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华宝西服店，位于王府井大街老东安市场南口内，坐北朝南，两间门脸，在东安市场，它算是一家大洋服店，对面都是一些小店（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和平西餐厅）。二哥是从前门火车站接我，坐有轨电车去的，我扛着被褥，二哥替我提着衣包。见的是二掌柜，二哥已变成了熟练的商店伙计，对那位二掌柜打躬作揖，诚心嘱托，说我年纪小，不懂事，请多管教等。这家店除去二掌柜管事，还有两位裁缝师傅，三四位站柜台接应客人的，两三位送货的，一位跑外的，三个小学徒（包括我在内）。我的二师哥，比我早来三个月，大一岁，个头儿却比我矮得多。大师哥是个好心人，我做事毛糙，他总是提醒我注意。二师哥不知为什么，我一来他就看着不顺眼。大师哥已快“出师”，他师傅已开始带他站柜台，招揽顾客，我和二师哥还上不得台面，只干些扫地、擦桌子、到市场里的水站提开水；晚上店里关门后，帮助师傅搭床铺被、上门板，有时也被派去帮厨。华宝西服店在东安门大街有一座小院，在北面的高台阶上，对面就是今天的儿童艺术剧院，当时是个电影院，我忘记了名字。店里的小院半是仓库，半是小食堂。一间大一点的正房，摆着一张长条桌和几把椅子，因为店里人不可能大伙儿一块吃饭，只能轮流来就餐。这屋里是伙计们吃饭的地方，吃大锅菜，无非是熬白菜、熬萝卜，一人一碗，粮食是窝头、馒头、大米饭、小米饭轮着来，管够。二掌柜有一间小房单吃，老伙计们可吃个单炒。我是从半饥饿状态来到这吃饱饭的店里的。第一顿自是不敢多吃，第二顿就露了相，那是吃馒头，而且是很大的馒头，我大概吃了七八个。吃相也不怎么样，被二师哥看在眼里。他撇着嘴眯着眼看着我，我的确被他看得不敢吃了。在店里也传开了，搞得好几个伙计问我：“小伙子，今儿吃几个馒头呀？”他们当然只是开个小玩笑，对我，则认为是丢了脸了。开始和这二师哥结怨。
所谓“帮厨”，其实，大师傅连洗菜、切菜都用不上我们。我们只是给伙计、二掌柜们端菜、端饭、洗碗、擦桌子。最累的活儿，只是要不断地给厨房的大水缸担满水。这点活儿，对我本不算什么，这点力气也还是有的。让我受不了的是，这二师哥只比我早来三个月，在我眼里，他是个小矮蹲儿，却有“指挥”我的权力。和他一块干活儿，总要受他的气。那时，至少店里厨房用水，还不是自来水，厨房用水都是水车从大甜水井胡同（后来人民日报社旁的一条胡同）推来的。推水车的是两个时辰供应一次，我们就得及时把水抬到厨房去。如果有一条扁担、两个水桶，我很快就能把水缸灌满。因为在家从11岁我就干这个活儿，那甜水井在三官庙胡同西头，我担水要穿过武定庵整个胡同才到我家，比这从水车到厨房要远十几倍，我只半路歇一次，就轻松地担回家了。可店里厨房却没这两个桶，而只有一只大木桶，光这桶就有十几斤，不要一个人挑，而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大概能装四五十斤水。二师哥个子矮，自然在前，我又太高，不管怎么往后拢，它总是往前出溜，可太往后了，我又迈不开腿，这二师哥就数落我溜奸耍滑，欺负他个子小。总之，我干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我摔碎了个碗，他也到处张扬，说我不好好干活儿，幸亏大师傅是通州人，又看在眼里，不理睬他。可伙计们就不同了，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终于招来二掌柜的一番训话，因为我是他介绍来的，店里的闲言碎语，使他脸上无光。
当然，令我感到“委屈”而难以忍受的，是西服店的少东家（即老掌柜的小儿子）。这位“仁兄”并不管店里的内务和交易，因为他父亲不让他沾店里的钱。华宝是西服店，无论是四周的大衣柜，还是中间的标杆，都挂满了各色成套的西装。晚上十几个人都挤在西装的空隙里搭床睡觉。但在西北角还是隔扇出一间小屋，供这小东家使用，这是他的落脚地之一。他生得中等个儿，精瘦，脸色苍白，两眼肿胀，布满红丝，显得无精打采。但发起威来，却像凶神恶煞。他虽不常来，来时却都是十一二点，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据伙计们讲，这小东家虽只有二十一二岁，却吃喝嫖赌抽（鸦片），无所不为。他不敢回家见老爸，就在这几个商号转，脾气还很大，大家都躲着他，可二掌柜不敢不接待。我是刚来的小徒弟，伺候他的差事自然落到我身上。
早晨五点半起床，累了一天，到晚上十一二点，已是困得打愰，还得给他沏茶倒水，这一夜不用打算睡安稳，我就挨着他那小屋搭张床。他夜间小解，夜壶就在床下，却不肯起夜，非要我把夜壶提给他，披着被子在床上小解。有一个晚上，这懒蛋小解，大声呼唤我，我醒晚了，他自己尿到被子上一点，就怪我拿夜壶拿晚了，吼骂了我半天，连店里伙计们都被吵醒了。伙计们自然不敢惹他，都怪我睡得太死。
我虽不了解那时的中国商业资本领域的雇佣关系和师徒关系，本就带着宗法的从属色彩，但却深深地感受到了屈辱，伤害了我的自尊，在我的心目中，这混账的小东家，活像武侠小说里的流氓恶棍！华宝西服店的学徒生活，不过是我一段求生苦旅中的短暂经历，因为不到三个月，我就忍无可忍，打了给我穿小鞋的二师哥，一猛拳正打在他鼻子上，满脸开花，我自己也吓坏了，从那厨房小院逃出，沿着朝阳门外的大路，一直跑回通州家里。妈妈虽痛骂了我一顿，也已无可奈何。二哥又只好登门赔礼道歉，好在我只是打中了二师哥的鼻子，并没伤筋动骨。二掌柜也没有难为二哥，还让他带回了我的行李。
三、重回校园
这次事件自然断了我的学徒之路，我又成了武定庵游手好闲之徒。虽然失学失业的不只我一个，但谁都知道我去北平做学徒了，两三个月就又“回家”了，怎么向人解释呢！我自然得向小伙伴吐露实情，不几天，就在邻里间传开了。李家小三当学徒，把师哥打了，被商店开除了。这小子太野了，可不要跟他混在一块儿，不学好。要是过去，我不会在乎这种闲言碎语，这回却知道自惭了，更不再有精神去嬉戏街头，只是闷在家里找书看，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上学。这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有了改善，二哥出师了，还当了“跑外”，每月总能接济家里一些钱，减轻了二姐的负担。妈妈已经张罗着给二哥定亲了。不管怎么说，我家还是有五间“漂亮的新房”，那无房户的姑娘们，看着它总是心里踏实的。正在说媒的往来撮合中的“二嫂子”，我是见过的，肤色很白，眉眼也还好看，她家住在三官庙，老家是三河县的，父亲在县城鼓楼前乾泰聚茶叶店当伙计，老两口就一个闺女，19岁，租房而居，大概正因为我家是有房户，也听说二哥在北京皮货商店，觉得门当户对。二哥虽是黑皮肤，但长得眉清目秀，只看照片，简直是一个俊俏的帅哥，不像我和大哥，一看就是父亲的模子，大萝卜脸，黄黑皮肤，大哥还有点继承父亲的罗锅，我则继承了外祖父和舅舅的大个子，却瘦得像根竹竿。不过，我对这事不感兴趣，只是闹着要上学。妈妈怕上学用钱，根本不理睬我。倒是二哥发了话，还是让三儿上学吧！他野惯了，不适合当学徒。
就这样软磨硬磨，通师附小经过面试，又因为我是在本校二年级辍学的，大了两岁，还是允许我在四年级插班了，通过学期终考，几门主课——语文、算术、常识，我都考了90分以上，顺利升学高小五年级。不过，我的主课虽然学得不错，一般课却不行，如音乐、美术却实在太差。美术课由于教课老师戴嘉生是二姐高师的同学，又是好友，大概对我网开一面，每次绘画或手工，虽得不上甲，总给个乙；学期终考，也会得70分。音乐是总不能识别五线谱，而被老师当成练声对象。五年级、六年级的葛老师和高老师，分别做过我的级任老师，教语文、算术主课，我的考试成绩，多数都在95分以上，但我在他们眼中，并不在好学生之列。因为我在课间，老是和班上调皮捣蛋的同学混在一起，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不佳。第一学期有两件事最让葛老师生气，一次是课间踢球，踢到一位女老师的脸上，碰碎了她的眼镜，还擦伤了一块皮。这可气坏了葛老师，那时小学生体罚很普遍，葛老师虽不时常“使用”，这次却把这踢球的八个学生每人打了三教鞭，罚跪20分钟。球虽不是我踢的，我却是参加者，自不能侥幸。我们虽然脸皮比较厚，毕竟已经是大孩子了，何况我个子又高，在上课时比别人矮了半截，这可是奇耻大辱，好多天抬不起头来。
另一件是假日在校外发生的事。通师附小和通州师范，都是在西门内沿着北城墙建造的，为了避免有人去城墙上游玩，打扰教学，在建校时就在这段城墙上遍植了多刺的枣树，并在两头隔设了铁丝网，挂上了“禁止入内”的牌子。可这里的酸枣树长得很茂盛，果实又酸甜可口，哪能不逗起孩子们的“馋虫”。暑天六月，我的同窗好友阎洪烈和郭“红点”（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他鼻子上长了个红点，我们给他起的外号），相约到城墙上背课文，发现了七八个孩子正在钻铁丝网摘酸枣。我们倒是好意，上前去劝阻他们。没想到一个胖警察跑来干涉，小顽皮们都四散跑掉了。胖警察一面大声喊叫：“爬城逃兔（应为逸），犯第七条规则。”一面拦住我们三人的去路，并把我们当偷摘酸枣的来训斥，我们辩解说是来这念书的。他死不相信，非把我们带到学校按“爬城逃兔（逸）”处罚。这事还惊动了校长，我忘记了校长的姓氏，但学生都很敬服他，他曾抵制学日语，抵制不住，他就密令各班班主任让学生公开抄袭，反正教日语的，只是一个50多岁的老日本鬼子，也照顾不过来全校五六百学生。但是，对我们这次“爬城”念书，他却很生气。他认为，附小紧挨着西仓，西仓就是日本兵营，你们“爬城”干什么？还说了一句：“你们活腻了！”所以，虽不是胖警察的“爬城逃兔（逸）”，爬城就不对，但念及我们还劝阻那些小孩子不要钻铁丝网，就不处罚了。但要在星期一校会上公开批评。这时已临近期末考试了，我们这一班出了这件事，在葛老师眼里，我们平素本就是“异类”，现在更是两眼紧盯着我们。我暗地里告诉阎洪烈和郭“红点”，（他们都小我一岁）千万别再调皮，不然，葛老师不会饶过我们。期末考试，我们的成绩都不错。到了六年级，班主任换成高老师了。
真正改变我性格中的野性，又一次给我打击的，是我这高小六年级这一年（按公元，即1942—1943年），我第二次经历了家庭生活的巨变——二哥病死。本来二哥已从“土膏店”解脱出来，“出师”并熬到了皮货店的“跑外”，成了他老掌柜的得力助手。筹备皮货店一年，他尽了大力。铺面房在前门大栅栏，就要红火开张了。他也订了婚，女家收了订礼，双方都在做新衣裳。他突然患了头疼病，开始，还强撑着忙工作，后来吃药也止不住痛，他们的老掌柜就给了他假，让他回家休养。二姐送他回家的。妈妈看到他脸色焦黄，精神疲惫，十分着急，连已经很少“理性思维”的偏瘫的父亲都说：“二子生了大病”，只有我不以为意。因为我自己就患有头疼症，犯病时头疼如裂，然后大吐，直到吐尽酸水（实际是胃液），才沉沉睡去，第二天就没事了。我的病一直延续到50年代，我也没到医务室去看过，后来掌握了规律，只要一头痛就睡觉，60年代就痊愈了。我以为，二哥也是我这种病。实际上他疼得根本睡不着觉。就到处请老中医来看，通州的名医都请遍了，病也不见轻。二姐回来，力主到潞河医院看病。这所医院是南大地美国教会设施的一部分——潞河中学、育才女中、潞河医院三位一体。在当时，这家医院实际是北平协和医科大学的附属小医院，医生和实习生医术比较高明，都来自协和医科大学。二哥一到医院，就被诊断出“急性脑膜炎”，立即住院，但那时他这病尚无特效药可医。二哥这时已有时清醒，有时昏迷，虽然抢救了一周，无效，医生劝我们把他接回家去准备后事。家里也的确为他的病花得债台高筑了。他的老掌柜虽然来看他时留过一笔钱，也都送给医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