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运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他们就很难写出这样一本所谓“七实三虚”的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来，也不可能创造出诸葛亮、张飞、赵云、关羽等为他们所歌颂的、又在一定程度上至今为人们喜爱的、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格而又闪耀着强烈的浪漫主义光彩的艺术形象。
《水浒》和《三国演义》，自然是不同性质的作品。尽管刘、关、张结义和尽义的故事，也部分地概括了在动荡社会年代中普通人民团结反抗的朴素的斗争思想和愿望，而他们又毕竟是在群雄割据争天下的过程中建立、巩固和发展这种结义和尽义的内容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是交织在和它互相对立的封建正统观念里面，经过复杂而曲折的艺术折光，才透露出它的锋芒。因而，刘、关、张结义和尽义的故事，甚至诸葛亮的形象，也都还有着统治者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内容。而在《水浒》里，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农民起义的历史的要求，结义和尽义的故事，却是采取了明朗的直接的形式，以它的正义的声音，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即使这里面混杂着一些正统观念、保守观念，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绝大部分也是属于那个时代人民自己的）。这样的具有壁垒分明的阶级斗争的战斗生活，必然要求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才能表现它的宏伟的内容。因为小说所描写的是人民自己的斗争，盛传于人民中间；人民经历过这样的斗争，能够深切地、真实地感受到它的脉搏跳动，并从这些故事和人物中间，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以及有条件从理想中提高这种力量。前文已经谈到，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为了使他们的英雄们的英雄事迹真实可信而又能激动人心，一次一次地丰富了它们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也一次一次地提高了它们的理想熔铸的精神品质。大家都知道，水浒农民起义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宋史上，只有三十六人的记载，即《侯蒙传》所说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者。”而这三十六人的斗争事迹，经过元曲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渲染，到了小说里已经成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事迹也已经不只是“横行齐魏”的问题，而是攻城、夺县、粉碎地主武装——“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击溃朝廷的屡次讨伐，完完全全是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且建立起一个体现农民的乌托邦理想的自由王国——梁山泊根据地。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本身——从口头传说、口头艺术到长篇章回的写定，就充分显示了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是怎样运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真实地、深刻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生活，而又富于理想地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唱出了一曲英勇悲壮的颂歌。
从《三国演义》和《水浒》的艺术形象来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特征，主要是表现在洋溢斗争理想的典型性格的创造上。传奇性的情节、夸张的艺术描写、幻想的丰富以至于某些神魔色彩的渲染，应该说都是服务于理想熔铸的典型性格的创造。
中国人民虽然长期处于封建阶级的残酷统治下，但是他们的无穷的智慧，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斗争精神，却一直照耀着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透过理想熔铸的典型性格表现出它的瑰丽的光彩。这些洋溢着斗争理想充满着无穷智慧的典型性格，既不失其真实的生活性格的丰富特征，而又是经过极大的艺术夸张、渗透着深切感人的浪漫精神的结晶品。
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的形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人物的真实的性格内容。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过，他终究并不是一个全才的人物，所以陈寿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7]。可是，在《三国演义》里，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却把诸葛亮创造成一个具有无穷智慧的人物。从他的“三顾茅庐”的出场，一直到所谓“陨大星汉丞相归天”，在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作为三国时代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之一的诸葛亮的形象，被创造得何等丰满、深刻而又富有典型意义。那有名的“隆中对”，即小说中所谓的“定三分隆中决策”是多么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对政治形势了若指掌而又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光辉形象。其后去东吴的“舌战群儒”，赤壁鏖兵中的“草船借箭”、“借东风”，以至于在和周瑜、司马懿性格对照描写里他的屡操胜算的预见性，虽然有一部分神魔色彩的渲染，但绝大部分却都是真实地概括了一个封建政治家（也部分地概括了人民的智慧和理想）的杰出的政治才能——高度的认识生活的能力、应付事变的能力、实事求是的能力。在《三国演义》这样一本描写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残酷政治斗争的小说里，在汉末兼并战争的复杂的形势里，出现诸葛亮这样人物形象，却又分明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是，如果诸葛亮的形象没有渗透着极其浓重的浪漫精神，作者也没有把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自然斗争的经验、智慧、理想和愿望，高度集中、高度概括而又通过丰富、瑰丽的幻想形式，结晶在这样一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格里，特别是如果作者对于形象和性格的创造，没有在现实主义的典型概括的基础上，同时采用极度夸张的浪漫主义艺术方法，像“三顾茅庐”时的隐逸世界的渲染，“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弹琴退仲达”的神出鬼没的无穷智慧和神魔色彩的夸张描写，诸葛亮的形象也仍然不能取得如此激动人心、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艺术效果。
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并不是现实和思想的简单糅合，而是彼此渗透、互为一体地表现在艺术形象创造的各个方面。“十分典型”和“理想的熔铸”，并不是互相排斥、不能融合的。应该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艺术方法特征本身，就存在着这种可能结合的基础。现实主义越是深刻地充分地分析现实，它就越能够在分析的基础上赋予现实发展以理想的表现，接近于浪漫主义的现实描写，而浪漫主义要描绘它的理想的实际生活应有的形式，如高尔基所说，“帮助激起对于现实革命的态度，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8]，也必须深刻地分析现实，其结果是对生活现象发展的透视越深刻、真实，也就越接近于现实主义地描写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很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能使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达到某种结合的原因。至于这种结合的基础和程度，那就要决定于作家的世界观的性质了。
从深刻地反映封建社会现实生活角度来看，《水浒》确实是一本有着很高现实主义成就的作品。构成《水浒》故事情节核心的，是封建社会的尖锐的矛盾——反抗的人民和封建统治者进行战争的矛盾。在《水浒》里，梁山起义军宏大的历史生活的场景，并不是通过一个特定事件展开的，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展开去，广泛地描绘了宋元以来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他的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栩栩如生的性格，也并不完全是农民，这里面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知识分子、流浪江湖的道士，封建官僚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参加了这支起义军。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种种欺凌和压迫，是怎样逼得普通人民以至于中等阶级都生活不下去，而只有铤而走险了。并且大多数人物都是首先从它的阶级性格中获得了鲜明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在古典小说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造，达到这样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成就，应该说，《水浒》是一部特别突出的作品。
但也正是由于《水浒》作者（包括传说者和口头艺术家）是站在封建社会的革命农民的立场，深刻地体验过各种不同的逼上梁山的生活道路，也深入地观察过封建社会的复杂生活现象，他们才不仅能真实地、深刻地写出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尖锐的社会冲突，而且能热情洋溢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出了革命农民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并在这种理想的照耀下，塑造了许多充满浪漫精神的农民英雄典型。
尽管“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成瓮喝酒，大碗吃肉”，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等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兄弟相处的梁山泊，只是暂时的“世外桃源”，但却正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引导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因而，你不能说，这种理想，没有激发农民反抗现实、变革现实的革命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