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茅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到的只是农夫唱的诸葛亮的隐士歌。到得庄前一问，却是“先生早出”，“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刘备只好“惆怅归去”。在归途中，“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刘备误以为“此必卧龙先生也”，“急下马向前施礼”，结果闹了个笑话，这人并非卧龙，而是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刘备请教他，他发了一通“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的议论。一顾茅庐的结果，就像张飞所说的：“孔明又访不着，却遇此腐儒。”
“二顾茅庐”，“时值隆冬，天气严寒”，“瑞雪霏霏”，将近茅庐，听见两个人在酒店里高唱隐士之歌，“上首者白面长须，下首者清奇古貌”，刘备又误以为“卧龙其在此间”。上前一问，却又是卧龙之友颍州石广元，汝南孟公威。这两个人对刘备的请教，比崔州平还干脆，崔州平还发表了一通隐士的腐儒之论，他们则索性说：“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刘备到了草堂前，叩门问童子：“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吟咏，急上前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那少年却慌忙答礼曰：“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而卧龙又出外闲游，不知去所了。刘备只好留书告辞，在路上还错认了一次孔明的岳父黄承彦……这二顾茅庐仍然是白跑了一趟。
“三顾茅庐”，是在第二年的新春了。这次算是遇到正牌的卧龙了。不过，他还在草堂上昼寝未醒。醒来后，“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纵论天下大事，所谓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
如此周密地布置局势，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来描写一个人物的出场，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范例。有人说，这个出场描写，“包含着有许多作者的封建意味的主观的抒情，故意渲染的道家的神秘气氛，以及士大夫高抬身价忸怩作态的样子”，很难说这种看法没有一点道理，因为《三国演义》终究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写的书，这小说又终究反映出不少的封建观念。借抬高诸葛亮的身价，来抬高封建士大夫身价的念头，也是不可免的。但是，我以为作者这样处理诸葛亮的出场和这个出场之所以写得精彩，令人神往，却绝不只是在这种企图的体现上。
首先，作者并不是凭空杜撰诸葛亮的这个出场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里，明明有这样的记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里也曾说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可见，小说的“三顾茅庐”的艺术夸张，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
其次，在诸葛亮出场的局势、环境、氛围的曲折的安排里，虽然对隆中人物作了不少隐逸的渲染，其中当然有浓重的道家神秘成分，因为这样，好为这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之体的诸葛亮的出山，准备下他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形象、性格的发展条件。但在艺术效果上，却没有使人感到它是在宣扬隐士思想，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流的隐士思想，反衬出诸葛亮的务实的雄才大略（当然也是为了突出刘备的百折不挠的求贤愿望）。愈渲染他们的隐士思想，就愈能显示出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和他的事业心，因为诸葛亮的出场，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同样是关系着《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鼎足三分的情节的发展。还是看看迟迟出场的诸葛亮的精彩的开场白吧：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这是诸葛亮一出场就给刘备谋划的造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建立霸业的大计。刘备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个计划，才有了蜀汉的天下，也正是由于刘备实现了这个计划，才有了汉末一个时期的鼎足三分的局面。因此，诸葛亮的出场，从小说情节的艺术真实性看来，它确实是在小说中心情节的发展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这才是小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地设计、安排如此曲折的出场描写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不能忽略作者的用意也是在神化他所歌颂的英雄。
四
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作为作家的艺术构思中艺术处理的一种手段来看，它不仅关联着人物性格的创造、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样的，有时也关联到结构的需要。也就是说，作者通过人物出场的处理，来展开作品结构的整体安排，或者是用它的出场来牵引全体，或者是使它的出场成为作品内容的见证人。在这样的艺术处理中，虽然也凸显了人物性格，其目的却在于通过这个性格来映照作品所描写的复杂生活。而从艺术安排来看，它的出场却在客观上满足了艺术结构的要求。这样的人物出场，它必须关联到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大多数场合，这类人物并非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这种人物出场，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虽然并不多见，但也有两个突出的例子。
例子之一是《水浒》高俅的出场。有人说，《水浒》的人物出场的安排，由于它的故事与故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也并不需要一个或数个中心人物作为故事的骨干，人物可以随着故事的发展或需要，随时出场或随时放在一边。我以为，这种理解是片面地强调了《水浒》艺术结构连环状态的一面。虽然《水浒》的长篇结构保留了说话讲述阶段的特点，但是，在它成为文学形态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水浒》作者还是做了一番符合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的艺术安排的。高俅的出场，所以放在长篇结构的开端，就是适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需要。大家都知道，《水浒》里的高俅，是一个帮闲的破落户，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得到了未登皇位的宋徽宗的青睐，收为“宠臣”，等到徽宗即位以后，这个帮闲的破落户就被一下子提拔成朝廷的大官……作者为什么在这样一部描写农民起义伟大史诗的结构开端，没有首先描写农民起义英雄而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呢？七十回本《水浒》的第一回金圣叹的《圣叹外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测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金圣叹虽然从封建地主阶级观点出发，曲解《水浒》作者把高俅的出场放在长篇结构开端的深意。但是，即使在这种曲解里，金圣叹也无法掩盖作者通过高俅的出场描写，暴露封建统治者腐朽昏庸的结构开端的意图，及其在《水浒》整个长篇结构中的意义。高俅出场的结构开端，虽不能确定整部小说矛盾的性质，却是矛盾展开的基础，是构成矛盾的背景——由他和宋徽宗的结合，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随后发生的事件，都和高俅的出场有一定的关联。故事情节由他的出场而获得了具体的发展。由高俅的出场引出了王进因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因高俅的迫害发配充军，最后逼上梁山；杨志因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因此，他的出场，有力地推动了《水浒》故事情节的发展，尽管在《水浒》的结构里，他也是通过连环式的关系发生作用，而他在长篇开端这种出场作用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
例子之二，是《红楼梦》的刘姥姥的出场。当然，从刘姥姥的性格来看，她也是曹雪芹、高鹗创造的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但是，她的出场，在作者的艺术构思里，却主要是考虑了结构的需要。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一本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作品，它所反映的生活是复杂的，它所描写的人物是众多的。因而，为了展开故事情节，真实地再现生活，就必须有精心的艺术安排，才能使它的结构依照生活的复杂性织成一个周密的艺术的网，刘姥姥的出场就是起了整体结构布置上的网结的作用。《红楼梦》作者在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里，就说明了他如何在庞杂的生活现象里抓住了刘姥姥出场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意图：
按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然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
为什么安排刘姥姥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在描写贾府的生活中有“头绪”的作用呢？很明显，是因为她的出场，对于整个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描写和小说的结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正式展开了《红楼梦》的现实内容的生活场景的描写。刘姥姥再进荣国府（第三十七回）时，作者在对她的活动的详细描写里，更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结构意图。作者是有意地假借刘姥姥的出场，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和嘴，不断地点出贫富贵贱的悬殊，形象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生活的奢侈和腐朽，等到刘姥姥最后一次进荣国府时，这个封建家族已经处于土崩瓦解的绝境了。王熙凤再也没有料到，这个最初向他们乞讨为他们所耍笑的乡下老婆子，最后却是她独生女儿的救命恩人。贯穿首尾的刘姥姥的几次出场，一方面是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典型形象，同时，她也是一个“第三者”——这部荣宁贵族兴亡衰败史的见证人。她的几次出场，在描写这个封建贵族生活的兴亡史里起了重要的结构作用。
现在该是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了，我要附带声明几句，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的精彩描写是很多的，就以我在这里列举的三本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来说，人物出场的精彩描写也不限于我谈到的这些，例如《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的出场，《温酒斩华雄》里的关云长的出场，《白门楼吕布殒命》回目里的张辽的出场；《水浒》里的鲁智深的出场，林冲的出场，杨志的出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出场，都是各有特色的。我这篇文章都没有一一加以分析，原因是这篇文章只是从一种角度出发的，即从人物出场结合着性格创造、情节发展、结构作用来谈的，即使是如此，恐怕也依然是挂一漏万，而且论述也不一定是确切的。同时，也不是说，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描写，就是值得现代作家毫无批判地学习，因为人物出场的处理，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它同样也烙印着作家思想的印迹。怎样布置局势、渲染氛围，怎样安排时机，以及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怎样表现和描写他的性格等等，这都绝不是作家艺术构思中孤立的现象，而是联系着作家对于人物的阶级的爱憎感情，联系着作家对于社会和生活的看法。此外，人物也会有时代的阶级的差别，他们的出场，也会带来时代阶级生活的印迹；如果生搬硬套，就会歪曲了人物性格。所以我所谈到的几个人物的出场，他们——古代的作家是怎样处理人物出场的，对于我们，最大限度也只有借鉴意义，如此而已。
注释：
[1]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