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十九个字。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我还什么都不肯承认，只是问布瑞德利，是什么让他认为那本书的作者在巴黎。而他的答案，就是十九个字。从那本书总共三十二万个字里头，其中十九个字泄漏了我的秘密。
其中七个字，他说，是作者试图描述血液褪色中的种种不同颜色。我还清楚记得那一段：在比喻那些颜色时，我提到自己童年时，每年秋天都会看到某一种树从鲜红转为褐色。那又怎样？布瑞德利说他阅读这本书时，都会逐一确认每个细节，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一位植物学教授，向他请教这种树。显然地，这种树是美国东部沿岸地区的特有种，我很不聪明地至少透露了我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
另外十二个字，是出现在两百页后，有关一种谋杀武器：用来打袋棍球的球棒，我说我认得，是因为我高中时看到学校有人打这种球。布瑞德利跟我说，如果你打电话去美国袋棍球协会，就会晓得美国东部沿岸地区有一百二十四所高中有袋棍球队。于是他们夫妻又朝答案更接近了。
此时玛西已经联络到盖瑞特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得知盖瑞特的阅读只限于四个字母：ESPN。这个表姐说，盖瑞特是1986年从高中毕业，而布瑞德利从书中的两处相关资料猜想，真实作者的毕业年代也差不多。
他打电话给那一百二十四所有袋棍球队的高中，以纽约市警局警探的身份，询问所有1982年到1990年毕业的男学生姓名——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扩大了搜寻的范围。很快地，他就有了一份名单，虽然名单很长，但他确定里面包括了那本书真正的作者。
清查这份清单的工作量很庞大，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私立高中，而他们向来希望捐款，以充实学校的财库。最好的捐款来源就是校友，而且这些急于募款的校友会建立了极其完善的数据库，查得到所有校友的详尽记录。于是布瑞德利仔细清查过一页页的律师和华尔街金融家的数据，寻找任何不寻常之处。
他查了好久，一直没有收获，直到有一天晚上，在一所考菲德学校的资料中，他和玛西看到了一个叫斯科特·莫道克的人。
“他是在1987年高中毕业，”布瑞德利告诉我，咬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法式闪电泡芙，“被哈佛大学录取，上了医学院，拿到了心理学博士。大好前程正在等着他，但接着——什么都没有了。校友会那边没有他的地址、没有他的工作记录，没有任何更新数据。从他哈佛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就这么消失了。在我们查过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是这样。”
他抬头看了一眼我的反应。我没说话，因为心有旁骛。这么多年后，再听到斯科特·莫道克这个名字，感觉好奇怪。有时候，在我间谍时期身兼判官和刽子手，觉得最难挨的时刻，我会搞不懂，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错。
沉默许久后，布瑞德利又继续说：“我查了好几个星期，哈佛大学才告诉我，莫道克毕业时答应去兰德公司工作——他们会知道，是因为当时兰德公司去校园招聘，录取了他，校方找到了一份当时的记录。但怪的是：兰德公司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个人的记录。
“我们联络过很多专业公会、专业执照委员会，还有其他组织，也都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据我们所知，斯科特·莫道克博士离开哈佛后，就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我们问自己。”
我脊椎底部冒出一股寒意，迅速扩散开来。他们挖出了斯科特·莫道克，知道他消失了。这的确很厉害，但我猜想，恐怕还不及往下要讲的一半厉害。
“我们有斯科特·莫道克高中时代的地址，”布瑞德利说，“所以就开车去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镇。我们在大门对讲机跟某个人通了话，说我是纽约市警局的人，对方就开门了。”
我抬头看着他——很好奇他和玛西这对在曼哈顿过得有点拮据的夫妇，开着车进入我童年的家，沿着那条漫长无尽的车道，经过那个造景的人工湖和几个马厩，停在被形容为全美最美的十栋家宅之一前，会有什么感受。碰巧，布瑞德利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我们从没想过美国有这样的房子存在。”他低声说。
现任屋主是个知名的企业掠夺者，他告诉他们，老莫道克夫妇都过世了。“‘我听说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他说，‘不，我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了。只能说，一定很有钱吧。’”
次日，布瑞德利夫妇查了死亡登记处，找到了比尔和格蕾丝的数据。“我们甚至还跟几个去参加过两场葬礼的人谈了，”布瑞德利说，“他们说斯科特两场葬礼都没回去参加。”
他的口气显然认为这是最奇怪的一点，但我不打算告诉他我当时完全不知情，否则我一定会排除万难回去参加比尔的葬礼。
布瑞德利应该知道他触到了我的痛处，但我想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没再追问下去。他只是说，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很相信斯科特·莫道克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了。“两天后，我们就完全确定了。”
显然地，他和玛西把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或至少是我在考菲德学校和哈佛大学用的那个——交给华盛顿的朋友，想做广泛的追查。他们想知道这个号码是哪里发的，想问这个号码是不是换过，还想知道其他各种细节的问题，希望能因此得到线索，查出莫道克博士的下落。结果他们得到的回答出奇地简短：这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
我保持沉默。“空降师”里有个内勤的白痴搞砸了，而且很严重。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年前我换了新身份，首次要出外勤时，一个特别小组就删掉了我的旧名字和旧历史。他们关掉我银行的账户，删掉我的信用卡和护照——去除掉会把一个间谍连接到他以前旧身份的所有痕迹。这个间谍应该要像很多年轻人那样，流浪到国外，然后就消失无踪的。
其中一个小组要不是热心过头，就是缺乏监督，因而决定把我以前的社会安全号码给删掉，那就更一了百了。他们本来可以跟社会安全处说我死了，可以让这个号码闲置不用，可以做一百件不同的事情，但他们绝对不该做的，就是要求把这个号码删除。
这个错误导致了我现在面对的情况——一个康涅狄格州小孩曾拥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现在根据政府的数据，说那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即使不是布瑞德利这么聪明的人，也猜得出其中有鬼。
“我猜想，要让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消失在黑洞里，那一定是中央情报局或类似的机构才办得到。”布瑞德利说。这证实了他已经开始怀疑的：尽管我写的那本书里，很多细节都改了，但里头的案子其实是发生在谍报世界里的。
这个傍晚的一开始，我只是要去跟一个好商量的医生进行一场愉快的会面，结果没想到变成了一场大灾难，而且还迅速变得更糟糕——那本书让布瑞德利查到了斯科特·莫道克才是真正的作者，现在他还知道我以前真正的职业是什么了。
但到底有多糟？我问自己。非常糟，我心中的间谍回答。我猜想这大概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夜了。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于是平静而冷酷地跟他说：“时间有限，队长。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你认为盖瑞特是个间谍——但他有可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为什么你会找到欧洲来？”
“那个学校。”他说。
学校？考菲德学校怎么会晓得我被外派到欧洲？
“我们去那个学校拜访时，有些教职员还记得斯科特·莫道克。他们说这孩子很怪，拒绝在班上公开发言，但是语文方面很出色——尤其是法文和德文。如果他是在政府的某个地下单位服务，我想他们不会派他去南美，对吧？”
“或许吧，”我回答，“可是欧洲有七亿四千万人，你居然找到巴黎来？拜托——有人告诉你该去哪里找他，对吧？”
这是每一个间谍真正的噩梦。大部分间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背叛，无论是意外或故意的。布瑞德利瞪着眼睛，显然很受不了有人这么小看他的能力。“事情比有人密报要辛苦太多了。”
他说查了斯科特·莫道克好几个月，又确信这家伙是在情报机关工作后，他就知道他一定改了名字。如果莫道克是个美国间谍，这样的人要怎么进入其他国家？他猜想最好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以一个美国小公务员的身份——比方资历很浅的贸易分析人员、商业专员，或是诸如此类的。
因为布瑞德利的父亲曾在华盛顿工作，知道这类派任都会记录在各种冷僻的政府出版物中。公告中通常会有各种信息，包括学历、年龄、专业经历、邮政编码、生日，以及其他似乎并不重要的细节。
他有天晚上躺着睡不着，试图想象一直要用新的身份是什么滋味，每次在边境检查都会很紧张，努力要熟记各式各样的谎言，不必想就能随时回答。
他知道，如果换成是他，他就得在那些假身份里面掺杂一些容易记住的细节——小时候的电话号码，或是只改动出生年份、但月日还是用真的，父母只改姓不改名。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了口咖啡，我想到远方一处带刺铁丝网围墙内的保加利亚检查哨，一个穿着制服的恶棍站在眼前，他呼出的气息有烟臭和昨夜晚餐的气味，手里翻着你的文件，乱问你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留意着你要是有任何犹豫，他就很乐意当个英雄，打电话给那些一脸大胡子的警察，说他不相信这个美国人或英国人或加拿大人，或随便哪个你刚好在那天、在那里、在那个时间所伪装的那国人。
没错，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震惊得无法回答。布瑞德利只凭着他的智慧，就推测出一般间谍是如何进入其他国家，又如何记住那些可能攸关他们性命的假身份细节。要我完全诚实的话，我发现面对一个我这么佩服的人，实在很难继续生他的气。
布瑞德利说他跟玛西讨论了他的理论，两人决定拿来试试看。从他们所收集到斯科特·莫道克早年的数据，他们列出了一个包括二十项小信息的列表。她去工作时，他就用计算机下载过去十年每周发行一次的联邦公报，上头记载了各种政府派令。
有天傍晚，他和玛西把那二十项小信息输入一个搜寻机器人，希望能在那些数量庞大的公报里，找到一笔数据能符合所有信息。
三十六个小时后，他们得到三笔符合的数据。一个是符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邮政编码——这个人是佛罗伦萨“国际艺术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可能代表一些意义，也可能没有。另一个是一名贸易随员，曾是哈佛大学的壁球校队成员，跟斯科特·莫道克一样，看起来很有希望——直到他们发现这笔资料是他的讣闻。第三个名叫理查德·吉布森，是美国派去参加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的一名观测员。他的介绍中提到他的生日，跟斯科特·莫道克同一天，另外还有他的学历摘要。高中是就读考菲德学校。
“我们又去查了校友记录，但是考菲德从来没有一个叫理查德·吉布森的学生。”布瑞德利平静地说。
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和玛西，从康涅狄格州一种树的树名开始，居然查到了理查德·吉布森——我就是用这个身份进入日内瓦，去瑞雪卢私人银行找马可斯·布榭的。
吉布森这个姓就证明了他们的原则——现在他们确定这个方法有用，就全速前进。三个星期后，这个方法查出了一个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小官员曾去罗马尼亚参加一个会议。那个人用的名字是彼得·坎波。
“我打电话到罗马尼亚的财政部，找到一个曾协助筹备那个会议的家伙。他有一份彼得·坎波的入境签证复印件，还包括了他护照的细节。我一个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老朋友帮我查了一下，发现曾有人用同一本护照进入法国。
“根据法国政府的资料，坎波不光是进入了法国，还申请在巴黎定居。在他的申请表格上，他自称是一个风险基金的经理人，所以玛西就打电话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但从来没有一个叫彼得·坎波的人持有证券交易执照，那个风险基金也不存在。”
我沉默看着布瑞德利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两张纸，放在桌上。
第一张是从高中毕业纪念册剪下来的，里头是四名考菲德学校的壁球队成员。其中一个男孩没跟大家站在一起，好像他是跟这个团队一起打球，但不属于其中一分子。他的脸和名字都圈起来：斯科特·莫道克。
第二张纸是附在彼得·坎波申请法国居留权表格上的护照照片。无疑地，这两张照片里的是同一个人。我。我什么话都没说。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布瑞德利说，“斯科特·莫道克读过考菲德学院，接着去哈佛大学，然后加入了政府的一个秘密单位。他变成特务，用过一百个不同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坎波——”
我还是低头看着那张纪念册上的照片，设法回想壁球队里的成员们。其中一个叫戴斯特·科克朗，是个超级讨厌鬼，我还记得大家都讨厌他。至于其他人还更混蛋，但我完全不记得他们是谁了。心理学家会说，这是刻意压抑。
“或许莫道克医生被踢出了谍报世界，也或许他就是厌倦了——不晓得，”布瑞德利说，“但他拿着坎波的护照进入法国，写了一本书把自己所知道的传授给读者，然后出版了，作者名字是借用一个死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裘得·盖瑞特。”
我还是没反应，于是布瑞德利耸耸肩。“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就在这里了。”
没错，而且无疑地，布瑞德利和他太太完成了一件出色的任务，可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今天他们能查到，明天就会有别人查到。
我现在只剩一件事情能做，于是我站起来。该是跑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