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4日，中宁解放。解放后的首要任务是接收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当时宁夏有13个市县，十九兵团把这13个市县的接收和建政任务分配给各军各师，负责接收和组建中宁政权的是六十三军一八九师。
当时该师行至甘肃靖远。9月14日晚饭过后，一八九师政委蔡长元召集从各团抽调来的团、营、连级干部11人开会，宣布师党委决定，派他们11人及其通讯员于次日凌晨动身前往中宁，负责该县旧政权的接受和新政权的组建。
11人中，赵民先是一八九师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级别最高，22人由他带队，于9月15日早饭后动身，下午到达中卫县宣和堡。因当天清水河突发洪水，不能涉渡，宿于宣和，于16日中午到达中宁。
到达中宁后，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首先根据师党委的安排，由赵民先、霍怡民、胡树津、郭鹏、刘镛5人组成中共中宁县委员会，赵民先任书记，霍怡民任副书记，胡树津任组织部长，郭鹏任宣传部长。随后，陕北宁夏工委又派来一批干部会合，共同组成了中宁县人民政府。9月19日在县城北街米粮市召开群众大会，贴出中宁县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宁县人民政府成立。政府组成人员有县长霍怡民、秘书兼民政科长冯继祖、财政科长李建中、教育科长岩峰、公安局长刘镛等。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区乡两级基层政权的建设。当时全县有7个区、36个乡、129个行政村、303个自然村。全县设置机关25处，脱产干部435人，半脱产者129人。一区驻城关，二区驻舟塔，三区驻恩和，四区驻鸣沙，五区驻石空，六区驻枣园，七区驻广武。
在政权初创阶段，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一方面是人员少。要求省委调派、请求部队支援数量有限，不敷应用。另一方面是干部素质问题。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虽有较高革命热情，但没有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缺乏做群众工作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县委、县政府有针对性地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有针对性地宣讲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基本理论，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郭鹏、刘镛、岩峰等人都是比较理想的教员，做这方面的工作最多。二是大胆选拨当地有为中青年。到1951年10月，已有8人担任区级领导职务，有123人担任乡一级领导职务。他们吃苦、肯干、肯学、有群众基础，进步很快，后来有的还担任了较高的领导职务。
随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公安部门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继续了搜捕匪特、收容登记散兵游勇、肃清反动武装，收缴敌人遗留到各处的武器，明令取缔、解散敌党、团、特等反动组织，对敌党、团、特、军、政、警、宪骨干分子进行登记。到年月，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多人，收缴各种枪支13000多支，登记遣散国民党官兵2593人（其中，中尉以上军官675人），党、团、特及反动会道门成员1300多人。根据《约法八章》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一贯政策，按其罪恶轻重和民愤大小，逮捕了少数罪恶大、民愤大的分子。在取得群众的谅解下管制和宽大处理了一批罪恶较轻的人员，既给那些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人机会，也使那些顽固不化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人更加孤立。经过以上工作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危害社会安宁和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种种反动势力远没有彻底肃清。其中，一小撮反动军官、惯匪及潜伏特务，虽然表面上接受解放军处理，但内心却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恨之入骨。他们错估形势，收买枪支，网罗地痞流氓，建立反革命组织，阴谋武装暴乱。极少数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恶霸地主也遥相呼应，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不仅政治上极其反动，而且手段也极其阴险残忍。
这年冬天，中宁发现一伙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公安局长亲自组织公安干警侦察破获了这个特务组织，并将6个坏蛋全部抓获。上报后，有的枪决，有的判刑。
形势基本稳定后，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日，在县城召开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145人，其中工人25人，农民72人，体现了工农联盟、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
各界代表会开过之后，即开始了减租减息运动。县委派岩峰以向马鸿宾副主席汇报工作的名义，到新堡马鸿宾副主席家走访，了解他家出租土地和放债的情况，以便请他参加县上召开的部分地主、放债户的会议。见面后岩峰说明来意。马鸿宾说：我知道了，省政府开会讨论了这事，开完会我回家给家里人说了，让他们按政策办事。他向岩峰解释说他在中宁的土地早已分配到子女身上，他已让子女回来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不准有丝毫违背。
由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残害革命干部，破坏革命秩序，祸及新生政权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1950年初，根据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军区的指示，中宁县开始全面剿匪。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公安部队深入山区和边沿山川结合部，发动群众，先后俘获匪徒20多人，其中最大匪首叫张海禄。
张海禄，回族，甘肃省临夏县韩家集人。1935年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一○八团副团长。同年8月22日，在泾川王村塬堵截红二十五军的作战中，团长马开基被击毙，张代理团长，残杀被俘红军战士两名。1938年任三十五师一○三旅二○六团团长，驻防绥西。在乌镇以东的乌拉敖包地区指挥该团打退日军进犯一次，作战比较勇猛。1939年5月，日军突破绥西防线，五原、临河失守，宁夏抗日部队败退石嘴山。二○六团奉命驻防黄河以东。张利用职权开始走私贩私，开设大烟馆，发国难财。1943年被马鸿逵扣押，并没收其骆驼，判刑3年，关押8个月后，被马鸿宾保释。从此，解除军职，定居中宁县城东李家洼子。置地15亩、庄园一座、房屋12间，副官纳自新、尹保村继续留在身边做鸦片走私买卖。张平时仍携带武器，地方上无人敢管。中宁解放后，张匿藏枪支图谋不轨。先是伙同周满祥（马部团长）、白德贵（马部营长）到疃卜郎躲藏，观察风声。解放军骑兵部队搜山过程中将三人搜出，以马部散兵对待教育遣返。后获知其匿藏的几箱长枪和手榴弹已被公安部门查获后，不思悔改，又跑到中卫躲藏，并暗中串联，网络人马，购买枪支。1950年1月下旬和白德贵、马尚云、马子河（散兵、东山土匪）在莫家楼秘密商定了为匪事宜。此时解放军独二军对张海禄为匪活动已有所闻，加之南山碱沟一带出现了一股无名骑匪，不时蹿扰常乐堡。遂于1月28日17点发出命令，由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卡师长率骑步三个连过河剿灭、捉拿。因行动迟缓，保密工作疏忽，午夜12点才赶到莫家楼渡口。渡河时，序列混乱、放火照明。渡河后沿路乱放枪，致使这股土匪于当夜窜至杨家滩抢劫后逃向南山。张海禄在部队过河的第二天偷偷逃过黄河，在常乐堡近山的一个羊圈里隐藏了起来。2月11日，张匪派出纳自新、尹保村到庙山找惯匪马绍武接洽。3月9日，与马绍云、王彦生、田子秀等20名股匪在羊圈会合。当晚，带长枪8支，离开常乐堡，走上了彻底反革命、反人民的自取灭亡道路。他四处收罗马匪残部，至4月份已拥有匪众70多人。张自任团长，称“仁义军”，打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下设团直属单位和4个队，公开和解放军对抗。4月26日，张匪亲带33人，到皮条沟袭击了解放军独一师一团三营武工队，劫去解放军步枪16支、轻机枪1挺、手枪2支，解放军战士伤亡12人，干部战士被俘3人。5月7日，其下属股匪在马家河湾抢劫了我运输物资汽车。5月17日，张匪带人到皮条沟附近抢劫商旅土布70匹。6月3日，张匪再次带人到皮条沟抢劫，和解放军独一师副参谋长马良盛带领的剿匪部队相遇，解放军当即展开攻击，将其包围压缩到难民沟。张率众匪负隅顽抗，几被歼灭。溃败后逃窜到兴隆附近隐蔽。在此期间，又在川口、犁花坪、黄谷川等地和股匪杨伯义、李成福、海昌秀合伙，匪众达到170多人。6月12日，张率众匪窜到宁西公路东侧抢劫西窑山乡政府，枪杀乡长黄某胞弟，之后北窜马家河湾东十几华里的赵华井隐蔽。6月15日，经暗藏土匪密报，乘解放军骑兵外出，营房空虚，指挥杨伯义从东面，海昌秀从南面，自己的4个队从北面包围袭击了马家河湾骑兵连驻地，劫去解放军步枪5支、手枪3支、卡宾枪1支、望远镜1具，俘参谋人员3人。随后南窜井家口子，又抢劫商旅细布40多匹。张匪以海原县东北部的难民沟、李四沟、黑羊沟、马家塘、黄谷川、犁花坪为老巢，在宁西公路同固段方圆一百华里的半径上，袭击解放军，抢去长短枪支数十支，抢劫过往商旅财物无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1950年5月中旬，解放军独一师副参谋长马良盛到一团组织、部署剿匪。6月8日，独一师师长李治洲带二科科长及参谋人员到一团组成剿匪指挥所。根据张海禄股匪的活动规律和特点，制定了长途奔袭、包抄合围、不怕扑空、连续作战的方案。解放军剿匪部队士气高昂，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为民除害，剿匪立功，不怕雨、不怕风，不怕白天晒太阳，不怕夜间山高沟深路难行，十次扑空一次成，不剿灭土匪不休兵。”
6月12日黄昏，获悉张匪率部抢劫西窑山，指挥所立即以师直骑兵连和个步兵连的兵力分三路合围，但张匪在解放军赶到之前北窜赵华井，我军没有抓住目标。6月16日，解放军侦悉张匪率队窜回老巢难民沟、黄谷川一带骚扰。当晚立即以骑、步兵9个连的兵力四路包抄。因解放军驻海原县城的骑兵6月14日擅自开进驼场圃行动被张匪察觉，张又向蒿子川方向逃窜。次日拂晓，仅将李成福、马二牛两股匪击溃在青峰台。但这次解放军盯住了他的行踪，在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的亲自指挥下，马良盛副参谋长率领骑、步兵4个连跟踪追击。6月17日开始，从黄谷川追到兴仁堡，从兴仁堡又追到打拉池。张匪不敢深入靖远腹地，又窜回海原。到6月24日，解放军昼夜兼程，连续8天8夜紧追不放，逼使张海禄股匪终于又逃回黄谷川。众匪精疲力竭，无路可走，纷纷携械投降。匪队长马永仓告密：“张海禄就藏在附近山上。”解放军一团以黄谷川为中心，形成40里圆周包围圈，严密布哨，四处设伏，连续十天进行密集式搜山，逐步缩小包围圈。
7月4日，解放军搜山部队碰到一个背筐小孩，神色慌张，当揭去小孩筐上的草时，发现里面有几个大锅盔（一种面食）引起怀疑，牛化东参谋长亲自盘问。小孩害怕土匪报复，不说实话。后被师直骑兵连长杭义带去反复教育，才承认是给土匪送饭的，并答应带路。解放军立即派出一个排，由小孩引路，在长满蒿草的原子湾找到了土匪隐藏的地点———一个被雨水经年冲刷、渗漏自然形成的黄土洞，洞口只有井口大小，十分隐蔽。开始解放军战士向洞内喊话没动静。后来扔下去一块大石头，里面开始向外打枪。这时解放军排长警告土匪，再不出来就要填洞，并一边喊话、一边让战士往里填土，洞内土匪知道再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纷纷把枪扔了出来，然后一个跟一个爬出来束手就擒。经清点辨认，一共8个人，张海禄就在其中。至此，危害南部山区人民长达4个月之久的匪首张海禄被捉拿归案。
1950年3月，在剿匪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加强侦查破案工作，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逮捕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激发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清斗争形势，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偏向，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为顺利进行生产建设和民主改革创造条件。同年12月，中共宁夏省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联席会议，分析形势，纠正了镇反工作中的一些偏差，使镇反运动全面正确地展开。
这次镇反运动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5个方面的敌人。这5个方面的敌人在组织体系上虽然被打垮，但还有一定的社会势力，暗中串连伺机再起。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彻底消灭这一批反革命势力。
这次镇反运动，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1950年中共中央发布“双十”指示到1951年4月。首先广泛深入地宣传镇反意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同时进行镇反摸底，掌握5个方面敌人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在镇反宣传中，全县80%以上的群众受到了教育。通过登记、清理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全县共摸出5个方面的敌人440多人。结合镇反摸底和反霸斗争，破获匪特等案件67起，逮捕各类犯罪分子近百人，收缴枪支210多支，子弹数万发，并于1951年2月召开公判大会，依法处决了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令人民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张海禄、韩耀庭，震慑了敌人。
1951年5月，中宁县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县上抽调大批干部分别赴区、乡开展工作，召开各种会议，统一思想，提出应捕对象名单，并发动群众诉苦，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5月22日，县人民政府召开第四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在押犯的处理，确定逮捕对象。5月27日晚，全县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反革命分子82人。捕前各区、乡都召开控诉斗争大会。在控诉斗争大会上，群情愤怒，一致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为死难者报仇，为受害者伸冤。为了及时审理、结案，县上成立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11人审判委员会，由县长兼县人民法院院长的李克忠任审判委员会主任。6月17日和8月1日，县人民法院分别在县城、鸣沙、石空等地召开公判大会，连牛首山的僧侣也赶到鸣沙参加大会，依法处决了田丽生、赵顺、陈生云、白青山、陈浩、王自力、汪积善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伸张了革命正义，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
在第一阶段中，全县召开各种控诉会158次，参加7万多人次，有3万多人控诉揭发，共打击各类反革命分子110多人，其中判处死刑19人。
1951年10月，镇反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结合土地改革运动，继续揭露和打击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全县共打击五类敌人240多人。另一方面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到年底第一阶段的案件基本清理结束。
1952年5月到年底，镇反运动进入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镇反判定，对关、管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劳动改造，并对他们的家属开展说服教育工作，以利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把镇反斗争转入正常。
通过判定和调查摸底，全县36个乡，有21个尚不彻底，又进行了镇反补课。三个阶段中，摸底发现五类分子440多名，除逃跑和流落外地的6名外，有37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占5方面敌人总数的84%。各乡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行政村和自然村分别建立了治保小组和治保员，并建立了群众性的监督改造反革命分子的制度。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也订立了守法保证书，使反革命分子陷入人民群众监管的汪洋大海中。
镇反运动中也发生过错案，中宁县人王含章被镇压错杀，就是其中一件。王含章，学名王成义，字含章，中宁县恩和镇沙滩孔台人。7岁时就读当地恩和文庙私塾。1917年，恩和文庙私塾改为高等小学堂，王含章进入恩和高小学习。
1919年，王含章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设在兰州城里的甘肃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毕业后赴北平，考入朝阳文法学院。1930年，他从朝阳大学（原朝阳文法学院）毕业，与朝阳大学同学黄清芳结婚，通过黄清芳的家庭关系，他结识了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张明经。通过张明经的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到市党部做民运干事工作。不久爆发了蒋冯阎大战，蒋的市党部被阎锡山查封，人员遣散。此时，王含章考上了日本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这年11月，王含章偕妻子黄清芳赴日留学，进入日本帝国专修大学研究部学习。至1933年学成归国，获日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中宁县历史上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庚款留学生和博士学位获得者。
王含章从日本留学归来，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推荐，任国民党宁夏省党务特派员、省党部执行委员兼调查统计室主任，后来改任省参议会参议员。他还当过国大代表、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和华北监察使。
1949年春，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他在香港联络国民党政府中的10多位西北籍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大公报》上发表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声明，受到香港中共组织的关注。在香港期间，他还收集国民党政府要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及背景资料，提供给中共在港组织，做了一些有利于统战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香港负责人之一费彝民劝他回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行前，龚学遂给董必武写了介绍信。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住在政务院招待所，由董必武的秘书刘恒负责和他联系。
中央统战部原计划让王含章在北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分配适当工作。但是宁夏方面知道了王含章从香港回来的消息，省委统战部负责人亲自给中央统战部写报告，说宁夏需要人，要求批准王含章回宁夏工作。中央统战部批准后，于1950年秋，宁夏省人民政府派副秘书长、民革宁夏支部负责人袁金璋赴北京去接王含章。途径西安，王含章还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统战部长汪峰的接见和盛情款待。王含章到宁夏后，省委安排他住在民革宁夏支部学习待命，其妻（二房）杜季琴是技术人员，安排在省医院妇产科工作。
王含章回来时正是“镇反”时期。在宁夏，一说土匪，首推郭栓子；一说国民党特务，就会想到中统和军统。于是他这个曾经当过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的王委员，就首当其冲了。
1952年2月末的一天，在省委事先没有请示西北局和中央统战部的情况下，宁夏省高等法院公判宣布：判处王含章死刑，立即执行。随后，王含章被处决，终年49岁。
事情发生后不久，西北局发现此事，习仲勋书记十分生气，认为这是违反政策的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下令严加追究。结果省委受到通报批评，负直接责任的领导人受到党纪处分。
王含章被处决后，大女儿王权华因不服判决，外出上访（当时叫上告），其他子女年龄尚幼，由一位曾在王家看过大门的好心老汉，怀念旧情，主动出来收尸，薄棺旧服，草草装殓，埋葬在银川东门外一个寺庙里。
王含章的长女王权华，在父亲被镇压后的20多年中，一直替父亲鸣冤申诉，结果多次遭到拘捕和劳教。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王权华又一次到国务院上访，有幸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习仲勋副总理因忙未及细谈，下班后将她带到家中，问明详情后，亲自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写了信，信中说：“王含章是香港回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如果今天还活着，就是民主人士。因为被杀才成了反革命，家属成了反革命家属，生活十分困难，希望对其女王权华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习仲勋夫人还送给王权华一些衣物和粮票。其后王权华回到宁夏，被安排在宁夏大学农学系学习。“文化大革命”期间，追随“四人帮”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了给习仲勋罗织罪名，说他包庇坏人，给宁夏公安厅打电话，王权华又遭逮捕，公安部还派人前来审讯，后来被判刑14年，长期关押，造成王权华精神分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现为宁夏农学院退休干部。
为王含章案平反起了关键作用的是王含章的三子王永宝。1978年10月25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中央派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率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庆典举行的当天早晨，乌兰夫乘车赶赴会场，刚出宁夏宾馆大门，王永宝从人群中冲出，面向汽车扑通跪倒，两边巡逻的公安人员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将其架走，关到公安局里。当天活动结束后，乌兰夫副主席回到宾馆，让秘书去问会务人员，早上拦路的是怎么回事。会务人员查询后汇报：“有一个男子，名叫王永宝，要拦车告状。”乌兰夫副主席问：“有状子吗？”工作人员答：“有。”乌兰夫看了王永宝的状子，吩咐放人，并在状上亲批：立即查办。有了国家副主席的批示，自治区领导责成高级法院复查处理。高院郭华院长把这个特殊任务交给富有办案经验的审判员马昌龙主办。马昌龙接受任务后，和另一位审判员杨正平一起，调阅了1952年春原宁夏省高院审理王含章反革命罪行的全部案卷，又到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招待所了解了当年动员王含章从香港回来和在北京接待的情况。1979年4月，他们二人又再次进京，走访了来京开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习仲勋还记得这件事情，在百忙中专门接见了他们，详谈经过，并作了旁证。马昌龙和杨正平根据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最后得出结论：确系错案，应予平反。
1979年7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听取汇报后决定，由自治区政协主持，召集在银川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王含章子女及其所在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由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王含章错案平反，同时宣布对王含章的妻子杜季琴平反。
杜季琴，1954年在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即甘宁合并前的宁夏省人民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受丈夫王含章株连，以反革命破坏罪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64年刑满释放。后来流落到永宁农村，一个好心的老农可怜她，娶她为妻。1979年7月，马昌龙和杨正平费了很大周折才从永宁农村找到她，宣布平反决定。当时她年龄已大，不能工作，就按退休处理。根据政策，安排她女儿，也就是王含章的第三个女儿到乡卫生院当了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