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阴
1.出生地
出生地，换句话说，就是故乡。
我的出生地，位于重庆西部一个偏僻小镇的山坡上。镇名叫“雀舌镇”，村名叫“黄杨村”，皆响亮而刚硬。若站在坡顶俯瞰，整个村子就像躺在一个巨型的摇篮里。篮中除装着茅屋和泥土外，还有树木、花草，牛羊和猫狗，白天的太阳，以及夜晚的繁星和月亮……
幼时，清晨或黄昏，邀约几个小伙伴去坡上割草，迎面吹来的，是故乡的风。特别是冬天，风带着利刃从我们脸上刮过，仿佛手上紧握的割草刀划破手指的感觉，这丝毫不亚于饥饿之于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的刺激。那种看不见的痛，就像一颗生锈的铁钉，锥在人一生的记忆里，想忘都忘不掉。
等背篼割满草，倘太阳还没有完全升高，或者红日尚未完全落山，我们就会躺在坡地的草坪上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是山外的世界。大家都想知道山的外面是什么。有孩子说，山的外面有糖果；也有孩子说，山的外面有汽车；还有孩子说，山的外面什么都有，要啥有啥……
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念几天书，大字不识几个，也不知道啥叫“梦想”。你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深埋着你的根——这就是“命”。农民最大的忍耐，就是认命。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养成的生存哲学。
人一旦有了想法，就注定会承担风险。
山外的事情想得多了，孩子们常常睡不着觉。他们像被附了魔咒，成天把自己幻想成一只鸟，腾云驾雾，朝着山外飞翔。遗憾的是，当这一只只羽翼稚嫩的小鸟还没飞过山岗，就被夜幕挡住了线路。他们的幻想终成泡影。待这只只倦鸟重新回到茅草搭建的旧巢时，父母早已做好晚饭在等待他们回家了。晚饭永远那么简单，一碟咸菜，几碗清汤寡水的粥。孩子们脸上无疑都挂满了泪水，但父母并没有责骂他们。因为，他们年少时也做过同样的梦。孩子们一边吃饭，一边抬头望着父母，这时，他们发现父母脸上的皱纹跟大山深处的皱褶一样深。
孩子们害怕了，他们担心自己会像父母一样过早衰老。这使他们逃离故土的愿望更加迫切。
及至成年，这些被大山困住的孩子，终于有了逃离故乡的体力和勇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各种方式逃离了禁锢自己的“摇篮”。他们喜出望外，兴奋异常。尽管，他们被连根拔起的“根须”上还滴着淋淋的鲜血。
多年之后，当一代又一代远离故乡的游子，在外面经历了流浪之苦，被生活锻打得身心俱疲的时候，他们才重又回过头来，眺望曾经割草的地方——那个被山水环绕的偏僻之地，企图借它的一块草坪来歇歇脚，疗疗伤。
可没想到的是，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
逃亡和回归所付出的代价历来就是等同的。
2.春之祭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一大群乡民集体跪伏在一片树林子里，朝着前方的祖坟祭拜。那种神圣感和庄严感，也只有在春节祭祖之时方能得见。
在黄杨村，祭祖是农民们一年初始时要干的头等大事，更是乡间一个盛大的节日典礼。不需要组织，不需要邀约，完全是自发的行为。祭祀当日，天刚亮，各家各户便早早吃罢饭，收拾好锅碗瓢盆，携老扶幼，提着香烛供品和大红鞭炮朝村头的祖坟赶。祖坟有些年代了，周围长满了荒草，墓碑上镌刻的字迹早已漫漶不清。但在前来祭祖的人心中，这片坟地永远是令人敬畏的。那是他们血脉的源头。
正式祭祖时，在跪拜的人群中，是不允许高声喧哗的。否则，将会受到司仪的训诫，罚喧哗者长跪坟前，面向先祖叩头谢罪。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年春节，村里人在司仪的主持下，正虔诚地祭祀祖先。就在大家三叩头时，人群里有个小孩被尿憋急了。一边哭，尿液一边顺着裤管往下流。司仪突然睁圆了双眼，凶狠地骂道：不肖子孙。这时，小孩的父亲从地上倏地站起来，抬手就给不争气的儿子一耳光。随即，他一把拉过孩子，父子俩双双跪在祖坟前忏悔，脸色青紫，仿佛无形中真的惹怒了亡魂。
司仪一般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者担任，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村中，司仪才是真正的帝王，就连村长也要对其礼让三分，敬畏有加。如果说村长象征基层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司仪则是乡村道德和文化的使者，他们共同维护着一个村庄的秩序。
祭祖或许是延续乡村文化的最后一道传承了。
然而，世易时移，在我的故乡，已经不见举行祭祖仪式很多年了。如今的乡村，早已是一座空壳。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即便是岁末年终，也难见他们回一次家。大多数年轻人，一旦离开故乡，就再也不想回去。哪怕他们在城市里靠租房度日，一辈子过着紧巴、卑贱的生活也永不后悔。
即使有那么一些乡愁尚存，或思乡情切的人，春节到自家的祖坟上烧几张纸，也不过匆匆忙忙，求一个心安罢了。祭祀的神圣感早已在现代人的心中荡然无存。
难怪我每年春节回乡，看到那些迟暮老人，孤零零地依偎在墙角，目露凄楚之时，都会发出无奈的慨叹：年是越过越没意思了。
春天就跟在年的后头，带着痛苦的浪漫。
3.单独政策
单独政策一公布，老阉就哭了。他的心情，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便是“悲欣交集”。
三十几年前，老阉也算得上是个“独身子女”。他原本还有一个弟弟，十岁那年夏天，弟弟头顶烈日，下河去逮鸭子。一个猛子栽下去，鸭子浮出水面了，弟弟却再也没有起来。全家人悲痛欲绝，父母想再生一个，可无论如何，精子和卵子就是闹别扭，搞不到一起。
老阉发誓，等他结了婚，一定要多生一个，了却家人怕自此一脉单传的恐惧。可国家向来对计划生育控制得严，不少农民因为超生，被计生办牵走了圈里的猪和羊，担空了粮仓里的谷子和腊肉，房子也被竹竿夺得千疮百孔，大落大漏，小落小漏……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强行把人拖去结扎，活生生在胯下给你来上温柔一刀，痛得你钻心。碰到男人捆男人，逢到女人绑女人。试想，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儿，被骟了之后，那还不跟阉鸡脑壳一样吗，活着有啥劲。
当年，老阉的堂哥就是超生游击队里的一员，而且还是员猛将。他生了三个都是看泡菜坛的，总想生个带把儿的来看秧田。乡计生办的人像抓贼一样，撵得他无处藏身。能躲的地方都躲了，结果还是暴露了目标，被人在村头的竹林里捆绑了手脚，装在一个猪篓子里，抬到镇上去骟。或许是抬杠的人力气小，加之山路崎岖难走，村子离镇上又远。就在他们实在抬不动的时候，恰好看见镇子附近有一家面粉加工厂，便将老阉的堂哥抬进了厂房，摁在面板上，用切面刀就把事情给办了。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事后，老阉的堂哥苏醒过来时说了句：老子活了二十几年，今天才晓得面粉能止血。
但血是止住了，命根却遭了伤害。
有那么一阵子，村子里流行一种怪病，凡是新出生的婴儿，都患有软骨症。要么头盖骨凹陷，要么四肢畸形。有人怀疑是吃了村里的水造成的，可请专家前来取样化验，水没有问题。后来，又经各种筛查，仍未搞清楚确切原因。村民们为延续香火，整天哭天抢地。只要一说及生育之事，都是眼泪汪汪的。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凡头胎婴儿经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严重遗传性残疾的，可允许生二胎。一时间，大家蠢蠢欲动，纷纷打证明，填申请表。老阉的堂哥脑瓜子灵活，欲买通大队书记，图冒充之事。可每次公布名单，都没有他的份儿。
说来好笑，当年的大队书记，文化程度都很低，经常写白字。村头的土墙上，贴有一张大大的红榜，上面写着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家庭人员名单。榜上的内容其实并不复杂，但是却错别字连篇。只要红榜一张贴出来，老阉的堂哥准是第一个跑去看的。上面虽然没有他的名字，却也是一看就乐。
红榜上写着：
张登云——活佛；
邓步青——活佛；
夏长喜——活佛；
……
只要粗通文墨的人，都能看出来，榜上是将“合符”错写成了“活佛”。这让小学毕业的老阉堂哥哭笑不得，本来大家都是个“和尚”命，却不想全都成了“活佛”。
不知这算不算歪打正着。
农村人超生尚且如此，那要是吃皇粮的人犯了戒，后果就更加严重了。罚款结扎不说，开除公职和党籍是一定的。
老阉就尝够了这个苦头。
当他决定生二胎的时候，他已经是乡文化站的正式工作人员。婆娘劝他考虑清楚，从长计议，千万不要得不偿失。可老阉就是不听，主意既已拿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老阉第二个孩子刚一落地，饭碗就打倒了。为此，他婆娘差点跟他分道扬镳。如今，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老阉心头的阵痛，依旧那么强烈。
前不久，早已从过去的公务员变成商人的老阉，在得知单独政策出台后，心里的热血是一股一股在涌动，说不上是悲还是喜。这让他记起某次回乡办事，看到村头废弃的小学校墙壁上，两条过去搞计划生育时刷上的宣传标语：
横下一条心，割断两股筋。
另一条是：
结扎其实点儿都不痛。
老阉朝裤裆里摸摸，突然大放悲声。
4.酒鬼哀歌
夏长贵在没当村长之前，是滴酒不沾的。当了村长之后，却变得嗜酒如命。他每天早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一小杯自制的药酒一饮而尽。然后，冒着晨雾，迎着初升的太阳向雀舌镇走去。
他去镇上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不过打打麻将，喝喝酒而已。喝酒之余，顺便给那些闹矛盾的家庭调解一下纠纷，或者给需要出具证明的村民盖个章之类的。反正盖章也不费啥劲儿，公章就装在夏长贵的裤兜里，用一张报纸裹着。盖章时也不用印泥，直接拿章对着嘴哈几口气，闭着眼睛朝纸上一按，公务就算执行完毕。
夏长贵以前是个杀猪匠，铺子就开在镇政府对面。铺子旁原来有棵黄葛树，树干粗壮，常有鸟儿在树上筑巢。有时从树下经过，恰好一泡鸟粪砸在头顶，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了。但一到夏天，大树带来的好处真是没得说。树冠宛如一把翠绿伞盖，任骄阳如何威猛，树底下依旧凉爽得很。如此一来，每天到树下乘凉、聊天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夏长贵便利用这个天然场所，做起了卖肉生意。
那时不像现在，肉价是相当贵的，老百姓十天半月才割一回肉吃。有的人家手头紧，又实在被肉馋慌了，就硬着头皮去夏长贵处赊肉。等慢慢凑够了钱，再来还账。夏长贵对前来赊肉的人从不抱怨，总是笑脸相迎。账赊久了，也不追问。即使到了年末，也从不主动上门讨债。老百姓都在私下里议论：狗日的长贵这人真是厚道。
但卖肉的时间长了，夏长贵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由于那些政府里的人，下了班都习惯性到他的肉铺去割肉。夏长贵就每天都把最好的肉给政府的人留着。为此，他专门到五金店买来一包铁钉，钉在那棵黄葛树上。然后，再把那些上等好肉分块挂在铁钉上。每颗铁钉都是编了号的。只要一下班，政府的人从铁钉上取下属于自己的那块肉提起就走，也省去不少麻烦。
起初，有老百姓不暗个中缘由，非要盯着铁钉上的肉买，惹得夏长贵火冒三丈。渐渐地，待大家都看懂了门道，也就再没人敢去争买铁钉上的肉了。从那时起，夏长贵卖肉再不赊账，对待顾客的态度也没以前热情了，甚至还多了几分傲慢。
又过了两年，夏长贵突然就当上了村长。
成了干部后，夏长贵就不再卖肉了。不再卖肉的夏长贵经常出现在镇上的饭馆里，有时是他陪镇政府的领导喝酒，有时是求他办事的人请他喝酒。总之，酒像寄生虫一样赖上了夏长贵。
但夏长贵的酒量实在太差，每次喝酒都把不住性子。他左脚磕右脚地在镇上趔趔趄趄，不是哭，就是骂。他还骂镇政府的领导，骂他们是黄世仁，每年都要吃他几头猪。镇领导每次见夏长贵发酒疯，都要躲得远远的，像避瘟神样。
大多数时间，都是夏长贵的婆娘摸黑到镇上来背他回家。每背一次，就咒骂一次：死鬼，总有一天，酒会要了你的狗命。
夏长贵的婆娘真是个“巫师”，他的咒骂竟一语成谶。
就在去年，眼看春节即将来临，夏长贵跑到镇上喝醉酒后，于归家途中滑下山崖摔死了，年都没过成。说也凑巧，夏长贵死后不久，曾见证他仕途生涯的那棵黄葛树，因修建公路也被挖掘机连根拔起，躺倒的树干上全是钉子伤口。那些长长的铁钉生了锈，工人用老虎钳都没能拔出来。
这个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情真是很多。
我后来听抬过夏长贵尸体的人说，当他们打着手电筒将夏长贵抬上山崖后，发现他那被寒气冻僵的右手，竟死死地拽着那枚公章。凝固的鲜血沾在公章上，很像过期的印泥油。
抬尸的人抠了很久，试图将公章夺下，可死去的夏长贵就是不肯松手。
5.单身汉
单身汉德木子坐过两次牢。
第一次是他强奸别人；第二次是别人强奸他。
在说第一次之前，先说几句题外话。德木子自幼就被父亲看不起，认为他脑壳有问题，无论谈话，还是做事，都不着边际。属于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要说，没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的，哪怕他真的有病，甚至天生呆傻。毕竟，那是自己的亲骨血。但德木子确实又让他父母伤透了心，且处处颜面扫地。那时，德木子大概只有十三、四岁，一个夏日正午，他父母躲在家里睡午觉。兴许是午时的光阴太难熬，加上烈日当空，屋外的气温犹如锅炉蒸腾，搞得人心里十分焦躁。德木子的父母在床上翻来覆去，汗水都湿了席子，却仍旧睡不着。于是乎，夫妻俩便寻思着干点别的啥。正好两人都只穿了条内裤，便开始了鱼水之欢。哪晓得，事情刚刚进入状态，就被在堂屋里玩耍的儿子听到了响动。德木子气愤地一脚将门踹开，冲进父母屋内，大声吼道：爸爸，你这么做，要不得哈，妈是自己一家人的哟。父母听德木子一吼，赶紧抓过被单，把身子掩住。然后，穿衣下床，跑到堂屋里，啪啪就给儿子两耳光。谁知，德木子竟然不服气，非要去找人评理，在全村闹得沸沸扬扬，把他父母的脸都丢尽了。以致于村里人见了面打招呼，张嘴就说：自己一家人的哟。
就因为这件事，父子俩反目成仇，德木子未满十八岁，就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一个人闯江湖去了。
从家里出来后，举目无亲的德木子流浪到一个小镇替人守煤矿，有时还要去下窑。这份活计尽管辛苦劳累，但毕竟有了口饭吃，命是保住了。煤厂老板见德木子人虽半酣半傻的，但下起力来，倒也不偷奸耍滑，便把他视为长工对待。人一旦相处久了，就会产生感情。几年下来，煤厂老板对德木子的态度有所改变，越来越喜欢他。逢年过节，还要给他买新衣新裤。煤厂场老板说：只要你好好干，前途无量啊。可德木子不想要这些，他的心思全放在煤厂老板那个漂亮的儿女身上。煤厂老板看出了他的动机，想断他的念头，就坦白跟德木子说：我家姑娘早已名花有主，你就别痴心妄想了。还是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儿，不然，你恐怕很难再继续呆下去。德木子心里何尝不知道，老板其实早就把女儿许配给了另一个煤矿主的儿子，他们想强强联合，把生意做大做强。只有两家联姻，才能互相利用，共同发财。但德木子实在太喜欢老板的女儿了，他每天吃饭时想，睡觉时想。有次下窑时，他因想老板的女儿走神，罐车滑轨，险些小命归阴。
一天，老板两口子去外面谈生意，只有女儿一人在家。德木子见机会来了，全身热血喷涌。待老板前脚一走，他便反锁了铁门，急匆匆朝老板女儿睡的房间跑去。当这个正在睡懒觉的姑娘，看到气喘吁吁的德木子出现在屋里，不由得惊叫一声。她正要喊叫，德木子便饿狗一样扑了上去。
老板回来后，见女儿蓬头垢面，蜷缩在床上哭泣，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待问明缘由，老板怒发冲冠，迅速让人用绳索将德木子绑了。德木子好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既不反抗，也不挣扎，任凭摆布。这事发生后，另一个煤厂主当即决定退婚，从此井水不犯河水。老板见德木子毁了他的生财之计，索性报了案，德木子因此坐了七年的班房。
七年之后，德木子从牢里出来，人瘦得只剩一张皮了，全身都是病。稍有风吹感冒，就猛烈咳嗽。一咳嗽，就吐血。他原本想回家里，跪求父母原谅。可父母一听村人说德木子是个强奸犯，心就凉了。加上多年前的耻辱，他们再一次在人面前抬不起头。德木子见父母始终不肯原宥他，只好流着眼泪又离开了家。
这次，他访东问西，好不容易在镇上找到个看守工地的活计。德木子想，他的病这么严重，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他之所以在就近找活干，目的是想死得离家近一点。在工地上，他很负责，对人的态度也很好。工人们上下班，他都热情招呼。其中有个中年妇女，在工地上提灰桶。每天一到工地，就望着德木子嘿嘿地笑。起初，德木子并没觉得异常，只认为这个妇女面善心慈。但渐渐地，她到了下班时间，却还不肯走，在德木子的工棚前转来转去。再后来，她每次到工地干活，都要跟德木子煮一个鸡蛋拿来，这让德木子十分感动。一段时间后，德木子跟那个妇女已经是非常熟络了。他还因而了解到，这个妇女死了老公，是个寡妇。生的两个女儿，一个在读高中，一个嫁到浙江去了，不仅心生怜悯。而那个妇女听说德木子有病，还在家里熬了中药给他端来。
一天收了工，妇女邀请德木子去家里吃饭，说要为他改善下伙食。正好那天另一个守工地的人也在，德木子便跟他商量，打个掩护帮忙看守一会儿，等他吃完饭，再回来替换。
德木子跟随妇女到家后，妇女做了一大桌菜，还倒了两杯白酒款待他。德木子说：我有病，不能喝酒。妇女说：喝一点没关系。德木子果真就喝了一口，呛得眼泪都出来了，妇女便在桌旁呵呵地笑。继而，妇女一口干掉自己杯里的酒后，就起身紧挨德木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妇女见他有些放不开，便用筷子夹了块肉给他，说：吃片肉哇。德木子挪了挪说：碗里有呢。妇女跟着挪了挪，又夹了块肉说：吃片肉哇。德木子又挪挪说：够了。妇女也跟着挪挪，再次夹起块肉说：再吃片肉啊。这时，板凳重心一斜，两人都滑到了地上。妇女把筷子一丢，顺势就把德木子按住，双手解他的裤带。
不多一会，正在德木子心潮澎湃之时，猛然从屋外冲进一个彪形大汉，抓住德木子就打。要不是趁着那晚月黑风高，他仓皇而逃，怕是早就死于非命了。事后，德木子才搞清楚，那个大汉正是妇女的老公。她其实并非寡妇。
第二天，派出所就来工地上抓人了，他又因此坐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牢房。
刑满获释后，德木子看淡了人生，觉得人活着没什么意义，跟一场游戏没啥区别。但他一直有个心愿：希望父母能原谅他。可一次又一次的丢人现眼，让父母根本就不愿再见他。
无家可归的德木子走投无路，还是原来工地上的一个熟人，见其可怜，把他介绍到一个小区去扫地。可他去了不到一个月，就在一次扫地时猝然死亡，害得物管公司赔偿了三万块钱。
德木子最终还是回了家，父母将他的尸体拖回去埋葬后，数着白花花的几叠钞票说：一个逆子，换了三万块钱，值得，值得。
6.挖坟
前些年，国家实行殡葬改革，要求死者一律火化。但很多地方政府却将之变成财政创收的绝好法门。他们允许实行土葬，不过，必须让死者家属缴纳丧葬费数千元。否则，就要刨坟，强行将死者拖去烧了。不少农民缴不起丧葬费，又实在被逼无奈，只好眼睁睁看着亡故的亲人，被人从九泉之下刨出，让死人和活人均不得安宁。
吴开洪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
他的父亲下葬才三天，就得到工作组要来刨坟的消息。吴开洪闻讯，慌张地在村子里奔走呼告。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博得大家的同情，并以此号召全村的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那天，黄杨村的空气异常紧张。村中所有人都支持吴开洪，给他打气，叫他一定不要怕，要稳住阵脚。必要时，村中男女老少将发起总动员，学过去的绿林好汉造反，群起而攻之。
支持呼声最高的，是村中那些年过古稀的老人。他们说：这次一定不能让刨坟的人得逞，否则，今后大家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吴开洪在得到村里人的明确表态后，心里便有了底气。他从村民家中出来，跑去父亲坟前上了炷香，并信誓旦旦地说：爹，你就安息吧，我就是拼了命，也不会让那帮狗娘养的人来刨你的坟。
为确保护坟工作的万无一失，吴开洪很是花了些心思。当天下午，他领着婆娘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到山坡上捡了几筐碎石子藏在坟堆旁的草丛里。他吩咐婆娘和孩子，明天见机行事。只要他抬手一挥，就让守在草丛边的家人朝刨坟的人扔石子。他幻想那些粗砺的石子，会像枪林弹雨一样，射得刨坟者胆颤心惊，知难而退。
但世事难料，第二天镇政府派来刨坟的“大部队”一到，吴开洪当即就被吓傻了。
就在吴开洪还在为护坟作精心准备时，镇政府早已得到可靠情报，遂决定增派人力控制局面，并一举瓦解反抗刨坟的闹事群众。
前来刨坟者共有二十余人，个个都是彪形大汉，膀圆臂粗。腰间挂着手铐和带刺的橡胶棍。他们刚到坟地，就迅速将坟堆包围了起来，组成一堵圆形的铁壁铜墙。其中一个模样很像领导的人，双手叉腰，向手拿各种农具的围观群众喊话：今天谁胆敢阻碍公务，我将秉公执法，决不手软。此话一出，群众无不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
吴开洪见情况不妙，脸色气得乌黑地咆哮着冲向包围圈。这时，两个大汉跨步上前，揪住吴开洪的左右手。然后，掏出手铐，将吴开洪拷在了坟地旁的一棵刺槐树上。吴开洪的两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婆娘也双腿颤抖不止，张大了嘴，却哭不出声来。此刻，那些原本义愤填膺的村民，更是被这个下马威震慑住了，全都噤若寒蝉。手上拿的“武器”也都不听使唤，纷纷滑落到了地上。
挖坟队见时机成熟，开始动手挖坟。挖坟者是四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一看穿着打扮和干活身手，就知道是工作组花钱雇来的“闲人”。这类人在乡间很多，既不安心做个农民，又不想学门手艺谋生。成天游手好闲，渴望不劳而获。恰好遇到工作组需要挖坟的人员，就主动请缨，毛遂自荐了。
我曾跟一个挖过十几座坟的“闲人”攀谈过。我问：你挖坟难道不害怕吗？他回答：起初也害怕，手连锄头都拿不稳。后来挖多了，也就不怕了。继而，他还跟我说，也有胆小的。他的一个搭档，自从挖了两次坟后，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有死者来找他算账。这人后来就疯了，逢人便说：我曾挖过一座坟，刨出来的死者竟然还是活的。
当吴开洪被解除手铐的时候，黄昏已经降临。暮色像一张巨型黑纱，罩住了整个黄杨村。吴开洪歪歪扭扭地走到坟前，见父亲的尸骨不在，被刨出的土坑像一道腐烂的伤口时，他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嚎啕痛哭。
那天晚上，不知何故，村中大大小小的狗都在四处乱窜，一直狂吠到天明。老人们说：那一定是吴开洪父亲的亡魂在游荡。
7.寡妇逸闻
李贵芝在嫁人之前，曾找人算过一次命。算命的说她八字大，有克夫相。李贵芝当即就火了，说：你真是瞎了狗眼吗，本姑娘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明明是旺夫相嘛，你偏说姑奶奶克夫。我看，你妈才克夫，不但克夫，还克子，要不，怎么会生出你这个瞎子呢。说完，甩手就给算命的一耳光。她走了几步后，觉得还不解气，又踅转身，朝算命的脸上吐了一口痰，才愤然离去。
一个月后，李贵芝便出了阁，丈夫是个泥瓦匠。别看此人长得牛高马大，心却是粗中带细。泥瓦匠每次出去跟人盖房，都不忘给李贵芝带点东西回来。有时是几个鸡蛋，有时是一捧瓜子花生，这让李贵芝感到幸福洋溢。只要泥瓦匠一带回东西，李贵芝就会拿出来跟邻居分享。当然，这其中不妨显摆的意思。那些尝到甜头的妇女，自然也懂得恭维李贵芝，说：瞧瞧，你老公对你多好，要是我家那个蛮子有他一半的好，我就知足了。李贵芝一听这话，心里美滋滋的，羞红着脸说：来，吃蛋，吃蛋。可就是这个被人视为楷模的男人，却在结婚半年不到，即在一次上房盖瓦时，踩踏了一块椽条，掉下来摔死了。
李贵芝便成了寡妇。
两年之后，李贵芝嫁了第二个老公——荷叶村的骟猪匠。这个老公跟泥瓦匠一样，也很疼爱她。李贵芝自从跟了骟猪匠后，多了一个嗜好，喜欢吃猪尻子，俗称“头刀菜”。只要骟猪匠骟完猪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猪尻子献给李贵芝拿去炒了。一次，骟猪匠替人骟猪后，提起尻子要走，却被主人拦住，说猪尻子是他的，应该留下。骟猪匠怒了，说：按行规，尻子都归骟猪者享有。双方争执不下，竟大打出手。谁知，那家主人原来是操过“扁挂”的，拳脚功夫甚是了得，加之脾气火爆，抓起刀具就把骟猪匠给骟了。骟猪匠欲抽刀反抗，那人闪身上前，复又一刀，正好刺中骟猪匠心脏，当场毙命。
李贵芝再次成了寡妇。
两个丈夫相继离世，使李贵芝不得不对算命先生之言产生后怕。尽管，在她看来，任何算命之术，都是糊弄人的。但李贵芝想，如果真是上苍注定要她今生守寡，那还不如不再结婚的好。于是，她索性破罐子破摔，转而变得轻浮放荡，以勾引别人的男人为乐。用她的话说，这叫“以毒攻毒”。
李贵芝勾引的第一个男人，是村里的赵天奎。那天，赵天奎正在地里挖红苕，她背个背篼，手里拿把割草刀，假装割草，在赵天奎挖苕的田地周围转悠。赵天奎因忙活路，根本没有在意她。不多一会，她便偷偷地摸到了赵天奎的身后。赵天奎刚刚弯腰去捡红苕，李贵芝趁机将他抱住，两个奶子在背上滚来滚去。赵天奎反身欲推，却被李贵芝按在了红苕沟里。这时，赵天奎的婆娘来地里背苕，正好看到这一幕，要跟李贵芝拼命，还是村长及时赶来调解，才平息了风波。
之后，听说村里有不少男人都被李贵芝骚扰过。而那些被骚扰男人的婆娘对李贵芝恨之入骨，骂她破鞋，欲除之而后快。尤其是赵天奎的婆娘，巴不得将其千刀万剐。自从发生红苕地里的丑事后，她经常看见赵天奎跟李贵芝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她利用各种方法，想捉这对奸夫淫妇的现行，可却抓不到任何把柄。有次，她实在被愤怒冲昏了头，拦住李贵芝问：娼妇，你那天在红苕地里，把我老公按倒，究竟干了啥？李贵芝瞥她一眼，笑嘻嘻地说：挖红苕吃啊。气得她面部肌肉痉挛。为给自己雪耻，赵天奎的婆娘联合村里其她妇女，日夜蹲守，全面布控，终于在一天黄昏，于后山的一个岩洞里抓住了正在通奸的赵天奎和李贵芝。她们用绳索将李贵芝绑了，扭送到派出所。
办案人员在审讯李贵芝时问：你到底跟村里多少男人有过奸情？李贵芝答：只有两个。办案人员问：哪两个？李贵芝答：赵天奎。办案人员问：那还有一个呢？李贵芝得意地回答：你们笨啊，村长啥。
审讯一时陷入僵局。
8.乡村智者
“老大爷”本名吴国礼，年龄已过花甲，是黄杨村的一个“活宝”。只要他出现在哪里，笑声就会在哪里响起。故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很喜欢他。即使有后生晚辈跟他开玩笑，他也不介意，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仿佛从来没有过忧愁。
老大爷说话很幽默，且暗含哲理，是村里的“喜剧明星”。今年端午节，我回乡与他聊天。他坐在院坝里铡猪草，嘴上卷根叶子烟。一边铡，一边跟我说话。他说：你看电视上那些城市女娃儿，整天穿双拖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羞不羞人啊。我就是平时去镇上赶集，还得换双干净的胶鞋嘞。我说：大爷，人家那叫时髦，城市里流行这个。老大爷沉思片刻，说：照你这么说，那城市人还没得我们乡下人时髦呢。我说：怎么讲啊？他说：那种拖鞋跟我们穿的草鞋差不多，草鞋在乡下早流行过了，城市人是跟我们乡巴佬学的。
我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八十大寿，全村的人都赶去吃喜酒。席间，我跟老大爷凑巧坐在一桌。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举箸换盏，觥筹交错间，大家都在感叹如今的生活真是好，穿的是绸，吃的是油。其中一个长者回忆说，要是在灾荒年生，能吃上这么一餐饭，就是死也瞑目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人都能填饱肚子，吃不完的统统倒掉，你说浪费多可惜啊！席上另一长者插话说：是啊，要是再来个灾年，不知还会不会饿死人。糟蹋粮食，是要遭五雷轰顶的。大家等着看吧，报应总有一天会来。这时，老大爷发话了。他朝我肩上一拍说：小吴，你是知识分子，我问问你。你说现在的人生活比过去好上百倍，为啥身体却比过去那些吃糠咽菜的人差远了呢？
我无言以对。
黄杨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前几年，国家实施“村村通”和“农网改造”工程。黄杨村属于改造重点。有次，市里派工作组到黄杨村对“扶贫工程”进行视察、调研，还要找村民座谈。工作组来的前一周，就有专人来村里作了周密安排。镇长还亲自给要参与座谈的村民“上课”，教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老大爷自然是镇长亲自选中的座谈对象之一。镇长上完课，让听课的村民对所学内容复述了好几遍，才满意地离去。
工作组来的当天，镇长如坐针毡，一直板着张脸，害怕村民言语出错。工作组的同志每问一个问题，答话的村民都吞吞吐吐，战战兢兢。边答边看镇长的脸色。几个问题回答完，镇长额头上早已是汗如雨下。
在整个问答过程中，其他几个人都说了不少好话。惟独老大爷卷根烟，蹲在旁边一言不发。镇长知道他是个懂得幽默的人，临到末了，想让他开腔活跃一下气氛。就说：老吴，你是村里的“万事通”，不给几位领导汇报一下生活情况吗？工作组的同志见镇长如此说，就问老大爷：现在很多农民发展副业，在家种蘑菇，你们村里出蘑菇吗？老大爷吸口烟说：出啊，大雨过后，自己到青桐树林里去捡。大家相视一笑。继而，有同志又问：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村里种什么经济作物或出产什么特产吗？老大爷再吸一口烟说：坡上茅草有几匹，杂木有几根。大家轰然大笑。镇长刚才紧绷的脸，终于放松了。
问话的同志点燃一支烟后，接着问道：大爷，政府搞“扶贫工程”，你们满意吗？老大爷沉默好一会儿回答：镇长满意，我们就满意。镇长好，我们就好。刚才还活跃的气氛一下子重又紧张了。镇长铁青着脸盯着老大爷。问话的人看看镇长，停了一会儿问：那你们希望政府今后能帮村民解决哪些实际困难呢？老大爷头也没抬答道：农民也是纳税人，你们看着办。
工作组的人无言以对。
9.谎言
农民大都是些本分、老实人。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很认真，从不马虎。他们一辈子跟泥巴和庄稼打交道，身上有一种大地的品质——沉默、憨厚、有承受力。农民们没有“知识分子”那样的头脑，为人处世也不讲究含蓄，说话更是不喜欢转弯抹角。他们谑称自己是“一根肠子通屁眼——直来直去。”
在黄杨村，你若想要跟乡亲们处好关系，就得放下自己的臭架子，说些“掏心窝子”的话。否则，村民们是不会理睬你的。以前，我还在乡下生活的时候，左邻右舍对我都像亲人一般。我跟村里的每个人都熟络得很。那时，全村的人吃同一口井里的水，大家知根知底，对各家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要是谁家遇到什么难事，村里人都会主动上门帮忙，解燃眉之急，且不图任何回报。
记得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考取中师时，因家里无钱交学费。父母整天都在为我上学之事愁肠百结，泪流满面。我也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折磨得羸弱不堪，原本就营养不良的身体越渐虚浮。我不想为难父母。我早已打定主意，若等到九月一号开学时，学费仍无着落的话，我就自此休学，跟着隔房的一个叔父去学木匠。
九月一号那天上午，我正欲去叔父家跪地拜师，刚走出院门，却看见左邻右舍纷纷为我送来散碎钱币。有三块的，有五块的，有十块的。还有拿着粮食和鸡蛋来的人，他们让我去镇上换成钱后交学费。就这样，在乡亲们的慷慨相助之下，我满含热泪走进了当地中师学堂。
几年后，当我再次回乡时，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可让我大为不解的是，当我回到村里，去乡亲们家串门时，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异常冷淡。递烟，不接；送礼品，不收。任我把感激的话说得口干舌燥，他们仍爱理不理，无动于衷。
后来，还是一个叔伯跟我说了实话。他说，以前大家资助我读书，是看在我这人实诚，没有花花肠子。况且，都是一个村的，哪有自己人不帮自己人的道理。可如今，我学业圆满，成了“公家人”，他们本也是真心替我高兴。可在村民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叔伯说，无论是我的穿着打扮，还是说话的腔调都跟过去不一样。他们并不奢望我送礼敬烟，主要是看不惯我现在的那副“高姿态”。他们只希望我能像从前那样跟他们相处，叫一声叔，或者婶子也就够了。
我按照叔伯的指点去做，果然凑效。乡亲们对我的态度重又变得热情、和蔼起来。可见，农民们是不掺假水的，也不说谎话。
但不知何故，近年来，单就黄杨村来说，习惯了说谎话的人却越来越多。
第一个说谎的人，是村里的二虎子。二虎子是黄杨村出了名的实诚人，而且是个大孝子。自从他大哥前年在广州打工意外身亡后，他就一直在家照顾生病卧床的父母。他父母也不知道得了啥病，老是咳嗽，喉咙肿痛，吃不下饭。二虎子四处延医问药，父母的病终不见好。为给父母治病，二虎子把圈里的猪卖了，鸡买了，羊卖了……反正能够卖钱的东西几乎都拿去卖了。眼见家徒四壁，二虎子的父亲在一个月夜自行结束了生命。这让二虎子很是内疚。二虎子下定决心，一定要救活母亲，不然，他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安葬完父亲的第二天，二虎子就借钱把母亲送到县医院去做检查。医院说他母亲的病十分严重，得尽快住院治疗。那一晚，二虎子蹲在医院的走廊上彻夜未睡。翌日天明，二虎子便将母亲“骗”回了家。他跟母亲讲：医生说，你没啥大毛病，回去吃几副药就好了。结果，他母亲回家不到一个星期，就咽了气。
或许是二虎子在黄杨村开了说谎的先例，而且，他说谎后并没有村人责骂他不孝，这就让那些后来的说谎者心安理得了。继二虎子之后，黄杨村的说谎者有村南的张小东；村北的李富民；村西的王展强；村东的赵四宝……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将亲人们“骗”去了另一个世界。
10.骗术
一天，黄杨村来了一拨穿白大褂的人，自称是县医院的医生，专门来进行医疗下乡服务的。他们背着红十字药箱，挂着听诊器，拿着血压计和体温表，挨家挨户为乡民检查身体。
起初，乡民们还心存警惕，摸不清他们的身份，认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不会掉馅饼。后来，当他们掏出证件，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乡民们才信以为真。他们说：我们是来免费为你们体检的，是在贯彻国家为改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方针政策。
一时间，乡民们弃锄抛娄，蜂拥而至，聚集在村头的晒坝上，搬出桌子和凳子，等待体检。医生们很认真，每检查一个人，都要耗费十来分钟时间。血压量了一次，还要再量一次；舌苔看了一遍，还要再看一遍。快临近中午了，才总共体检完20来个人。有村民见医生累得满头大汗，匆匆跑回家，烧了开水提来，还给每个人煮了一碗荷包蛋。已经体检完的村民，早就回家取下灶房上的腊肉，又去菜地摘回新鲜蔬菜，为医生准备午餐了。
医生们在村民家里吃罢可口的午饭，还躺在床上睡了个午觉，才伸伸懒腰，跑到晒坝上继续为村民体检。体检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医生见时间差不多了，便开始马虎起来，两三分钟就检查完一个人。检查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有毛病，而且，有的病情还相当严重。这可把村民们吓坏了。医生说：你们的病得赶紧治疗，晚了，就不好办了。村民说：我们哪有钱去医院看病啊？医生沉默半晌，故意看看四周，小声地说：我们带了一种特效药，对你们的病十分管用，只要坚持吃三个疗程，病就会痊愈。只是我们不敢私自卖给你们，否则，是违反规定的。村民问：药多少钱一盒啊？医生说：一疗程三盒，一盒100元。村民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阵嚷嚷之后，有村民说：那干脆请医生同志行行好，卖几盒药给我们吧。你看我们这些没钱的可怜人，总不能在家等死吧？医生互相看看，说：不行啊，违了规，我们要受处罚的。村民说：只要我们不说，谁知道啊，你们就救救我们吧！说着说着，就有村民跪下了。顷刻，所有的村民都跪下了。医生们见状，叹了口气说：乡亲们都起来，见你们如此真诚，那我们就冒次风险，把药卖给你们，但你们可千万别拿出去说啊！村民们高兴坏了，争先跑回家拿钱来买药。不多一会儿，几大包药品即被抢购一空。医生们得鱼收网，套马挽缰，说：乡亲们，我们所带药品有限，已经售罄。不过，我们下个月还来，如有需要，到时再来买。可他们一走，便销声匿迹，音信杳无了。
过了几天，有派出所的人来调查情况，村民们才知道上当。他们花钱购买的所谓“特效药”，不过是用面粉搓成的丸子，外面裹了一层糖衣。
又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和尚，颈上挂一串佛珠，长髯飘飘，自称来自峨眉山，能用气功治病。村民们好奇，纷纷跑来围观，问这问那。和尚说：我云游自此，化缘建庙，受佛祖点化，专解众生疾病之苦。乡亲们若患有疑难杂症，久治不愈者，我皆可用气功使其痊愈。说完，他从村民家里借来一个饭碗盖在地上。再找来一根绳子，将一块石头绑在一节方形木棍上端。然后，再将木棍下端放置在碗上面，而石头却不倒地。这一绝技让村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夸赞其神功盖世。
老干头患有肺气肿，吃了几年的药都不见效，每走一步路都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听村里来了气功大师，拄着拐棍就病病歪歪来了，求生的本能使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和尚身上。和尚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让他脱掉上衣，趴在一颗苦楝树上，然后开始发功。问：有啥感觉？老干头咳嗽着说：烫……背上……发烫。和尚双手一推，大吼一声，将一块类似膏药的东西贴在老干头背上。过了一分钟，他将粘贴取下，揭去上面一层，里面竟然是一口浓痰。和尚故意将浓痰递到围观者鼻前，一股恶臭弥漫开来，众人呕吐不止。和尚说：你们看看，这就是从他肺部吸出来的毒素。
刹那间，村民们全都跪伏在地，请求大师发功治病。和尚说：只发功不行，必须得配合使用我的“神贴”才管用。不论你得的啥病——大三阳、小三阳、内风湿、肺气肿、糖尿病、坐骨神经痛……只要将此物贴上，立马见效。有村民问：收钱吗？和尚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神贴分文不取，若众施主想病早愈，保家人平安，出个功德便是。当然，功德出得越多，效果会越好。
话毕，还未等村民反应过来，和尚已经在发功了。村民只好闭目接受治疗。随即，他散发给每个人几张神贴。接到神贴后，村民开始掏钱，有的50元，有的100元。和尚见状，口中念到：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和尚走后，村民将神贴拿回家供着，舍不得使用。实在病得不轻了，才愿意拿出一张来试贴。
村里的四喜在干活时摔断了腿，肿得像馒头，婆娘劝他去诊所包扎，四喜不肯去，偷偷拿出神贴贴上。几天过去，腿越肿越大，痛得他眼泪直流。婆娘说：你再不去诊所，腿就残废了。四喜说：我这神贴比医生管用。又过了几天，四喜见神贴还不见效，便揭下来撕开看——原来是张双面胶。
再一天，村里来了两个推销洗发水的人。他们自称是某厂家的直销人员，因厂家刚刚推出新产品，要扩大销路和影响力，专门下乡打广告的。两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串皂角，一到村里就喊叫开了：来来来，买皂角洗发香波，买一送一，用了此种香波，让你白发转青，青丝变亮。一个喊声刚停，另一个喊声又起：来来来，走一走，看一看，皂角香波最实在。看一看，走一走，头发柔得丝绸抖。洗了这种波，虱子不敢来做窝；用了这种水，虱子不敢来亲嘴……
村民们被喊声吸引，统统跑出来欲探究竟。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天生爱美，又没钱购买洗发水。平常洗头，要么用肥皂，要么用洗衣粉，洗出的头发大都不够蓬松、光洁。而皂角她们无疑是听说过的，过去农村人洗头，都用这种东西。据说洗出的头发柔顺、飘逸，风一吹，一根一根像蚕子吐的丝线，弹性很好。她们对传统的东西都是信得过的，比如擦脸用的霜，她们至今还喜欢用百雀羚，而对其它的擦脸霜产生拒斥。
推销者见村民前来咨询，知道机会来了，便利用三寸不烂之舌，鼓吹产品之好：对一个女人来说，头发就是形象啊，脸嘴儿生得俊，全靠头发衬；要想水色好，头发不能像枯草。两句话，说得村妇蠢蠢欲动。有人问：多少钱一瓶？答：十块钱一瓶，买一瓶送一瓶。村妇拿起一瓶左右看看，又拿到鼻前嗅嗅，果然香气袭人。不再多问，有人掏钱买了。开了头后，全村的妇女都跑来捡便宜。俄顷，一大包洗发香波便变成了钞票。
黑熊是黄杨村最讲究的男人，虽然衣服裤子总是脏兮兮的，但头发却从来都是油光可鉴。按照他的说法，头是男人尊严的象征，而头发则是头的精华所在。因此，他自编了一个顺口溜：头可断，血可流，头发不能没了润滑油。即使在连肥皂、洗衣粉都买不起的年代，黑熊的头发也从来没有凌乱过。每天傍晚，他都要削一节竹筒，插到一棵芭蕉树杆上。第二天早晨，竹筒内便盛满了芭蕉油。黑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回竹筒，把芭蕉油倒出，抹到头发上，用梳子反复定型。只要他一出门，村里所有女人的目光都要朝着他放电。
或许是以前芭蕉油用多了，黑熊刚过三十岁，就开始掉发。四十岁不到，头发就只剩下面一圈了。远远看去，像冬瓜上生了一圈霉斑。自从秃顶后，黑熊在村妇眼中的形象直线下降。过去她们是恭维、崇拜他，如今却变成了嘲讽。村妇叉巴嘴向来油嘴滑舌，说话比男人还放得开。一次，她去堰塘洗衣服，正好碰到黑熊在钓鱼。她刚放下盆子，顺手捡起一块石子朝黑熊砸去：黑熊，你不是以前很雄吗，头发茂密得能当发火柴，怎么现在比我老公下面那毛还少？黑熊骂一句：你个瓜婆娘。想跑去扔她的洗衣盆，刚一起身，脚便踢翻了桶，钓的半桶鱼全部游回水里放了生。黑熊伸手抓桶，身子扑空，跟着栽进了水里。叉巴嘴站在岸边，笑得顿足弯腰。
事后，黑熊一直梦想自己的头发可以再生。他吃过很多药，终不见效。为此，他还大哭过几场。所以，当他闻听使用皂角洗发香波可以生发时，他无异于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光亮。毫不犹豫，他一口气买了十瓶。
每天早晚，黑熊都要坚持用洗发水洗头。人家说了，必须天天洗，才见成效。每洗一次，黑熊的自信心就增加一倍。他想象头上的新发，正像发泡的豆芽般在往上冒。
一个星期过去，奇迹果真出现了——黑熊原本就不多的头发，掉得根儿都不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