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各地常常发生各类令人痛心疾首、后悔莫及的新闻事件。
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异彩纷呈，各显优势。信息量之大、传播面之广、影响力之强，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网上更是为各种信息、各种言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人人都变成采写新闻的“记者”，人人都能成为“新闻”的原创者，人人都可摇身变做“新闻发言人”。一个新闻、一条信息、一种观点会被几十家、几百家网站转载、评论，拥有惊人的点击量。有时，用“铺天盖地”“汹涌而来”“锐不可当”这些词语也不足以形容这种现象。有些媒体形成的杀伤力，甚至让人瞠目结舌、束手无策、惊恐万状。媒体的介入，常常具有左右社会舆论、改变事态走向的“神力”。
记者以发现新闻、挖掘新闻、传播新闻、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为使命，一旦发生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事件，不论有关部门、有关人员是否欢迎、有关部门是否希望报道，他们都会及时出现到现场，并千方百计作出反应，这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更是为新闻的采写、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新闻事件在最短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广泛传播。
越来越发达的新闻业、越来越多的新媒体、越来越广的受众面，不断扩展着新闻传播的功能，强化着舆论监督的力度，催化着公务活动的开放透明，冲击着僵化、保守、愚昧的观念，牵引着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推动着社会的和谐进步！
但是，面对汹涌而来的新闻传播和不期而遇的舆论监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应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对待、因势利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善待媒体、善于利用媒体、推动工作。于是，一个个失误接连发生，一幕幕悲剧不断上演，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被炒成全国关注的大事，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项内部议题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会引来纷纷扬扬的评论，以致有些事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达到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些官员甚至为此丢了“乌纱帽”、受到纪律处分，有的事态甚至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虽然过去了很久了，许多人至今还记得这些事件：被网民称做“最牛县委书记”的辽宁省某县委书记，因为对一篇报道强烈不满，动用公安干警进京抓记者，最终落了个“责令辞职”的可悲下场；南方某市某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对《长江商报》一位记者采写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的调查》而大发雷霆，不惜动用执法人员“登门传唤”、要求记者“接受询问调查”，最后也是迫于压力“草草道歉”；江西省某单位因《江西日报》刊登了一条批评他们组织员工公款旅游的稿件而抽出当天的报纸，限制报纸在当地的发行，最后不得不公开检讨道歉；黑龙江省某地发生空难，当地一位副局长居然带人扣留了4位前去采访的记者。事后，这个副局长不得不向记者道歉，但他的道歉很耐人寻味：“我刑警出身，是个粗人，希望文化素质较高的记者们能够理解。”一个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人指使手下人殴打偷拍他别墅侵占公共绿地的记者。事后，此人依然态度强硬，甚至狂妄地叫嚣：“打人者是英雄，记者就是妓女！”但因为遭到社会的口诛笔伐，没过几天就不得不赔礼道歉。事后，他再次赔礼道歉。深圳某局原党组书记酒后在12岁小女孩的脖子上捏了一下，遭到指责后竟暴跳如雷，一些“雷人”的话被传到网上，激起公愤。还没等他收拾别人，他就被免职了。事后查明，他的动作既算不上猥亵，也算不上调戏，但他的乌纱帽是再也戴不上去了。西北某地一个女孩因躲避车队落水而官员未能有效救援事件，也被炒成全社会关注的新闻。发生在某地的“跨省刑拘”案，也在瞬息之间演化成轰动全国的案件，让人领略了媒体的威力。这些事件，真是惊心动魄，发人深省。陕西省某县县委书记因在舞台上当众“熊抱”电视台一位女主持人，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遭到网上舆论的普遍谴责。除此之外，记者被毒打、被恐吓、被辱骂、被威胁，正常的采访活动受到不正常干扰的现象，也在大量发生，仅2009年一年就有30多起。2010年更是有增无减。
粗暴对待记者的采访，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推三阻四，以躲避、回避等方式拒绝监督，是很愚蠢的。
许多人还记得这些“雷人”的话语：“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人民说话？”“对我的抹黑，就是对××县的抹黑！”“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如果我们不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想跳楼？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五楼！”“抓的就是记者，打的就是你！”“我爸是李刚！”（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肇事者语）“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
这些“雷人”的“名言”，反映了一些官员的狂妄无知，其中有些还反映了他们对记者、对媒体的无知。而蔑视媒体者，必然被媒体所蔑视，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必然引来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个“不速之客”，也就常常从天而降，令人猝不及防、难以从容面对。一起又一起令人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一幕又一幕令人扼腕叹息的社会悲剧，一个又一个不该发生的失误，也就这样发生了。结果，不仅当事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党和人民的事业也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当然，有些新闻事件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与一些地区、单位相距较远。但是，这些事件一旦真的发生了，许多当事人未必都能正确面对、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不能正确对待媒体、不能妥善面对舆论监督的单位和个人都大有人在。
有些领导干部不敢面对记者、不敢面对镜头，对着镜头就不敢说话了，有的人甚至是看着文字提示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看着材料回答记者提问，脱离讲稿就不会讲话。有的地区或单位举办新闻发布会，实际上没有发布什么新闻，信息量也很小。有些事，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说清了，但有些部门、单位却硬要开个新闻发布会，有的把新闻发布会甚至开成了领导讲话会、训话会。有的新闻发布会要事先导演，先安排记者按选定的问题提问，唯恐记者超越准备范围提问，唯恐记者提出怪问题、难问题让领导出丑。如此缺乏自信、如此对待记者，显然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其实，有些言行和事件，本可以不成为“新闻”，有些付出的代价本可以不必付出！有些意义不大的“新闻”，也可以不变成人人关注的“新闻”，有些付出的代价也可以不那么高昂！
也许是不敢面对媒体、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有人把“防记者”与“防火防盗”相提并论，这实在是一个社会悲哀，因为防记者是心虚、怯懦、无能、保守、落后的表现。对记者，不但不需要防，而且要热情欢迎，坦诚相待，正确利用，因为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可以为社会服务、被社会利用，记者也可以起到其他组织、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怕记者、躲记者、不敢接近记者、粗暴对待记者、把记者当成对立面和防范的对象，是对媒体、对记者的错位；讨好记者、收买记者、过于重视宣传、过分看重一篇稿件的作用，什么事都要找记者，什么事都要记者来主持公道，甚至希望一篇稿件扭转乾坤、改变板上钉钉的结论，也是对媒体、对记者的错位。
让不该发生的“新闻”不发生、不该付出的代价不付出，我们要学习的、要改变的、要加强的东西有很多。研究新闻特点、学习新闻常识、掌握新闻规律，就不再仅仅是新闻界的内部业务，而应成为全社会的“必修课”。了解媒体、了解记者、准确判断新闻价值、避免不该发生的悲剧，就应该成为人人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要正确对待媒体监督，不仅态度要端正，而且措施要得当。
如何才能让不该发生的事件成为“新闻”？如何才能让不该付出的代价不再付出？
一、要有正确的态度。报道新闻，是记者的使命；舆论监督，是记者的责任。被采访者、被监督者对此都应有正确的态度，不要对正常的新闻报道、应有的舆论监督产生抵触情绪，不要把记者推到对立面上去。应该从全局的高度、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权益来看待舆论监督，不要斤斤计较，过分看重一城一地之得失。
二、要有容人的度量。有没有度量，是衡量一个人水平、实力、境界高低的标志，能够坦然接受监督、接受批评，本身就是有水平、有实力、有境界的表现。不要因一篇批评稿而暴跳如雷，不要揪住一些枝节上的差错不放，非要弄个你死我活不可。
三、要有妥善的方法。对不准确的监督、对非善意的批评、对恶意的炒作，当然可以表明立场，甚至给予必要的反击，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妥善应对，但不能顾此失彼、因小失大，甚至适得其反。
四、要有高超的策略。对待舆论监督，也要讲究策略，因势利导，绝不能意气用事。要善于借助媒体的关注来推进工作、改进工作。要善于平息群众过激的情绪、扭转记者的主观倾向，让记者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作出报道。
五、要有长远的眼光。舆论监督，多是对一时一事的监督，不可能否定全盘工作，也不可能永远产生消极的影响。有时，消极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积极影响，对此应该保持长远的眼光，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学会正确面对媒体，知道如何面对媒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善于利用媒体，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不仅对自己有益，对所在的地区、单位也有益。
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快普及新闻知识，让全社会、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了解新闻工作的特点、规律，了解各类媒体的性质、作用，了解记者的工作和甘苦。还要通过开办讲座、学习讨论等方式，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掌握面对媒体的一些技巧和方法，进而正确面对媒体和舆论监督。还要定期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主动征求各类媒体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改进工作，而不是临时抱佛脚，等记者找上门来了才发现问题，才想到解释、想到纠正。
面对来自各类媒体的监督，我们要热情、坦诚、实事求是、不卑不亢、不遮不掩，不横加阻挡、设置障碍，也不回避问题，更不粗暴压制，自己不当“灭火队队长”，也不要祈求别人来“灭火”，要当一个开明的人，在舆论监督中展示出自己最光彩的一面。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新闻界里有害群之马；个别记者精神境界不高，个别媒体格调不高。有些不该成为新闻的“新闻”、有些由“小新闻”炒成的“大新闻”，就是由一些境界不高的记者、格调不高的媒体“炮制”出来的。这也正是需要我们正视、尽快解决的问题。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枝节问题，更不应成为我们藐视新闻界、歧视新闻界、疏远新闻界、隔离新闻界的理由。
社会上对媒体、对记者有错位，新闻界自身也有错位。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值得每一家媒体、每一个记者警惕。
最近，陕西省大学生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法院没有作出判决前，有的媒体就迫不及待地抢先作出“判决”，有的网站、报刊甚至为此广泛征求“民意”，有的主张“该杀”，有的呼吁“留命”，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影响法院办案的力量。前两年湖北省发生的邓玉娇杀人案，也形成了足以影响法院判决的社会舆论。在我国，司法权应该得到全社会应有的尊重，任何组织、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进行干扰，新闻界同样不能例外。但是，现在仍有干扰司法机关办案的事件在大量发生，这就是一种错位的表现。
每个媒体、每个记者，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超越权限行事，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能越位，不能越俎代庖，不能自我逞能。该干的，一定要干好、干充分、干到位；不该干的，绝不能轻易插足、陷进去无法自拔。现在，有些年轻记者自命不凡，要包打天下，以为没有他干不了的事、干不成的事，甚至盲目逞英雄，以为只有他才能主持正义，这实际上是过高地估计了媒体的力量和个人的能量，也是一种严重的错位，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负责任地炒作新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错位。现在，有些媒体、有些记者盲目跟风、随意炒作，甚至不计后果，更不考虑社会效果。他们出于狭隘的动机、部门的私利，完全为了炒作而炒作，为了轰动效应而制造轰动效应，以看到别人痛苦、别人受损为快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记者喜欢纠缠一些枝节问题、抓住只言片语不放，必欲致人死地而后快。历史上，因言获罪的事例很多，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再上演那样的悲剧。但是，现在确有不少人因为在记者面前出言不慎而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甚至意外丢官。这也许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也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不能怨天尤人。但媒体、记者也该因此问问自己：看到别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是否很快乐？是否做得太过分了？
记者对社会应该保持一颗善良之心，应该努力做到与人为善，应以让社会更美好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不是以逞强斗狠、四面树敌、斗败所有强敌为乐事。
社会不让媒体错位，就可以避免很多事件；媒体自己不发生错位，很多悲剧也可以不再发生。
不该成为新闻的，就不要成为新闻；不该付出的代价，就不要付出！现在，是该好好吸取经验和教训了。
（原载《新闻研究》2011年第19期，被光明日报评为月度好稿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