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做了一任县官，没有什么宦囊。从前父亲进京应考，亲戚朋友帮助了些路费。照当时一般习惯，这些钱都是不必还的。可是母亲认为这是一笔债务，必定要还清。陆陆续续还了一些。最后只剩下一家还没有还。这家数目比较大，有二百多两银子。这件事成为母亲心理上的一个大负担，经常同我们说，要还这笔账。这一次居然把这个账也还了。这也可以说是出自宦囊吧。除此之外，据我所知，自从母亲带我们到武昌以后，以至又回老家，没有往家里送过钱，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这是和母亲的俭德分不开的。上边所说的，母亲向我们讲衙门的收入，她同我们算这笔账，意思就是说要节俭。母亲的节俭，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原先在老家的时候，照老家的规矩，每房可以用一个女佣人。工钱由私房出，大“官中”只管饭。在乡下，工资很便宜，一个女佣人一年的工资只有几百个铜钱。在那个时候，母亲用了一个女佣人。来武昌的时候，带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佣人。那个女佣人到武昌以后，过了几个月，说是过不惯，就先回老家了。此后，母亲在武昌就没有用女佣人。快往崇阳的时候，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商议，说是否要带个女佣人，或是带个丫头。母亲都说不要。到崇阳以后，一算账，觉得照当时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县官的收入比以前至少要少三分之一。母亲觉得很紧张，就再不提佣人的事了。至于吃饭，父亲每天陪着我们的那位先生在花厅吃。照老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家里有一个主要人陪着吃。父亲照这个规矩，在衙门里把我们的先生作为上宾，不以一般的师爷相待。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房里吃饭。吃的是厨房的“例饭”，从没有叫添菜，加点心，更不用说有什么宴会了。有一次，父亲回上房晚了，觉得有点饿，叫厨房送点点心来。送来了一盘烧卖，父亲没有吃完，还剩下几个，母亲就分给我们这三个小孩子吃了，觉得很好吃。可是我们三个不敢向母亲要求，叫厨房送点心。上房的地面也很大，每天怎么样打扫，全家人的衣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大概都是母亲一个人做了。她向来不叫我们做这些事，也不记得有人来帮忙。母亲对我们说，她刚来冯家的时候，管厨房，过了几天，有位上辈的人说，这个新媳妇很行，能置五顷地。又过几天，那位上辈人说，不对，不只五顷，能置十顷地。
到老家以后，诸事都安顿了，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和景兰怎样上学。她和伯父、叔父说，友兰的父亲说，无论学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她主张还是请个先生到家，教我们打好中文底子。伯父、叔父都同意了。以后两年时间就在家里从先生读书，同学的有伯父的儿子五哥，还有几个表兄弟。头一年请了一个老年的先生，后来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是省里高等学堂的学生。他倒是教了我们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还教我们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是后来他又上开封上学去了。经过这两年的经验，母亲对我们上学的问题又惶惑起来了。一则因为，要请到合适的先生真不容易。二则她想到，光叫我们在家里上学，没有一个资格，恐怕于我们前途有妨碍。说到资格，当时人的心中，还是以科举的资格为标准。无论什么资格，他都要把它折合为科举的资格，心里才落实。好像习惯于旧历的人，谈到新历的月日，他总首先要把它折合成旧历的月日，他才觉得心里清楚。按当时清朝所定的学校制度，在县城里设小学，在省城里设高等学堂，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学校分为这三级，恰好原来科举功名也有三级：县一级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级的功名是举人，中央一级的功名是进士。成了进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这两个三级折合起来，县里小学毕业就相当于秀才，省里高等学堂毕业就等于举人，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就等于进士。有很多人推测，朝廷将来会把这三级的功名赏给这三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这样规定，不过这样地传说，多数人认为这样做也合情理。传说纷纭，母亲心里也怀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书，将来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没有，那就很不好。说到秀才，母亲深深知道这个功名的分量。她常对我们说，你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一个秀才。父亲解释说，这话很有道理。子孙代代出翰林，这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在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去了，可以称为“耕读传家”了。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说，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入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比如说，如果见了县官，一般老百姓要称县官为“大老爷”，自称“小的”。秀才见了县官则称“老父台”，自称“生员”。如果打官司，输了，对于一般老百姓，县官可以打屁股，但对于生员就不能打屁股。如果要责罚，也只能打手心，像先生责罚学生那样子。秀才是绅士的最低一级。绅士最低一级对于老百姓就算高高在上了。秀才有一种制服，叫“蓝衫”，是用绸子缝制的一种像大衣一样的衣服，穿上这种制服，就可以做一种事，叫“礼生”。人家有红白事的时候，都要行礼，要请四个秀才，站在礼堂两旁，高声赞礼。这个职业，倒是有很古的来源，所谓“儒”，就是这种人，一个人成了秀才，就成了“儒”的继承人。《论语》中有句话：
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句话，我认为向来都不得其解。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谁也说不清楚。照我们老家一带旧习惯，红白事所行的礼是很复杂的。除了“礼生”之外，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我们叫做“伺候客的”。哪家有红白事，就去，帮助伺候客。这种人对于那些烦琐礼节也很熟悉，他们也是有师父教的。在行礼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行礼的人的旁边。礼生赞一句礼，行礼的人往往还是不知所措，这就需要“伺候客的”在旁边作具体指导。应该跪的时候，他们就按他跪下去；应该“兴”的时候，他们就拉他站起来。我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也可以称为“儒”；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是仆役的身份，所以称为“小人儒”。我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大概在奴隶社会中，相礼的人有贵族，也有奴隶。懂得礼仪的奴隶也可以帮助行礼的贵族应付行礼的场面。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本题。县立的高等小学确实与以前的县学有相似之处。照明清两代的教育制度，每县都有一个县学。县学有两个官员，负责县学的事，一个叫“教谕”，一个叫“训导”，统称为老师。考秀才就是这个县学招生的入学考试。考上以后成为秀才，秀才是县学的学生的名称。从前称考上秀才为“进学”，进学也不是县官和老师所能决定，还得经过学台的复试，最后才能成为秀才，成为县学中的正式学生，所以他们见县官自称为“生员”。秀才之中有些称为“廪生”，每年可以得到一定的津贴，这就等于公费或奖学金。这种相似之处，使母亲怀疑，如果不上县立小学，将来是否可以得到与秀才相当的资格。恰好这年的暑假，县学招生了，伯父主张，叫他的儿子——我的五哥，同我和景兰去报名，母亲同意了。实际上在当时，因为请不来先生，我们在家里也无书可读。我没有应过以前考秀才的那种考试，这一次应考也算是得到一点类似的经验。考试由县官主持，他坐在大堂之上，旁边站着礼房的书吏，他用红笔在某人的名字上一点，礼房就叫这一个名字。他们大概受过专业训练，叫名字声音洪亮而清晰，下边被叫的这个人，答应一声：“有！”就走上去领卷子，到衙门里边指定的地方坐下，等着题目发下来，只考了一篇策论式的文章，就完卷了。过了几天，县官把取中的人都叫在一起，在大堂前面排队，县官在队伍面前走一趟。当他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说：“你的文章很好。”据说在以前考秀才的时候，县官这样地夸奖，是一种殊荣。我们进了学堂以后，我和五哥、景兰住在一间宿舍。学校虽小，学生的派头却相当大。当时学生的宿舍称为“斋”，斋里有伺候的人，称为“斋夫”，专给学生们倒茶送水。过了一个时候，消息传来，我们这一次入学考试，不知道有哪一点手续不合，省里不承认我们这一班。县官也没有办法，只得把我们这一班算是预科。我们这一班里，有不少人都已年过二十，可是还算高等小学的预科，等于初等小学，学生们很不满。议论了一番，也没有办法，只好上下去。我的堂兄四哥，已经在这个高等小学的最高一班，到年假就毕业了，可是也出了问题。当时的小学没有教科书，每门功课都由教员自己弄些材料，上堂讲，学生记，在黑板上写，学生抄。后来也弄来一架油印机，有些课用油印机把教材印出来，学生免得抄写，觉得很方便。可是省里又来了通知，说是在学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们都得交上他们亲手抄写的教材，油印的教材不能承认，不承认就不能毕业。那些快要毕业的学生们，都慌了手脚，赶抄以前发的油印教材。日夜不停地抄。有的请人代抄。四哥还叫我抄了好几本。不过最后终于都毕业了。伯父就考虑四哥上开封升学的问题。我的堂兄大哥、二哥当时都已经在开封上学。大哥上的是优级师范，二哥上的是中州公学的法政专科。当时民间办的学校，一般称为“公学”。公学是相对于清政府的官办学校而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清朝政府已经不信任，一般都认为，民间办的学校，都比官办的好。这个中州公学，确实是当时河南的一些比较进步的绅士所办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还设有中学班，中学班恰好在年假后招新生。高小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报考。伯父决定叫四哥去报考。大哥、二哥向我母亲说，说我也应该去。母亲也同意了。
过了新年，大哥、二哥、四哥和我四个人，还有些别的同学，一同起身往开封。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去坐火车。当时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夜间不走，从北京到汉口要走三天。第一天由北京走到彰德，就停下了。旅客们都要拖带着行李下车住旅馆，等第二天再上车继续前进。第二天，从彰德走到驻马店，又停下来，旅客们又折腾一番，到第三天才到汉口。彰德和驻马店，称为“宿站”，旅馆业都特别兴盛。驻马店本来是一个小集镇，忽然变成宿站，很快地发展起来。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些旅馆，都还是搭的席棚。我们到驻马店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车站去看火车，在火车站台上，忽然觉得似乎是地动山摇，只见火车头拉着列车，威风凛凛，差不多从南北两方，同时开进站来，当时觉得很壮观。火车停下以后，旅客们拖带着行李走出车站。车站门口，有各旅馆的接客伙计，手里拿着小旗，夹道呼喊，各报自己旅馆的名字。旅客们接到某一旅馆的小旗，就把行李交给那个伙计，交代以后，他就自由自在地走向旅馆，行李由伙计负责。第二天早晨，伙计又带着行李，送旅客上车，代旅客找好座位，把行李安置好，然后向旅客告别。服务很周到，态度也好。他们也没有学过“旅游学”，也没有受过外国旅游学专家的训练，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人，照着传统的旅馆业的规矩，就把事情办得很好。我们于第二天坐火车到开封。我们要投考的中州公学的中学班，设在开封南关外，据说是从前的一个书院。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两次。我初试考了第二名，复试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毕业的人都落在后边，当时我自己也有点惊奇。中州公学的监督是杨源懋，他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在开封以绅士资格办中州公学。他不常到学校来，也没有和学生讲过话。不过所请的教员都是有比较进步的思想的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同盟会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暑假回家。暑假过后再来，才知道杨源懋在暑假中病逝，同学们都很惋惜。在他的灵柩上火车回原籍的时候，全体学生都跟在灵柩后边，哭着送到车站。听见旁边过路的人说：这是谁？有这么些孝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