头,来到位于二楼的一扇门,进入大厅。没多久,整栋大楼倒塌了,一切都完了。那个轮椅男和两个救援他的人平安脱身了,但另外两个人没有。”他暂停一下,“你知道是什么害死他们的吗,坎波先生?”
“同情心?”我说。
“没错,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害死他们的不是倒塌的砖石结构或大火,而是想要帮助其他人的同情心。我就是因此而生气。这里头有什么公平可言?”
他休息一下,然后才轻声说:“当时,我不确定我想活在这样的世界。”
然后我才知道,布瑞德利去看过世贸原址不止一次。我想象他站在黄昏的雪地里,小小的人影站在世贸双塔一度耸立的那片空荡中,尽力想找出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幸好,玛西陪着他,他说他们手牵着手,他告诉她自己的绝望。“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她平静地问。
他告诉我,当时他困惑地望着她,不晓得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的,我明白,班,你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她说,“好吧。但就像俗话说的——你要咒骂黑暗还是点亮一根蜡烛?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打算怎么办?”
这就是玛西——她变得好强悍,绝对不再退让一步。
“当然,她说得没错,”班·布瑞德利继续说,“于是一路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在谈该做些什么。
“因为我受伤了,所以原先我对‘9·11’事件的调查知道得不多。往上城走的路上,她告诉我,十九个劫机者里面,有十五个是沙特阿拉伯人。她说大部分的作案者之前来到美国,待到签证都过期了,其中几个人去学过怎么开飞机,但从来没有兴趣学习怎么降落。
“看起来很明显,即使那些劫机者犯了很多错,但他们还是比我们厉害——要是有任何人怀疑,那么我的管区有三千件凶杀案可以证明这一点。等我们回到格林威治镇,我发现一个想法开始成形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仔细思索着这个想法,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去纽约大学,点亮我的蜡烛。”
他说,在一个面对着华盛顿广场的大办公室里,他跟那些大学主管解释他想要办一个活动,在专业领域内将会像是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一样有名——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是针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调查人员,有一系列的演讲、研讨会和大师班。让专业人员可以讨论新的想法,介绍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他说这个论坛的活动,将会由最顶尖的专家主持,跨越各个领域和所属单位。
“当时我指着窗外,”布瑞德利告诉我,“指着世贸双塔曾经耸立的地方。‘那样的人会再回来,’我说,‘下回他们会更厉害、更聪明、更强大。所以我们也得更强才行——我们所有调查人员必须有个清楚的目标:下回我们要击败他们。’”
“那个房间里有十一个人,我猜想我已经说服了其中三个,于是我说出了那个轮椅男的故事,提醒他们说,他们是最接近世贸中心原址的大学——他们有个特殊的责任。如果不在这里举行,还能在哪里?
“到最后,他们有一半都很羞愧,少数几个还含着眼泪,最后大家投票一致通过。或许明年,我会去竞选市长。”他想笑,但笑不出来。
他说这个世界调查论坛的种种安排,将会比他预期的更好,然后他急速念出一堆答应授课或参加的专家名字。
我点点头,真心觉得佩服。他说:“是啊,大人物全都到齐了,”然后他看着我,“只缺一个。”
他没给我回答的机会。“你的书影响很大,”他继续说,“你住在这里,可能还不晓得,但最顶尖的教授们很少不——”
“这就是你跑来巴黎的原因吗,”我说,“来找我回去参加会议?”
“一部分是。当然了,我终于解出裘得·盖瑞特的身份之谜,但现在我想提供你一个贡献的机会。我知道我们不能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你是盖瑞特的长期研究员——就像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医生,曾经协助他——”
“闭嘴,”我说——这种话他大概很不习惯听到。我瞪着桌子,然后抬起眼睛时,我声音很小,确保只有他听得到。
“现在,”我说,“我得打破我以往专业上的所有规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的真相。这大概是你头一次听到我们这一行的人说这种事,所以仔细听好。
“你能查到我,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我那本书要出新版,一定会把你的这个成就写进去,真的非常出色。”
他轻轻耸了下肩——我想是受宠若惊,非常引以为荣,但又谦虚得不愿意表达出来。
“你查到很多名字,揭开了很多掩饰的说法,但你没查出我替我们国家所做过的任何事,对吧?”
“没错,”布瑞德利回答,“我不确定我想查。我想,既然事情这么保密,那就最好不要去碰。”
“这点你想得没错。所以我来告诉你吧。我逮捕过很多人,逮捕不了的就杀了。其中还有三次,我先逮捕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杀了。”
“耶稣啊,”他轻声说,“我们的国家会做这种事?”
“我想凶案组警探和法官都对这种事有个罪名,对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类行动会对一个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年纪愈来愈大的时候。有件事我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人能指控我歧视。我在工作上一视同仁——我干掉过天主教徒、阿拉伯人、新教徒、无神论者,还至少有几个犹太人。唯一缺的好像就是拜火教徒。相信我。如果任务需要,就算他们是拜火教徒,我也照样会把他们干掉。麻烦的是,我伤害过的很多人——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并不会遵守你我所谓的基督徒原则,布瑞德利先生。尤其是,如果他们被打了左脸,可不会想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人打。你知道塞尔维亚人吗,他们到现在还在为他们1389年输掉的那场战役生气。有些人说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更糟。对那种人来说,追杀我几十年,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了解,我为什么跑来巴黎,在这里隐姓埋名定居。我一直想当个普通人。对我来说,今天晚上不完全算是好消息,所以我不会去主持什么专题研讨会,我要逃命去了。”我站起来,伸出一手。“再见,布瑞德利先生。”
他握了,这回没有挽留我的意思。中庭现在没什么人,我离开时,布瑞德利独自坐在烛火之间,孤单的身影看起来很凄凉。
“祝你好运,”我回头说,“那个研讨会的想法很棒,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的。”我转身要继续往外走——结果面对着一个女人。
她微笑:“从我丈夫脸上的表情看,我想你的答案是不。”那是玛西,布瑞德利刚刚跟她通电话时,一定跟她说了我们在这里。
“没错,”我说,“我不能参与——他知道为什么。”
“不过,谢谢你肯给他时间。”她的反应很平静,“听他讲了这么久。”
她的声音里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她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她丈夫的身心健康。我立刻就喜欢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