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哈珮，自号墨农。江苏苏州人氏，真是好一位江南才俊。高挑身材，我站在他跟前，还矮他一头。我当时已过了16岁，是有名的竹竿儿，那时我虽然不知自己有多高，但新中国成立后参军时检查过，高度为1米81。所以，我看到他这高个子，总在一米八四八五左右。容长脸儿，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特别是那一对黑多白少、顾盼有神的秀目，分外透着聪明，穿着却很朴素，留分头，穿皮鞋，身上是蓝布大褂，第一次见面，我就很喜欢他。他会说好几种地方话，见北京人就是一口京片子，见天津人就是满嘴“天津卫”；和家里人在一起，就是一派吴侬软语。我也见过他的父兄，虽不是五短身材，却也超不过1米65。哈伯伯一口苏州话，和墨农无甚相像之处。哈大哥剑眉大眼，别有一番气概，他家是回族。我和二姐私下里都叫他哈二哥，二姐和哈大嫂是好友，她有一个小女儿名兰君，真如粉捏玉琢一般可爱。
墨农兄在石家庄小有名气，报纸文艺版上经常发表他的诗书作品。那地方的绅士官僚，经常求他的墨宝，有时弄得他很不耐烦。他从不卖字画，只是广交文友。他做这个馆长，总想有点作为的罢。教育馆既然有名无实，馆长也是闲差。我记得在筹备开馆时，他曾亲自去书店选书购书，那有限的经费，只购得三四百本书，再加上从各处搜捡来的旧书，也只有七八百本书，倒也填满了阅览室的书柜。多系文艺、古文学、书法练习之类。开馆既登了报，墨农还在胡同口亲自写了大字通告。我们也在门前恭候，馆里不过四个人，馆长、二姐和我，还有一位打扫卫生的王大爷。书籍登记成册，编号、出纳、报文，都是二姐包办，我家本是书法世家，幼时都受过父亲的严教，二姐写得一笔工整娟秀的小楷。独我，从小缺少家教，又被父亲从左手打回右手，用父亲的话说，写的字“简直是狗爬的干柴棍子”。所以，馆里的文字活儿，我插不上手。我只能干力气活儿，运书、搬书、上柜之类，我像那初干长工的半大小子，还要听从老王大爷的指挥。开馆三天，总共只有10来个人来图书室转了一下。能坐下翻翻报刊，特别是从书柜里拿本书坐下看看的，更是寥寥无几。墨农大概有些失望了，他好多天没有来阅览室“视察”。一上班就钻进他那间小办公室。那办公室虽小，却有一张大条桌，后来才知道这是他自行设置的，可供他或写或画。有时他也整天在那里看书，拿着一根可以醮红墨水的小棍，或圈或点，终日不辍。
二姐的文书杂务不少，她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全馆文书、杂务、对外联络，都由她管，我只干那跑跑踮踮的，平素就跟老王大爷坐阅览室。老王大爷是天津人，原是铁路工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他毫不隐瞒这段历史，并常引以为自豪。很喜欢讲那时工人罢工斗争的故事，讲到罢工遭到军警镇压的场面，他是掩护工人家属的，军警搜捕工人代表时，他和他的“弟兄们”挡在前面，还夺过一支枪，但不会打枪，后来被大兵一枪托子打在脑袋上昏死过去，家里人是从死尸堆里把他抬回家的。王大爷还是位练家子，常常还给我露两下子。一举手，一投足，很是像模像样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二七”大罢工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父亲参加过邮政职工大罢工受到排挤，以及不得不在36岁时就告老还家，而对所有罢工事件都有了好奇心而已，只不过我也觉得有些“故事”，是老王大爷在夸大其词。因为这位老人家雅好唯我独尊。他虽也够格做我父亲，但他毕竟是清洁工，我虽年纪小，也是个小馆员，可是他总是在指挥我。让我干这干那，本该他干的活儿，如早晨打扫阅览室，我住在馆里，起得早就都干了，有时粗糙一些，他看了不满意，还要训我一顿。我顶他几句，他先是向二姐告状，我从小刁蛮，哪吃这个。二姐总说他年纪大了，阅览室又没什么事可做，不要和他计较。这位王大爷，还有个嗜好，爱品个茶，每天上班，就先张罗开水沏茶，然后就坐在门旁，一面品茶，一面唠唠叨叨，长此下去，我当然很烦，就找本书，坐在条案西头，离他远一点自己看书。王大爷觉出我在冷落他，就又到馆长那里告状，说我上班不做事。好在馆长不听他的，听说我在看书，反而很高兴，告诉王大爷说，他是管借阅书的，多看点书，了解每本书的内容，对读者来借阅有帮助，您别管他看书，这才相安无事。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穷措大”既想发财，又想娶个漂亮老婆的野心和幻梦，大背“圣人之道”。我家总还是和书沾点边。父亲有几书架书。半是中文，半是英文。中文都是线装，有他的圈圈点点，他不许我们动，英文书就更不用说了。到了我能看书时，因缺乏家教，迷上了武侠小说，什么《明清八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五女七贞》、《彭公案》之类，开始读点正经书，那还真是这位王大爷“逼”出来的。为了不听他唠叨，也避免彼此生闲气，我本是勉强自己读书的。因为哈馆长选购的书，没一本武侠小说。倒有《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那《古文观止》的注解还十分详细。因为在父亲私塾里学过几篇，那时为了默写原文，尽受训斥，伤透了脑筋。这回可得仔细看一看，揣摩原文，推敲注释，不只明白了很多典故，也对原文宗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滕王阁序》我很喜欢读，它确是一篇美文，骈体，真可谓对仗工整，诗意盎然，语言流丽。当我弄懂了那些典故含义时，我又不以为然，觉得这少年才子王勃，干吗要记那么多典故，费那么大劲把它们拼在一块儿，其实两个典故对仗起来，都是一个意思。《古文观止》我是读完了，我虽不喜欢骈体文，却给我读古文学打下了点基础。自然，更吸引我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首先是小说。我从二姐那里看到了巴金的《家》，二姐是巴金的崇拜者，不过，后来不知从哪儿看过一篇文章写到，巴金长了满嘴的黄板牙，似乎显得很失望。二姐大我10岁，已经是成年女性，我不大懂她的看法——作者有黄板牙和《家》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家》，可怜大哥觉新的境遇，赞赏觉民、觉慧的反抗。但那种大家族的生活，终究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一本收有很多作家的短篇小说中一篇写妓女的作品，题目是《月牙儿》。贫穷的生活艰难，我都有体验，却没有想到，人间还会有被逼到如此出卖灵与肉的悲惨境地。于是，我在阅览室里又找到了老舍的作品《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我又喜欢上了老舍的作品。从此，我知道了小说不只有写英雄豪杰、忠臣、大侠的，也有写贴近我的生活的普通人的作品，它们更能给我知识，激发我对苦难生活的理解。记得那本短篇小说集，也有鲁迅的《孔乙己》、《药》、《明天》，冰心、叶绍钧（即叶圣陶）等人的作品，我还看过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落花生的短篇小说集，也有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后来上了瘾，凡是“新文学”就读，只是对新诗不感兴趣。这里有新书，有旧书。但所有的书，都没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有些书虽是新的，却印制粗劣，错字连篇。现在想来，那大概也是书商的盗版。因为有一部分作家，都在当时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谁会在敌占区出书。不过，盗版也好，它们总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保留了一点异样的精神食粮。阅览室的八百多本书，我不敢说全部看完，至少一多半我都翻过，小说我则全部看完了。它们增长了我的知识，打开了一个愚昧少年的眼界，“启蒙”了我对人生的思考。自然，我也有很多读不懂的作品，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阿Q正传》等，但那些描写穷人苦难的作品，尤其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些市井人物，确实使我倍感亲切。
从文艺爱好来讲，石家庄还给了我另外一个机遇，即进入戏剧圈子。这倒不是指我从小爱看京剧。石门教育馆东面街上紧贴后院墙，就是一家戏楼（我记得可能叫“同乐”），每天晚上锣鼓喧天，我初到石家庄时，也曾去听过蹭戏，是一个外来的戏班子，主角是一位女老生，三国大戏《失空斩》，唱得很不错。可这次吸引我的，却是我没怎么看过的“话剧”。我记不清石家庄有几个戏园子，除“同乐”外，我只记得，中山路的尽头，那时新建了一个石门剧场，可能是为演话剧建的，规模、格局，都适合话剧的演出。可是直到抗战以后，才看到话剧《日出》的演出。可我到石家庄时就不记得它那里演过任何戏，倒是看过一场《楚霸王》的电影。石家庄没有话剧团。1944年秋天，哈馆长通知我，市政府的业余话剧团要借阅览室排戏，你晚上没事就陪他们一下吧！这个业余话剧团的组织者是市政府韩秘书（朝鲜人），自任名誉团长，还调任了一位专职导演郑哀伶（也是天津人），而且郑哀伶随即搬进了教育馆院，就住进那两间空房子里。至今我不知道这剧团是怎么成立的，这些所谓业余演员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只知道那“韩秘书”是热心的支持者，舞台布景、服装道具，都是由韩的办公室代借代买，似是路路畅通。演员则是多数来自市府机关，个别人来自铁路系统，如演四凤的宋桂英，就是铁路医院护士。第一部戏是《雷雨》，而挑选排演这部戏目的，又是那位韩秘书。
于是，我这无人问津的阅览室，夜晚倒成了热闹非凡的“排练场”，对词、彩排、说戏，就都在这“五官挪位”的阅览室进行。《雷雨》演员并不多，但与此相关的人却来了不少。因为是晚上排戏，女演员还有人陪着，我记得宋桂英演四凤时，王文蒨就陪她来过，她们是铁路医院的同事。
我当时已将满17岁，却还没有看过一场话剧，充满了好奇。年轻人哪有不喜欢热闹的，没过几天，我就“迷”上了这个剧团了。话剧比京剧好懂多了。尽管《雷雨》人物，如周朴园和鲁妈、繁漪和周萍的对白，内涵丰富，有些还是我不能理解的，但大致的戏剧情节，总是能看清楚的。曹禺的大名，导演和演员们（他们多数是天津人）都知道，可宣传广告上，却只有剧名和导演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作者正在“大后方”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还写了新剧《蜕变》。我想，1944年，虽然已经是日本侵略者的“残灯末庙”，就是石家庄这小地方，也已处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四面楚歌之中，但是，沦陷区人民却蒙在鼓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石家庄的几个戏园子倒挺红火。夜间，图书室都能听到同乐戏园子的锣鼓声，也时断时续地听到那扮老生的女演员的高亢的嗓音，真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墙犹唱后庭花”。直到《雷雨》排练好，她却不能不让位给“业余话剧团”了！没想到的是，《雷雨》的第一场演出，我就在后台看到，她穿一身漂亮衣装，正坐在前排观看演出。
石家庄是很少演话剧的，至少在那时我没有看到一个话剧团演出过，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业余话剧团《雷雨》的演出才引起了轰动。剧里几个主要角色的演员，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老实说，他们中间，可以称为戏剧家的，只有导演兼演鲁贵的扮演者郑哀伶。郑也是天津人，据说在天津演戏，就有“活鲁贵”之称。他是怎样从天津戏剧界沦落到石家庄的，我不清楚。恍恍惚惚听说，他的名字郑哀伶，就埋藏着一段爱情经历，一段感伤的往事。哀伶者，哀伤从艺人也。既有自伤之意，也蕴涵着追怀一位相爱的“女伶”人的伤痛之情。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伤爱人之弃世而离开了天津戏剧界，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毁坏了他的戏剧事业的理想？反正他经历过一段心灰意懒甚至绝望的日子，因为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而且是一位铁路工人的女儿，并有着三四位火车司机和修理工的内弟。那位郑大嫂给他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大的只有五岁，小的刚刚出生。这是一个缺少“戏剧思维”的家境，有的只是一个每天为日常生活矛盾而争吵的家，他们就生活在教育馆院里，我的二姐就常充当他们夫妻矛盾的调解人。我想郑哀伶平素的生活是空虚而苦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