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发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堂堂大明皇帝，竟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了去，举国震惊。这时，于谦忠心热血，勇敢地站出来拥立新皇帝，领导军民保卫京城，保卫国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到头来却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其人其事，可敬可佩又可悲可叹。
于谦（公元1398～1457年）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聪明好学，志向远大。一位僧人奇之，说：“他日救时宰相也！”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进士及第。明宣宗时出任御史、都御史。明宣宗叔父朱高熙发动叛乱，兵败投降。于谦奉命宣布朱高熙的罪行，“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显示出浩气凛然的气概。继任监察御史，轻车简从，赴江西、陕西、山西等地，平反冤狱，为民除害，救灾赈荒，安抚流民，督促兴修水利，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朝廷辅政“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非常器重于谦，凡于谦的奏书，当天必呈报皇帝，绝不拖延。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于谦升任兵部左侍郎，跻身于朝廷重臣的行列。
明宣宗驾崩，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年仅九岁。“三杨”相继病故，宦官王振专权用事，为所欲为。有人告发，一个名叫余谦的官吏收受贿赂。王振稀里糊涂，错把于谦当做余谦，将其拘捕下狱，定了死罪。三个月后发觉张冠李戴弄错了，这才把于谦释放，用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上书，请求让于谦到他们那里任职。于谦再任巡抚，救济流民二十余万人。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复回朝廷，仍任兵部左侍郎。
这时，王振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且与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勾勾搭搭，通过边境“互市”（贸易），瓜分钱财。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为了“贡马”事，也先和王振翻脸，遂于七月出动十万兵马，分四路大举侵犯明朝。警报传来，百姓震恐，朝臣分作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王振意欲建立军功，进一步提高身价，所以主战，而且怂恿明英宗亲征，说：“皇上亲征，军民响应，区区贼寇，何足道哉！”于谦也主战，但不同意皇帝亲征，说：“兵马不齐，粮草未备，皇上亲征，那会有很大风险。”明英宗年轻气盛，加上王振的蛊惑，听不进反对意见，说：“朕重文治，也重武功，亲征就亲征，难道惧他瓦剌军不成？”轻敌，盲目，草率，仓促，决定了明英宗兵败被俘的厄运。
明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以王振为总领（统帅），离开北京，向西北方向进发。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恰遇狂风暴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鉴于此，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林、吏部尚书王直等，建议回军。朱勇甚至跪地恳求王振，说：“天时不利，敌情不明，圣驾万万不可冒进，还是回军为好。”王振趾高气扬，说：“回军？朝廷的威仪何在？皇上的体面何在？”他给朱勇等人定了个怠慢军心的罪名，罚跪于杂草丛中，大加凌辱。
八月一日，明军到达大同，前锋三万兵马与瓦剌军接战，片刻间便落花流水，全军覆没。王振此时方知，打仗并非儿戏，弄得不好，那是要丢掉性命的。他吓出一身冷汗，想来想去还是保命要紧，所以奏告明英宗，掉转方向，回师北京。回师本应取道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可是王振却下令取道蔚州（今河北蔚县），原因在于要让皇帝临幸他的家乡，借以炫耀权势，显显威风。大军东行四十里，他又担心兵马经过会践踏自家的庄稼，故而又下令绕道宣府。士兵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且贻误了回师的时间。大军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天近黄昏，将领们主张继续前进，扎营怀来（今河北怀来），那里比较安全。王振却考虑他的千车辎重还在后面，武断地决定，就在土木堡扎营。土木堡一带缺少水源，驻军连夜打井，深至两丈，仍不见水。数十万兵马又饥又渴，诅天咒地。次日，瓦剌铁骑抵达土木堡，明军顿时紧张起来。也先实行麻痹计策，一面派人和明军议和，一面催促后续部队快速前进。王振表示同意议和，派出通事前去冾谈，同时下令移营就水。正当明军移营之时，也先指挥他的部队向明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方是兵精将勇，一方是人困马乏；一方是有备而来，一方是仓皇应战。结果可想而知：明军大败，尸横遍野；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则被瓦剌军活捉了去。
这就是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到北京，百官恸哭，纷纷要求灭王振家族。王振全家老小被杀，抄没家产，抄得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明英宗同父异母弟、郕王朱祁珏留守监国，心慌意乱，计无所出。侍讲徐珵家在苏州，建议说：“星象已变，天命已去，莫若放弃北京，迁都南京。”各位朝臣呜咽流涕，齐声附和。于谦见状，站出来厉声说：“意欲迁都者，当予处斩！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南宋渡江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保卫京师，就是保卫国家！”于谦的态度，促使朱祁珏和大臣们定下心来，紧急磋商，决定固守京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领导并组织京城保卫战。他说：“京营兵械且尽，急欲遣官募义勇，缮甲兵，修战具，分兵九门，列营郭外。城边居民，皆徙入内。”他提出几位守城将领的名单，豪壮地说：“军旅之事，臣请以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朱祁珏不懂军事，一切皆由于谦安排调度。
再说也先，活捉了明英宗，好不得意，以为奇货可居，派遣使者以议和为名，勒索巨额金帛，还要明朝俯首称臣。明朝内部纷纷扰扰，谁也做不了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于谦洞察也先的奸谋，联合群臣，奏请皇太后，请立朱祁珏为皇帝，以安民心。朱祁珏推辞。于谦说：“今日事，当以社稷为重，非为他也。”由于于谦的力主与坚持，朱祁珏也就不再“谦逊”，于九月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瓦剌军进攻紫荆关，推出明英宗，说：“明天子在此，尔等速降！”守关将士不屑一顾，拒不开关，高声说：“我大明已有新天子矣！”也先奸计不售，奇货反成赘疣，攻破该关，铁骑呼啸，直捣北京。
北京城内，疲兵羸马不满十万，有盔甲者仅万人。于谦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相激励，以保卫京师就是保卫国家相号召，很快把数十万军民组织起来，抗击敌军，同仇敌忾。明代宗频频颁诏，召各地兵马勤王，均受于谦节制。都指挥以下的将领，不用命者，于谦可以先斩后奏。于谦也发出命令，宣布说：“临战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这样一来，全军上下形成合力，士气高昂，足以使任何强敌胆寒生畏。
瓦剌军进至北京城外，仍以明英宗作饵诱降。明军根本不予理会。也先恼羞成怒，下令攻城。于谦与副将石亨等，巧妙地在德胜门外设伏，引诱敌人至城下，前后夹击，发射火炮，一战而大败瓦剌军，击毙也先之弟索罗、宰相卯那孩等。瓦剌军转而进攻西直门，都督孙镗斩其前锋数人。瓦剌军潮水似的前涌，围攻孙镗，孙镗处境岌岌可危。于谦接到报告，急命石亨驰援。西直门附近的百姓，纷纷“升屋呼号，争投砖石击敌，啸声动地”。军民同心，共卫北京，那种景象，感人至深。瓦剌军死伤惨重，不得不退却，仍到远处扎营。
于谦命令军民抓紧空隙时间，构筑军事掩体，同时命令各地勤王兵，迅速向北京聚集。也先远师前来，力图速战速决，围攻北京五日，北京岿然不动，而他的士兵却死了万余人，战马损失过半。派出一支部队进攻居庸关，亦遭重创，丢盔掉甲，狼狈逃回。也先的气焰原先十分嚣张，五日后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更要命的是，明朝的勤王之师，旦夕即至，那样将会切断瓦剌军的归路。也先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大肆在北京城郊抢掠一番，率领残兵败将，惶惶然灰溜溜地撤军，退到关外去了。
也先撤军，于谦仍不敢掉以轻心，说：“宣府，京师之藩篱；居庸（居庸关），京师之门户。这两个地方，最为紧要。”于是任用精通谋略的左都督朱谦、都御史王竑，分守宣府和居庸关，以拱卫北京的安全。继命石亨率兵三万巡大同，杨能率兵一万巡宣府，防止瓦剌军再度入侵。也先屡屡犯境不能得逞，遂改变手法，主动提出和议，要把毫无用场的明英宗归还给明朝。明代宗同意迎回哥哥，但有一条，哥哥不能再当皇帝，回来可住南宫，当他的太上皇去。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英宗回到北京，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当时，明朝的兵制沿用明太祖、明成祖时的做法，守卫京师的士兵分为“五军营”和“三大营”，号令不一，各自为政，而且兵、将分设，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帅的权力受到限制，难以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但也有弊端，就是“营政松弛，兵将相离”，临时组合上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不可能形成什么战斗力。于谦看到了这一弊端，奏请明代宗，从实战需要出发，大胆地进行改革。要点是：精选士兵十万人，分为五个大营，称“五团营”；每五十人为队，设队长；每百人，设领队官；每千人，设把总；每五千人，设都指挥。都指挥接受提督的命令，平时主持训练，战时受命作战。于谦任总兵官，负责节制提督。这样，全军就有了完整的组织体制，兵将融合，统帅的号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五团营”再扩展为“十团营”，另外还有一支“老营”。“由是，京军之制一变”，京师的防卫能力大大增强。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于谦再提出御寇安边的十一件大事，获准施行。明代宗这时忙于巩固皇位，废黜明英宗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宫廷内部斗争因此激化。于谦“每事抒忠，直陈无隐，人多忌之”。都御史罗通等首先发难，攻击于谦战功不实，改革兵制的目的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于谦很是气愤，毅然提出辞去总兵官的职务。明代宗不许。攻击于谦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包括军队二号人物石亨。于谦性格刚直，独负才气，面对政敌，无可奈何，只能叹息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景泰年间，蒙古瓦剌部和明朝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于谦主持的兵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于谦因病请求辞去所有职务，居家以赋诗养花为乐。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形势突变。闲居南宫的太上皇，其实从未闲居过，一直和原先的心腹亲信保持着联系，进行着秘密的谋划。明代宗恰好生病。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趁机发动“夺门之变”：率兵强夺宫门，直入皇宫，鸣钟击鼓，迎立太上皇重新登上皇位。明英宗复辟，当天软禁了明代宗，逮捕了于谦等在野在朝的数十位大臣，关进监狱。有人大喊冤枉，于谦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冷静地说：“既已如此，辩无益也！”
刑部不敢公开审讯于谦，草草定了个“谋逆”罪，拟处极刑。明英宗装模作样，以为于谦有功，犹豫不决。徐有贞穷凶极恶，说：“不杀于谦，陛下复辟为无名！”六天后，于谦被弃市，“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籍其家，家属戍边。抄家时发现，于谦为官多年，位至兵部尚书，竟“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
于谦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拥立明代宗，领导军民保卫京城，保卫国家，辞官后却不得善终，成为“自古忠臣无好死”的又一个例证。《明史》本传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所作的咏物诗《石灰吟》非常出名：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在生产过程中的“若等闲”、“全不怕”，以及成灰后的纯净品质，正是作者忠烈品格、清白人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