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青
一
父亲辞世三年多了。
不知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影像越发清晰起来。隔三差五总是同父亲在梦里相见，不是梦见他饿了，就是梦见他冷了，再就是体弱多病，需要人照顾的样子。
这几年，不是没有想过要好好写写父亲，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角度。父亲刚刚去世之际，我也应约写过一两篇悼念他的短文，然而由于距离不够远或情绪太拥塞，未能更准确地传达出父亲的形象。
最近，在翻阅一本杂志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说，他在三十年前被打成反革命，寄发无数申诉材料后，只得到一次回音，这唯一的回音便来自父亲。父亲与这位作者素不相识，那段时间他自己也在挨斗，日子很不好过，却在回信中称作者为“同志”，并说他认为作者的案子是一种颠倒，他相信颠倒了的会再颠倒过来，希望作者不要气馁，可以不断申诉。同时，父亲还给作者寄了一大卷万能表纸和复写纸，显然是向作者提供“不断申诉”的物质条件。十多年后，作者的冤案终于得到纠正，他曾到办公室向父亲表示感谢，父亲只是淡淡一笑。
看了这篇文章，我很想立刻见到这位作者，同他谈一谈父亲。后来虽然并没有真去找他，这件事却成了重写父亲的动因。
二
在晚年，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父亲似乎对我有一种特别的依恋之情，每隔一两天总要打个电话来，诉说他的身体状况，冷暖方面的需要，或是一两件近期打算要做的事情。这使我感到父亲有一种倾诉的欲望，也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说明父亲是需要我的，我由于父亲的需要而成了一个更加有用的人。
一次，我听说像父亲这样的肺心病患者如果经常吸氧，对顺利度过漫长的冬季很有好处，就赶快去租了一只氧气瓶来，放在父亲床边，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仿佛这只充满气体、无知无觉的钢瓶是一个巨大的保护神，替我坚守着父亲，也于他的健康增加了不小的庇护。在这只大瓶子面前，父亲表现得十分好奇，不时用手触动上面的氧压表，饶有兴味地观察排气孔里咕嘟咕嘟冒出的气泡，神情极像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
有一段时间，我们姐妹轮流给父亲做饭，父亲最爱吃我做的饭菜。每当我看到他用米饭或烙饼将盘子里的菜汁蘸抹得干干净净，心里就非常酸楚，甚至觉得他有些可怜。一天，父亲掀起衣襟，指着裤子对我说：“我吃胖了，重了十斤，你妈妈去年给我做的裤子，扣子都系不上了。”父亲清瘦了一辈子，“吃胖”于他是罕见的，所以他才这样高兴。
我算不上一个孝顺的女儿，那些年，不是忙学习，就是忙工作，很少顾及父亲。不过，父亲一向也不习惯别人对他过多的照顾，只是在晚年，才有了一些这方面的需要。
与父亲晚年相处，我和他恰好互换了一下位置：父亲更像个孩子，而我则像一个母亲。
光阴荏苒，我恍然自忖：莫非这就是一种轮回？
三
在我家这几个孩子里，或许我在幼时是同父亲相处较多的一个。除了自身的乖巧，恐怕与我和妹妹之间的年龄差有一定联系。父亲早年从戎，解放后才得以在组织的关怀下成了家，三十得子。父亲这个家族祖上缺女孩，我的两个妹妹，由于相隔较远，父亲对她俩的疼爱那是后来的事了。所以，有五六年时光，父亲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的时候相对要多一些。并不是因为父亲疼女儿而忽略了唯一的儿子，而是哥哥出生后不久，就被外祖母接回老家住了几年。在幼时的记忆中，常常是父亲牵着我的手在草地上走来走去，或在篱笆墙院里荡秋千。父亲在家门口种了一小块菜地，浇水施肥的时候，我就端着小洒壶，跟在他身后颠颠地走。
长大后，我没让父亲费什么心，每学期都能拿回满堂红的成绩和优良的操行评语，有时还领回一张奖状。每当父亲看见这些，都很高兴。他不是一个外露的人，但我感觉得出他发自内心的高兴。后来我读大学的英语课程，糊里糊涂地考出了全省第一的名次。当别人将这消息告知父亲，他只是平静地笑了笑。我并不是十分用功的人，要说有什么优势，也许是记忆力还可以，小时候经常把课文背得一字不差而受到老师的表扬。这一点是随父亲的。再一点是速度快，每次考试之前，同学们都要提醒我：“你千万别早早交了卷就走，弄得我们心慌意乱，本来会的也忘了。”这一点依然随父亲。直到晚年，父亲的阅读速度和书写速度仍不逊于动作十分敏捷的年轻人。
今天我已完全能够理解做父母的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尤其当这影子不致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外人讲，说我是我们家的才女，能干，有主见。我听了这话却脸上发烧，觉得自己受用不起如此之高的评价。我原想父亲对我评语应该再差一些。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有时会把一件好端端的事情弄得如“猴吃麻花———蛮拧”，而自己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四
二十年前我回过一次老家。这是在有数的几次回家中唯一没有与父亲同行的一次。当时我有个隐秘的想法：借机踏访一下父亲旧日的踪迹。
在老家的街谈巷议中，只要一提起父亲，亲邻们便流露出深深的赞许之情。
一天傍晚，我一个人溜达到父亲青少年时期就读的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师范（即30年代的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当门房老大爷得知我的身份，立刻啧啧称赞起父亲来：“你爸爸音乐特别好，他在教堂里弹琴，一下子就把外国神父镇住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整地说出父亲的履历，父亲去世后，我才从他的简历中看到一个粗略的脉络。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父亲十八岁时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从文书、教员到后来的文工团长。一次我问他：“您打过仗吗？”父亲说：“没有。”这个回答令我十分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穿过二十年军装的父亲至少应该打过仗，他无论如何也该有在战场上亲手消灭敌人的辉煌，哪怕只有一次。
一位父亲的老朋友说过，父亲在年轻时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我也在家里的一堆旧照中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父亲身背手风琴，站在一群年轻的士兵中间，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一派独领风骚的潇洒。然而，我却无法将这形象同父亲联系在一起。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家里话不算多，多数情况下也不形于色。他完全彻底地开怀大笑，那一定是在他觉得十分可笑和非常开心的时刻。可惜，这种时刻我只见到过两次。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被西北局的一纸公文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大字报上也写着“打倒周扬的黑走狗”。可是在批斗会上，却没有一个人对父亲义愤填膺，既没有人冲上去给他挂牌子，也没有人扭着他的胳臂请他坐“土飞机”，或对他实行任何形式的体罚。只记得父亲本来站着，后来不知是谁提议：“马若同志身体不好，站着太累，让他坐下吧。”立刻，就有人搬来一把椅子放在父亲身后。
我至今也想不清楚为什么父亲挨斗时我会在场，是谁让我去的？去干什么？我不知道。然而这一幕却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就任报社总编辑后，报社工作人员无分长幼一律称父亲为“马若同志”，我觉得这称呼既严肃又体现出尊敬，听起来还很亲切。在报社内外，几乎人人都知道父亲有一手过目不漏的校对技艺，不少同仁一提及此事，便伸出大拇指说：“只要扫一下，所有的错别字都休想逃出他的法眼！”
五
我一共见过两枚勋章，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父亲获得这两枚勋章，当然不是因为打仗勇敢，而是由于工作出色。在战争年代，父亲还荣立过一次一等功，两次三等功。
参加工作以后，我每次出差，父亲都会写下一两处地址，让我顺道去看望他的老同学或老战友。7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见到一位在父亲领导的文工团里担任过演奏员的叔叔。闲聊之间，这位叔叔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年轻调皮，经常在树下用洋火打炮玩儿，有一次你爸爸从旁边走过，炮一响把他吓了一大跳。”平时我们也有这种感觉，似乎是父亲胆子小。什么原因，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深究，或许是天性使然吧。
事情却绝非如此。
在一个革命党内部，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把一位自己的同志绑缚刑场去充当一件陪杀场的工具，而我的父亲却恰恰经历了如此的苦难。我知道此事，是在1983年，我因公来到徐州，一位与父亲有过患难之交，时任省军级领导干部的伯伯，对我讲了发生在30年代末的上述这个“故事”。
小时候只从小说《红岩》中得知国民党曾经将华子良当作陪杀场的工具，华氏机智地以装疯作为一种无言的抗争。然而，因远房亲戚被定为“托洛斯基分子”，父亲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托派嫌疑”，恰恰成为华子良的翻版！又岂能料想，“创作”这个“故事”的“作者”竟会是革命内部的同志！
这个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我听得如万箭穿心，流下了滚滚热泪。所不同的是，伯伯讲得十分平淡。我想，或许是他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的缘故吧！
呜呼！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直到1945年才得以入党！我也终于明白，经历了这一场劫难，父亲的性格就变了。
伯伯一手给我递毛巾，一手抚着我的肩膀说：“你爸爸，才子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校对水平那么高？那是让人强行押解到印刷厂，冒着错一个字就要掉脑袋的危险，‘学习’出来的！”
六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正赶上我最忙的时候，一直未能专门请假照顾他，只抽空去医院陪了他两三次。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心中愧疚不安的感觉也在与日俱增。待到所有的事情告一段落，已是1992年的最后一天了。毫无疑问，从这天起我说什么也要好好陪一陪父亲。
这天，我一大早就来到医院，在例行查房时，提出了会诊的要求。当天，各路专家就为父亲进行了会诊。医生说父亲的一般情况还好，过了元旦可以转院治疗。然后我到放射科去看胸片，被告知父亲的肺部除了有一处陈旧性结核钙化灶外，没有丝毫癌变的迹象。这使我感到异常欣慰。父亲从十八岁开始吸烟，一吸就吸了一辈子。有些年里他的烟瘾很大，每天一两包，直到六十岁才戒了烟，一戒又戒得十分彻底。古稀之年的这张胸片，已经是好上加好了。
接下来是输液、解手、吃饭、喝水……其间免不了要说话。那一天，父亲说了不少话。
记得在父亲说的话里，流露出一些对孩子们的满意。说起哥哥当访问学者从日本归来，说到大妹教的钢琴、小妹考的托福。说起我的时候，只说有几个部门愿意让我去工作。说到高兴处，他情不自禁地说自己这一辈子最成功的“作品”就是这几个孩子。还说这次出院后要好好收拾一下家，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我想起在几天以前，父亲打电话约请艺术研究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医院谈话。病室清静犹如父亲本人。说起刊物的情况，父亲说他要亲自为改刊后的第一期写篇文章，并署上自己的回回名“优素福”。他说回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族分布很广，能人很多，刊物要与他们多联系。说起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他说一定要参加开幕式，去看一看老同志和熟悉的新人……
七
晚上，我给父亲洗脸。父亲拖着极度虚弱的身躯坐在床边，给他擦嘴角时，擦到左边他就向左边努嘴，擦到右边他就向右边努嘴。这时，一阵酸楚从我心底喷涌上来，往事像电影一样在眼前萦回。
以父亲的资历和职位，如果主动选择养尊处优的生活，相信谁也不致有什么微辞或非议。一年多前，父亲和几位同志一道去北京参加《民间歌曲集成》的终校，为便利工作，在出版社附近找了一家条件很差的小旅馆住下，且是地下室，吃饭也极为不便。但是父亲工作起来却显露出专家的严谨态度和深厚功力，连北京参与终校的同志也一致佩服他。
回来以后他就病倒了。他本来在北京就该病倒的，只是怕给别人添麻烦，才一直坚持了回来。他自己生病住了院，却向前来探视的同志反复解释：不要责怪同去的同志，他们对自己照顾得很好……
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透出一种少有的明净。在这张明净的脸上，叠印出一系列刻骨铭心的影像：投身抗战的热血青年，谦慎儒雅的解放军校官，忠诚敬业的文艺家，仁爱宽厚的长者……霎时，美术家笔下的《父亲》，文学家笔下的《背影》，一齐幻化来在眼前，渐次消隐而去……
我给父亲洗手。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怎样的一双手啊！青筋凸现，散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曾几何时，这双手流泻出多少美妙的音符，生发出多少真情的词文，草拟出多少讲话和文件，勾画出多少书刊和文稿。正是这双手，承载过共和国所能给予一个公民的至高荣誉，也蒙受过被五花大绑反剪在身后去陪杀场的奇耻大辱……
我默默注视着父亲这双手，那圈点过无数文稿的指掌依然纤巧，敲击过黑白琴键的十指依然修长。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双手一只一只托举在自己手上，仿佛是一对价值连城的玉器，仿佛是一双稀世的珍宝……
我给父亲洗脚。这时，我发现父亲的脚肿得很厉害。“男怕穿靴”，这句古老的俗谚浮上脑际，一丝不祥的感觉掠过心头。我没敢多想，继续专心致志地洗着这双走遍千山万水的脚。这双脚下过乡，进过城，打过绑腿行过军，踩踏过遥远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从鲁中到浙北，从江南到塞上……
1992年12月31日晚，我服侍父亲躺下，看他清洁舒适，像个大婴儿一样甜甜地躺着。
次日清晨，父亲在安详的睡梦中再没有醒来。
父亲啊，就算您不愿打扰别人，至少也该跟我说一声！好让我再为您织一件毛衣，您穿着它上路；也让我再买只剃须刀，您把它带在手边。假如再给我一天时间，我多想再为您包顿素饺子，沏一杯清香的龙井茶！可是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您如此轻描淡写地划上了一个无言的句号！
作为您的女儿，可以感到无憾的是：我有幸听到您一生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心中深埋着改变您性格的谜底，我陪您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冥冥之中，我恍惚觉得：您与我父女一场，这是咱俩的缘分啊！您和我今生有约，下辈子我还是您的女儿……
八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父亲是经历过大苦难的人，所以他才会真正理解和体谅他人的苦难。只有经历过大苦难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正因如此，无论是谁告诉我，父亲对他做过什么好事，或于人有恩，或从善如流，我都丝毫不会感到惊讶，我必会深信不疑。因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位著名回族学者曾经用这样的语言向张承志介绍父亲：他是个文化人。是共产党打天下的文化人。你应该见见他！
父亲永远可以做我的一面镜子。
（选自《朔方》1996年10期，获宁夏第五届文艺评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