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向苍天》说起
《逃向苍天》是雷颐先生的新作，翻阅这本书的时候，首先的感悟是：这是一个真知识分子的作为！我还知道在河南的一个读书会上，一个由年轻人发起的沙龙，雷颐成为特邀嘉宾，当然老雷也是“不负众望”，在会上与几个年轻人因为观点相异而争吵了起来。但是这本书似乎与老雷的风格不同，他只是讲述，白描式的讲述，很少评论。然而因为讲述的真实，当然更因为被讲述的历史的骇然，我们会被这本书紧紧揪住，会因此而产生或多或少的感悟。恐怕，这也是老雷的期待吧。
有人说，历史是由个体组成的。还有人说，人类历史就是欲望的跑道。如上两句话放到对老雷的这本书的释解上，我以为是最恰当的了。首先，《逃向苍天》为我们讲述的就是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体。这些个体因为年代的极端，命运都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时甚至是被操控着的。比如一个叫何榕森的初中生，因为对几何的兴趣，看了样板戏中国民党帽徽上的十二角星之后，便开始琢磨如何能平分十二角。“后来拿出纸笔，在课桌上画起来。不料，一位同学发现他用蓝圆珠笔在白纸上画十二角星，便拿去交给老师说：‘何榕森在画国民党党徽。’初中学生互相检举揭发，也是当时惯例。”于是，就因为这样一件事，一个初中生的命运便发生了改变。先是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7年，然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遣送回原籍上海，在一家鞋厂工作，不久便因病去世。这个小人物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如果人生本应该如此度过，我相信，没有人会渴望生命。
除了像何榕森这样的小人物之外，作品还记录了其他一些在涂鸦看来并非小人物的故事。譬如《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一是官至正厅甚至副部级，二是当时的《文汇报》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不相上下，委屈到小人物的行列里，马达自己或许都会不好意思。马达的故事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与胡乔木的一段交往。一天，身居上海的马达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到北京的胡乔木办公室去。第二天到了后，发现邓力群已经在座，“他刚与胡寒暄，胡乔木就打断了问候，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马达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连忙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然后，马达回到了上海，当然觉得气不大顺。让他觉得更不舒服更为诧异甚至震惊的是，胡竟然在这之后的不几天里，又打电话对刘晓庆所在的电影厂领导说，刘晓庆要入党，我们要支持要保护这样的人之类的话。很显然，这是两面派的做法，也想当然地把马达装了进去。马达后来的命运，不管怎么样，也要比何榕森这样的“超小人物”强一些，不提也罢。需要提的是，官至胡乔木这样的位置，竟然也做我们小人物常干的事，亦足以看出来，一些所谓的大人物，在某些方面的作为都可并入“不提也罢”的序列里。
还有一些事例，经过雷颐的叙述让我们备感悲怆。当然一方面是事情本身的悲怆，更重要的是雷颐先生的叙述让我们在压抑中感到悲怆，正是因为这种压抑，让我们欲哭无泪。比如写到何榕森被判刑、劳改，母亲哭哭啼啼跑到安徽的劳改农场看完儿子，然后又哭哭啼啼回到上海，从此卧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寥寥几句，却勾起了我们无边的遐想，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母亲辛酸的旅途，一路上的眼泪，一路上的无望。而这样的眼泪和无望，是因为一个极端年代造成的，这样的年代应该是我们的悲哀，任何对这样的年代的同情甚至留恋，都是可耻的！但是遗憾的是，如老雷这样的书，我们看到的太少了；更为遗憾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们看到的更少了。如此，这样的年代会不会复生，恐怕不敢信誓旦旦地否定。
读如《逃向苍天》这样的书，总是喜欢在读完一个章节以后，放下来默想。有时候几天都不愿意再捡起这本书，恰如怕捡起那样的日子。一个人对伤痛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却为什么又总是喜欢忘却？没有人可以生活在未来，所有人其实都生活在过去时，哪怕是痛苦的过去。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缺少怀疑，并且有了更多的宽容，未来便有理由信心满满。否则，肉身和灵魂“逃向苍天”的悲壮一幕，依然会拉开。譬如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集中营参观，并且说了一番大国政治家应该说的话，还有陈毅元帅的儿子站出来，向在“文革”中遭受自己殴打的人们致歉、谢罪，这些本应该得到积极回应的事情，却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受到关注，人们几乎不再发声，更多的关注点却集中在诸如“谢师宴”“秦火火”之类的事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谴责日本****漠视侵略、疏于反省的做法，譬如他们参拜靖国神社、在教科书里歪曲历史，而且我们也相信，并且现实的发展似乎也在证明，日本****这样的做法，势必是亚太地区不安宁的主要因素。其实又岂止是日本****，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缺陷、伤痛甚至罪愆，一旦抱有漠然甚至无视的态度，也就是好了伤疤忘了庝，都难以保证“过去的事情不再来”。
毋庸置疑，更多的人愿意选择“相安无事”，明哲保身。正像竞技场上的策略一样，这些人也懂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所以，雷颐先生关于程贤策、老舍的故事，非但不新鲜，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譬如刚刚毅然离开美国回到祖国的老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兴奋不已地描述了控诉恶霸大会的场景。他写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他还继续写道：“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还有程贤策，这个在土改时一再教诲、开导乐黛云的先生。譬如乐黛云在看到八个地主被就地枪决，还听到“苦大仇深”的妇联主任悄悄告诉她“那个人不该死！”思想产生了动摇以后，程贤策对乐黛云的教诲与开导便与日俱增。程说：“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
然而，光阴荏苒，“文革”的狂飙竟然让这两个人走进了同样的“洞穴”，一个走进了太平湖，一个以烈酒伴毒药。是命运在捉弄人？还是自己丢失了自己？答案并不复杂，而老雷在书里也没有给出我们答案，因为这样的讲述已经足够！其实还有更多的故事需要我们发现和讲述，只是这样的功课已经没有市场，我们或许更愿意如程贤策那样教诲与开导。讲究策略地、带有技术性地生活，在我们看来不但安全，而且具有制胜的作用。胜者王败者寇，这个社会只在“王”与“寇”间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