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大致是2003年春天，我从西北巴丹吉林沙漠回到莲花谷——出生的村庄，位于河北省南部沙河市以西的太行山区蝉房乡境内，西、南接河北武安并山西左权县，北通河北邢台及山西左权、和顺两县。因地势险要，多省份交界，古来为冀晋两省的通道，其军事作用自唐至明为统治者强调。如民国沙河县长王延升在明万历沙河县知事姬子修所编撰《沙河县志》基础上补充修纂的《沙河县志》上说：“县之西境毗连山西、河南（明时武安曾属河南辖境），虽中隔邢台一村，然三省交错，荒山僻壤，最易薮奸。是以大岭、黄背、数道三口皆有关墙，昔人尝驻兵防守，滋沐圣化，覃敷小小革面，不必鳃鳃以伏蟒为虑。”其中的“大岭”即至今仍存有遗址、位于莲花谷村西南三公里处的大岭关长城，“黄背”即位于莲花谷村与武安牛心山村交界处的黄背岩长城遗址。
斯时，四面坡上虽有新草萌发，枝芽暗起，但仍旧风带峭冷，沟壑背阴处尚还有小片积雪蒙尘冷清。见到母亲，问父亲去哪里了？母亲说，去黄背岩修长城了！我站在院子里举头向南偏西的高山上张望。黄背岩是沙河市和武安市的界山，呈南北走向，一头在武安境内，横穿沙河，再入邢台市境。以往，每当冬季，大地焦枯，万物藏匿，莲花谷一带的山除了南山黑压压的松林，就只有黑和黄两种颜色。
视线刚触到黄背岩，就被一道红、白、青混合的城墙吸引了。我知道，那就是黄背岩长城，只不过被今人重新修“饰”了一番。黄背岩与大岭关长城同为明“十三镇”长城“真保镇（即今河北保定）”长城的组成部分。大致建于1542年，其主要目的用来阻止俺答汗大军越岭而过，南逼中原，北危京师。双方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最终以明朝妥协，答应俺答汗坚持多年“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的请求，由此结束了自明初以来朱明王朝与蒙古各部的频繁战争。
这一带的战事自此消停。清时，这里成为商旅票号西往山西，东往中原、京畿之地的近道。没有集团对垒与兵戈马蹄，黄背岩、大岭关及河北与山西交界的货郎神关（位于今河北邢台县与山西左权县上庄村接壤的白岸岭顶）等关隘便没有了功用，逐渐在风雨中耗损，渐被自然回收。傍晚，父亲背着装有锤子、凿子的布褡裢回到家。见我回来，皱纹紧攥的脸舒展开来。父子俩坐下来闲聊，我才知道，是一个因为开铁矿赚了钱的邻村人出资重新修建黄背岩长城。其目的很明确，即开发为旅游区。母亲说，这是个好事，既把老辈子留下来的东西修好了，又给当地人找了活干，不用到远处打工了。
我笑笑，抓住父亲的手，一层老茧，还有血口子。粗糙扎人，似乎长满尖刺的盆栽仙人掌。我叹息。也知道，这就是农民的手。常年与石头和泥土打交道，并以此获得微薄的生存所需。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我想，黄背岩、大岭关等长城初建时，我家祖先也肯定参与过修筑。他们的想法，也可能和母亲刚才所说的那番话高度雷同。只不过，一个是新建，一个是坍塌后的维护。出资者身份不同，目的不同，但所用手段几无差别。这就是农民的命运，从明朝到今天，变化的只有时间。人的姓名变了，但命运几无差别。
这是南太行山区莲花谷人的一个生存状态缩影，但何尝不是整个南太行山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农村呢？我所说的南太行，即太行山在今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那一片峰峦叠嶂之地。大小沟壑之间，散落和“装载”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村镇，总人口当有二百万以上。莲花谷村不过是总人口不过千余的“其中之一”。据民国王延升本《沙河县志》记载：沙河以西、武安偏西北、邢台县以西，在太行山建屋成村繁衍的人，其先祖大都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至清末，先后由山西迁徙而来的。我们家也不例外。我幼时就听爷爷说，我们这脉杨姓，也是杨业杨老令公的后代，老家在山西（其实，杨业祖上先为陕西神木人，后因军功至太原做官，成太原望族）。
因为没有家谱，祖先无从稽考，只剩下一代代人含糊其辞的口头传代。时间在人身上体现的摧毁力量叫人常感凄惶和悲怆。2004年夏天，我再一次从巴丹吉林沙漠回到南太行山区的莲花谷。却听说，黄背岩长城停止重修。原因是，出资的那位邻村人在一场意外车祸中丧生。这种自发的民间文化行为也随之戛然而止。我惋惜。也觉得，那位出资重新修缮黄背岩和大岭关长城的乡人是一种文化情怀的体现，也是有商业头脑的。尽管他的目的是出资修缮长城后，企图为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但他这一出于商业目的、自觉民间文化行为，在某些方面比当地政府前瞻了一步。
父亲也说，要是全部修起来的话就好了！母亲说，自从那个乡亲死了后，本村人没了活干，就又扛起行李卷，去山西砖厂烧砖，或者到临近铁矿煤矿下井。继续在烈日和黑暗之中挖资源，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生活。父亲老了，到煤矿铁矿干肯定不适合，只能是哪里修马路了，去干一段时间；邻村有人建楼房，再去挣几个零花钱。平时，就在家里种地，东坡到西坡，山顶到峡谷，种庄稼、锄草、撒肥、浇水、收割、脱粒、晾晒。村里几乎每家都一样，除非生意做得好的，家里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可以逍遥自在，或者做一些必定赚钱的事儿。社会地位显然优于类似我父亲那样的一般群众，生活水平亦然。
在泥土上活着、活下去，并以泥土为生，是数千年来常态性的农民生存、生命和社会标示及其毫无悬念的“生生宿命”。因为毗邻中原，又长期笼罩在儒道文化之下，类似莲花谷一般的北方乡村也有“学而优则仕”和“耕读传家”的意识，但真正实践并因诗书而获取功名的，莲花谷历来皆无。临近村镇也极其少见。正如祖父所说，咱这里的农民要想在官府里边弄个差事，除非河水干了，山倒了，太阳从西边冒出来！祖父也是莲花谷村一个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他这句话中有愤懑，更多的却是绝望。
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为王朝效力；以科举晋身统治阶级，光宗耀祖。这是一个双向的出口与平台，亦是江湖与庙堂，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梯。这一制度，大概也是家天下之帝国稳固长久的一个根源所在。至今似乎亦是如此。父亲只会写阿拉伯数字和自己名字。他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不仅城市人狂热，乡村也亦步亦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即使有满腹经书的祖父，父亲也荒芜了学业。那些阿拉伯数字和自己的名字，大致是父亲在扫盲班学习的唯一收获。一个无任何书本知识的农民，以耕地为生，只要精通农耕技术，在集体主义和年少时期，可能还是一种令人艳羡的优势。可一包产到户，个人或以家庭为单位开始单干以后，笨拙的农耕思维，再加上日渐贬值的农副产品，几片地、两三千斤的粮食糊弄肚子没问题，若再有孩子并随之而来的读书上学乃至盖房子娶媳妇、奉养爹娘及丈人丈母娘，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父亲必须在从岩石和泥土上“抠”生活的间隙，再以出卖力气的方式，到外面挣些“外财”回来，才能使得一家人的生活稍微“像样儿”一点。
父亲及我们家的这种生存方式，在莲花谷乃至整个南太行山区乡村占据多数。各家情况大抵如此。这时候，父亲虽然年届五十，但还有些力气。我多次对母亲说，不要再让父亲出去打工了。母亲说，你没事，可还有你弟弟！他（父亲）还能干！我无言以对，心酸。母亲说的也是实情。在母亲看来，父母前半生就是为了生养几个孩子，供他们读书；一旦有人考上大学，并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那就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心头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若是儿女读书稀松平常，“盖一座好房子，为儿子娶妻成家”就成为当务之急。此事完成，孙子孙女次第降生。在儿媳妇的观念里，“公婆带孙子（女）”是一项天经地义的“职责”。即使儿子女儿都成为人夫人母，甚至也做了爷爷奶奶，父母若还在世，并有活动能力，也还要为儿女们“尽己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