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室里的黎明是来得很迟的。袁晨记不清是第几次醒过来了。他躺卧在黑暗中，用一双惺忪的眼睛向那位于囚室一侧的墙壁上方，离天花板不远的狭长形的铁窗望去，依然看不到一丝从外面透进来的晨光。
作为重要的政治犯，他被囚禁在这单间牢房里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对于这儿的环境尚未能习惯。尤其是一到晚上，蚊子、跳蚤的叮咬和老鼠的骚扰使他难以成眠，一夜要惊醒好几次。而每一次醒来他都盼着天快一点亮。在白天，这些吸血的虫豸和喜阴的老鼠没有那么猖獗，可以较安稳地睡上几个小时。
他一骨碌从身下那一张硬板床上爬起来。囚室里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装在监狱走廊上的路灯，从囚室铁门的上方一个小方洞射进一束昏黄的灯光。这一点光对于袁晨那双长时间处在黑暗中的眼睛来说，已经算得上相当明亮了。凭借着它可以分辨出囚室那四堵坚硬的墙壁，不至于在来回踱步时撞个鼻青脸肿。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起来在这不足九平方米的斗室里踱步。这样既可以不受虫豸的叮咬，便于集中注意力思考一些问题，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不致因长时间的坐卧而使身体功能退化。
现在他又开始在这间牢笼里踱来踱去了。他回想起有一次和黄梦莹在卖完荷叶糕之后，两人一时兴起去逛动物园的情景。
园里有一头刚从非洲运来的雄狮，关在一只大铁笼里。它吸引了许多观众。它颈上的鬣毛分披在两侧，十分雄健、威武。它爱在笼子里绕着圈子走，就好像人们在斗室中踱步那样。两只铜铃般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既凶狠又迷茫的光。不时地边摇晃着脑袋，边发出低沉的呻吟，就像一个末路英雄独自发出深沉的叹息那样。当时他们两人都很同情这头狮子，看着看着，不禁联想到人类的命运，心里很不是滋味，怏怏地离开动物园。
那时候黄梦莹还不会作诗，后来到了法国，有一次她把这番童年生活的感受写成一首题为《动物园》的短诗抄寄给袁晨。这首诗较短且和他自己的生活感受结合在一起，至今还记得。当下轮到自己在铁笼子里踱步了，于是那熟悉的诗句便很自然地浮上了心头：
孔雀撒开绚丽毛羽
纤巧的脑袋高高昂起
鹦鹉以忘掉自我为骄傲
得意地重复摭拾的话语
假山上，大圣的子孙忘情嬉戏
把观赏者的笑当作最高奖誉
名贵的浣熊最现实主义
躺在栅栏里睡态可掬
只有铁笼里的狮子哟
才痛惜付出的代价
它在沉吟，在叹息
不停地绕行在咫尺的天地！
袁晨记得那时动物园里没有浣熊，只是后来在看美国拍摄的一部名为《世界珍奇》的动物影片中才见到过这步态蹒跚的动物。而梦莹后来竟把从电影中得到的印象挪到了诗行里，也算是种艺术的想象吧。
几天来，袁晨把记忆中的古今诗词几乎都重温了一遍。在失去自由的监禁生活中，诗可以说是不幸者的最好伴侣了。它不仅可以替你打发那寂寞的时光，寄托心中的哀怨、愁苦与愤愤不平，而且还能以美的情感来疗治心灵的创伤，唤起对未来的希望，鼓舞求生的意志，赋予坐穿牢底的力量。它形式短小，便于记忆，几百首甚至上千首的诗歌都可以贮存在脑海之中，这是那些牢头狱吏们永远也无法查抄和销毁的。因此，古今中外监狱的墙壁上都写有诗。越是冤狱，题壁的诗就越多。它们或是囚徒们昔日背诵的名篇名句，或是这些仁人志士发愤之作。它们是一个人一生心血智慧的最后的也是最凝重的结晶，不乏振聋发聩的佳作。可惜的是它们犹如深山的矿藏，湮没无闻。矿藏犹可以等待有朝一日勘探队员的光临，而题壁的诗句，要呈现于阳光之下，那就很难了！
袁晨一再地默诵着《动物园》。他喜欢这首诗，因为它是他们童年生活和友情的纪念，还因为它是目前自己处境与心情的写照：抗日之壮志未酬，却身陷囹圄之中，失去了自由。其实，他并不痛惜这付出的沉重代价。他知道自己的被捕是由于《热血》一贯坚持抗日主张，积极宣传抗日的结果。他主持《热血》笔政多年，如果说整个刊物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话，那么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其实，这本身也从反面证明了刊物的功绩，证明了它在抗日宣传中的成效和影响。只要民众被唤醒了，全民抗日的局面因此造成了，个人的荣辱得失可以说微不足道。
不过，他对于自己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至今还不大弄得明白。那天晚上，他乘坐张繁的汽车去找黄梦莹，走到半途，前面黑暗处突然驶来一辆小汽车拦住了去路，接着后面也出现了一辆同样的车子把退路截断了。就这样他和张繁一同被从两辆小汽车上下来的男子逮捕。这显然是一次特务惯用的秘密逮捕，使他不安的是张繁也被卷了进来。从张繁所服务的报社和他平时所写的新闻报道并无抗日倾向这一点看，他没有什么开罪于当局的地方，他的被捕可以说是无辜的。他希望张繁能通过他服务的报社的关系平安出狱，否则他会吃苦头。然而他又想为什么拦截的特务会知道他要坐上张繁的车走这条路？他本来毫无乘车的打算，之所以想到要去那座尚不明地址的黄家别墅去会见黄梦莹，完全是听了张繁的话之后生出的念头。难道张繁是以此来引他上当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卑鄙了！
这座“模范监狱”是专门关押男女政治犯的，看守相当严密。政治犯中大部分是所谓抗日分子兼共产党嫌疑犯，有少数则是因种种反蒋罪名被投进这座“死窟”里来——因过去关进这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故有“死窟”之称。袁晨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不仅与外界隔绝了，就是同一座监狱的难友也不容易见得着，只有早晨放风的时候可以打个照面，瞅准看守不注意，说上一两句话。他认为现在第一步应该设法与家里取得联系，让杜夫人知道他的下落，才好设法营救他。可是如何与家里取得联系呢？他束手无策。
他想起被捕的次日被提审的情景。审问的地点是一间布置俗气的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正埋头读一份报纸。袁晨瞟了那报纸一眼，认出是《扫荡报》。把他押送到客厅来的狱政股长梁其镖，用他那带广东腔的上海话对他说：“这位是吴处长人哲先生。问你什么，你要老实回答。”
吴人哲对梁其镖摆摆手，梁其镖退了出去。然后他指着身边的一张沙发，客气地对袁晨说：“袁先生受委屈了，请坐，坐下谈！”
袁晨用他那冷峻的目光看了吴人哲一眼。这个名字和此人的凶残、无情他早有耳闻，没想到外表倒蛮斯文。他坐了下来，吴人哲坐回到原来的位子。两人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搁着卫兵献上的香茗。这看起来不像审问，倒像是好朋友之间的会面。
“这次把袁先生请来，也是事出无奈。因为有个问题需要当面谈谈。贵刊《热血》此前发表的关于机场事件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政府方面嘛，就此事多次表过态，但不为贵刊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登载批驳政府的文章，给我们在宣传和对日外交上都带来许多麻烦。卢沟桥的战争虽然打开了，但蒋委员长常说我们是弱国，绝对需要和平。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目前，我国大使先生正在日中之间斡旋。”说到这里，吴人哲指了指身旁刊登有机场事件文章的《热血》周刊。接着说：“俗话讲解铃还须系铃人，帮助政府澄清外界对这一事件的误解，应该是贵刊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通过什么方式来办到这一点，袁先生可以考虑。政府方面当尽量尊重贵刊的意见，并愿意在一切方面提供便利。袁先生认为如何呢？”
袁晨把自己分析的被捕原因和吴人哲话中的意思相联系，心中有了底。他略为沉吟，便说：“不错，矢村事件真相是我刊率先向公众披露的，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必要。当局对肇事者未严加追究，反而对一家做了如实报道的刊物耿耿于怀，甚至对其工作人员加以迫害，这实在是悖于常理常情的事。你们今天把我绑架到这里，想要我违背事实，去为日本鬼子的挑衅行为开脱，这是办不到的！我可以告诉你，不仅我袁某一个人办不到，我周刊的任何人都办不到。因为这样做不但有昧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而且事实已经发生，欲更改、抹杀，任谁都不可能。只要谁敢于站出来否认他昨天说出的事实真相，谁就会立即被事实本身所打倒。事实是无情的，吴先生。世界上最难的事我看莫过于掩盖事实，颠倒黑白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是尊重事实的，当然不会也不能干这种事。我奉劝你也别干这种蠢事为好。”
吴人哲淡淡一笑，说：“袁先生想必也明白，这件事的实质并不在于它是不是事实。挑明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需要，是整个对日外交的需要。既然如此，依我看那就得按政府的需要去办，与此不相干的一切道理就只能是空谈！现在请你考虑这么两种可能性，要么与政府合作，只要你点个头，我可以马上派汽车送你回去；要么……至于那第二种可能性，我看就不必说它了。”
袁晨冷笑说：“在此我得正告你，你们任意绑架一名新闻工作者，还胁迫他去做那为人所不齿的事，是完全非法的！我要求你们马上无条件地释放我，否则我将要把这一切诉诸法律，诉诸舆论！”
吴人哲耸耸肩膀，说：“我完全相信袁先生有这个胆量，而且即使目前还办不到这一点，你的朋友们大概也会替你去办的。不过，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绑架任何人。至于袁先生你嘛，那是自行失踪的。请看这上面的报道。”说着，他把放在茶几上的那份《扫荡报》摊到袁晨面前。
报上果然有一条“《热血》周刊主编袁晨失踪”的消息。消息是这样写的：“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热血》周刊主编袁晨于本月十一日晚乘车外出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关于失踪原因，据悉与百乐门舞厅最近发生的桃色事件有关云。”
袁晨气得脸色铁青，连连说“卑鄙”。
吴人哲望着袁晨那激愤的神情，心里十分得意。他在未提审袁晨之前，就已充分考虑到这个“头”是并不那么好“剃”的。他与“左”翼文化人打交道多年，明白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共同的心理习性。这些人不那么容易就范，光来硬的不行，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现在他故意用一些话来激怒袁晨，搅乱袁晨的理智，然后再相机行事。
他把双手一摊，说：“袁先生，‘失踪’你懂吗？那就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哟。哈哈，哈哈哈哈！”吴人哲开怀大笑。他那眯成一条缝的眼睛望着袁晨，灼灼逼人，隐含着一种恶毒与狡狯。
袁晨被这眼光惊醒了过来，意识到眼前这个对手不同一般，大意不得。于是，他很快便使自己恢复了冷静。
吴人哲笑够了之后，缓缓地说：“我本人也不希望事态朝着另一种可能发展。坦率一点说吧，袁先生，我们对你的情况并非不了解。你以一介布衣的出身，在未到三十岁的年纪，主持一个大刊物的笔政，确属不易了。不过你偏爱追随那些‘左’倾分子，找政府的麻烦，这又是何苦呢？你主张抗日，这很好嘛。抗日是政府的事，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如果乱搞一通，各行其是，岂不反被日本人耻笑，说我们中国是一盘散沙吗？如今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据我所知，当局对像袁先生这样的才智之士是十分器重的，正寄予厚望呢。究竟该怎么办，还望三思！”
说着，吴人哲向门外招招手，进来一个手里拿着卷宗的女秘书。她走到袁晨跟前，从卷宗里抽出一张打印稿递给袁晨。吴人哲在一旁解释说：“这是我们为贵刊写就的机场事件报道，作为原先那篇报道的更正。要是贵刊登载有所不便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可以变通一下，只要你在稿上签个字，就以你的名义，由我们送南京《中央日报》发表。”
袁晨不动声色地把这份打印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放到一旁，说：“抗日嘛，那当然要由政府来领导。我和我周刊的同事们，对政府的抗日主张一贯是拥护的，说不上什么与政府找麻烦。不过，我不明白编造这机场事件的假报道，以掩盖鬼子向我寻衅的真相，难道也是属于领导抗日吗？处长先生，我本人不拒绝在真正的抗日工作中与政府进行合作。至于要我协助你们去欺骗公众，为侵略者开脱罪责，那不仅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应该做的，还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不应做的！”
这次提审没有达到吴人哲预期的效果，他只好悻悻地叫梁其镖把袁晨押回号子去。
从铁窗外吹进来一股带着凉意的风，袁晨从中嗅出晨风特有的那种清凉气息，知道天快亮了。他把双手合抱在胸前。他现在身上穿的还是被捕那天穿在身上的短袖衬衫，如今不仅略嫌单薄，而且还散发出一股汗酸味儿。他想得通知家里给送几件衣服来，可马上又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他是被所谓“秘密逮捕”的，对方不可能让家里知道他的下落。
他在囚室里继续踱着步。这时不再背诗了，而是挂念家里的事和同事们的安全。“家”这个概念，对他来说，首先还是指周刊社。从刚才吴人哲的谈话里，他担心宋绮玉很可能被捕。今天正值周刊向印刷厂发稿的日子，他不在，自己那一份事情由谁来做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这使他感到惭愧。这表明过去对新秀的选拔、培养太不够了，这是不能适应如此艰苦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办刊的需要的。
然后他又想到在慈寿里的家，想到年近花甲的老母。近几天来，女儿未能如期回归受的刺激尚未过去，儿子失踪的不幸又降临到她头上。她经受得住吗？他想到黄梦莹，她怎么了？为什么回沪不见自己便去她父亲家？为什么她自己不来慈寿里，却要托张繁来找他？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如今连设法打听一下都不可能了。
但凡一件搁在心上的事情，如果连解决的途径也找不着时，它给予人们的精神上的打击，往往是很沉重的。梦莹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疼爱，虽非亲生女儿，胜似一般母亲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此前的三年留学，母亲已是忍痛别离，而现在竟音讯杳然，相聚更是遥遥无期。
就在他思绪纷纭的时候，阒无一人的牢房走廊里响起了看守人员的脚步声和交换班的谈话声。不一会，这些声音消失了，牢房又恢复死一般的寂静。忽然，袁晨这间囚室铁门上长方形孔洞外，有个人影一闪。正在踱步的袁晨立即警觉地停了下来。他侧身站到铁门后边靠近方洞的地方，两眼紧紧盯住透进亮光来的方洞口。只见一只手在洞口外扬了一下，一个小纸团便穿过方洞口飞了进来，落到囚室里的地面上。袁晨的身子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直到门外再没有什么动静了，他才迅速从地上把这个小纸团拾起来。
袁晨又回到铁门后的孔洞边，悄悄就着从方洞透进的微弱的灯光，展开纸团读起来。字条上写着：“统一行动，集体抗争。”没有署名。袁晨把这句话的意思记住后，将字条吞进肚里。他开始分析字条是谁写的，用意何在。他认为有这样两种可能：一是监狱中存在着某个秘密的进步组织，字条是他们传递给他的，目的是取得联系后一同进行狱中的斗争；另一种可能则是监狱当局对犯人的试探，故意用这种方法来诱犯人上当。不过这后一种可能性看来比较小，因为他是个新入狱的囚徒，从他身上目前还不可能找到有关狱中进步组织的线索；另外他在入狱前是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政治面目很清楚，也无须用这个方法来使他自我暴露。他估计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心里感到高兴。他准备明天联系上之后，通过这条渠道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送出去。只要让消息出了这监狱的高墙，相信它会不胫而走，不出二十四小时家里的人准能知道。即使明天和他接头的是个特务，自己把消息错送到他们手里，那也无妨。需要把他被捕的消息封锁的是特务，而他本人想千方百计与家里取得联系，这是不言而喻，不怕特务知道的。
想到这里，他心情宽舒了。他躺回到那张硬板床上。刚才长时间来回踱步确使他累了，值此天将放亮蚊子飞出去啜饮草地上露水的机会，可以稍微安稳地睡上一觉。他闭上眼睛，不一会便昏昏然进入梦乡了。
他睡下大约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便被一阵枪声惊醒过来。他坐起来，侧耳倾听了一下，是从苏州河北岸传来的。这几天晚上，每当更深人静之时，在监狱里不是没有听到过枪声，好几次这枪声都是来自苏州河以北这同一个方向。但每次都是响过一阵之后便停止了，不像现在这样响得这么密集，这么持久。
几分钟后，关在这座监狱里的犯人都被枪声惊动了。每间囚室都有人扒在铁门的方洞口上互相询问，或同一室内的几个人议论起来，一时间响起一片“嗡嗡”的话语声。监狱看守神情紧张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挥动手中的皮鞭，禁止那些扒在方洞口的不安定分子私自交谈。看守中的小头目刘兴贵如临大敌，大声吆喝：“安静！安静！不准……”
他话音未落，在枪声中听到了炮响。“轰，轰！”先是远远的、隐约的，有如天际的闷雷似的，杂在急雨般的枪声之中；后来越响越近，越响越密，就像那雷从远处移到了人们的头顶上，炸裂开来，带着可怕的呼啸声。这时，有几颗炮弹大概落在离这座监狱并不太远的地方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囚室顶上积年的灰尘簌簌落下来，脚下的地面也为之颤抖。
监狱的看守人员不再来回奔跑叫喊“安静”了。因为这炮弹的爆炸声比起犯人们的话语声更为刺耳，也更为可怕。或许他们还同时想到了一旦那些满天飞的炮弹，有一颗恰好落进监狱里来的话，其杀伤力对看守和囚徒都将是一视同人的。
这时天已大亮了。从每间囚室的铁窗望出去，一线蓝天里，能看到那升腾、弥漫在天空中的股股浓烟。街道上中弹的房屋着火了，火势正在蔓延。晨风带着焦臭的气息吹进囚室里，甚至那火场中扬起的一小点、一小点灰烬物，也趁此机会得意扬扬地翻越过这座死窟的高墙，穿过墙上电网间的空隙，落在孤寂得连见到这人间的烟灰也感到亲切的囚徒们的头发上、脸上和肩背上。袁晨凭入狱之前对时局的了解以及最近出现的种种可能会发生战事的迹象，断定这枪炮声是宣告日寇蓄谋已久的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了。
随着时局的突然变化，各间牢房的不安升级了。不再是惊惶地互相询问和低语了，而是以集体力量显示出的严肃的请求与抗议。先是某个囚室中的犯人唱起一首叫《热血》的歌曲，接着用不着通过什么渠道来传送信息，这歌声就自然而然地把全体爱国者的情感激励起来、联结起来。只要能开口唱的，无不附和着唱。男声低沉、雄浑，女声响亮、激越，它们自然地混合在一起，声音逐渐增强、逐渐高昂：
热血滔滔，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头翻搅！
只因为耻辱未雪，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
洒着你的热血，去除强暴！
这略带沙哑干涩的歌声，融进了这些政治犯心中的爱国激情、抗日的愿望、民族的仇恨和因个人坎坷际遇而产生的悲愤，别具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它们在各人的胸臆中已经积聚和埋藏了很久，在这连话也不能多说一句的监狱生活中，时间一长，人人都几乎成了个活哑巴。现在这样伴随着敌人的炮火的歌唱，正使人们心中的感情得以倾泻，愤怒得以喷吐。一旦唱开了头便有不可遏止之势，如涛似浪，如泣如诉。看来不会唱这首歌的人是很少了，因为那声音从每一间囚室铁门的孔洞里传出来——那里有一张张失血的嘴唇合着旋律自然翕动，有一对对振奋的眼睛在闪光。这歌声给予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阴霾，弥漫在整座监狱上空的乌云，以有力的扫荡。人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热血融融，热血融融，
像火焰般烈，像旭日般红，
常在我心头汹涌！
快起来为国除害，为国尽忠，
四万万同胞啊，
拼着你的热血，去争光荣！
监狱外连绵不绝的枪声、炮声，监狱内慷慨激昂的抗日歌声，把正在当班的二三十名监狱看守弄得束手无策。他们也渐渐听出那枪炮声不同一般的小打小闹，十有八九是驻扎在虹口、闸北一带的鬼子兵开始了向上海进攻。
这些看守中许多人的家就在上海，对这块土地不能说没有感情，懂得一旦燃起战火，对自己和老婆孩子都是灾难！万一上海落到鬼子手里，那当亡国奴的日子绝不会比现在更舒适。就以眼前这飞蝗般打来的炮弹而论，不一定哪一颗会在自家屋顶上落下来，那么一切将不堪设想。基于这一共同的利害，当他们看到这些抗日分子如此忘情地唱出抗日歌曲的时候，心中也有所触动，并不认为抗日就是干坏事。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对大家都有好处，并非大逆不道。但由于职业习惯，由于政治态度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对手里的囚犯，对这些抗日分子怀有强烈的排斥的心理。他们一般来说并不认识、了解这男女政治犯中的任何一个人，但却感觉得出这些人都是不安分的，一旦把他们放出铁笼子，不知要把这个世界搅成个什么样子呢。尤其是如果让上峰知道了他们居然允许犯人唱抗日歌曲，将会受到严厉惩处，所以他们又急于把这歌声压下去。
在这些看守中，以看守长刘兴贵的责任最重大。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乌黑的胶皮包裹的鞭子，发疯似的在监狱大院里的各个牢房间奔来跑去，一面还不断地破口大骂。他把鞭子对准牢房铁门上的洞孔打进去，他要打那每一张唱歌的嘴巴和闪烁着反抗的光芒的眼睛。不但自己打，还吆喝着男女看守一起动手打。鞭子落到铁门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听起来怪吓唬人的，实际上并不能打到站在铁门后的囚犯身上。刘兴贵累得气喘吁吁，歌声不仅没有止住，反而越唱越激昂、雄壮。
刘兴贵想了想，发了狠心。他打开了一间单人囚室，把里面的一个政治犯揪出来，拖到牢狱大院的中央，举起手中的鞭子劈头盖脸地向这个人打下去，杀鸡儆猴。
这个被拉出示众的不是别人，正是袁晨。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袁晨并不畏惧，他看出这些家伙色厉内荏。他不让鞭子落到身上。一抬手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下把刘兴贵握鞭子的手腕掐住。刘兴贵没料到这个白面书生还有如许胆量和气力。他一把抓住袁晨，一使劲，把袁晨掀翻在地。原来站在一旁的两名身强力壮的看守见势忙赶上去，一同对付袁晨。
各个囚室的难友这时都目睹了这一幕，歌声不约而同地戛然停止了。接着女囚室首先发出一声呐喊：“不准虐待政治犯！”所有的囚室几乎都同时喊起来。这一严正的呼声，一时把包括刘兴贵在内的那些看守给震慑了。接连不断的怒吼声此起彼伏，震撼着整个监狱。男女看守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在各个囚室门口来回奔窜，破口大骂，威胁恐吓，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政治犯们被激怒了，他们把囚室的铁门拼命摇动，发出一阵足以使在场的看守们心惊胆战的响声。凭着这些人的气力，固然是不可能把铁门摇脱的，但那股正义凛然的气势和声威，却使这些看守意识到面对的是一群精神上的巨人，并觉出自己的渺小。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本事跟鬼子拼去！”
“我们要抗日！不能让鬼子炸死在监狱里！”
“立即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
袁晨的双臂分别被两名看守拧着，动弹不得了，只能用愤怒的目光盯住刘兴贵。刘兴贵此时已顾不上拿袁晨来示众，他被那身前身后的口号声和怒斥声所包围，所激怒，暴跳如雷：“不许喊！不许喊！再喊老子就把你们统统枪毙掉！”
谁也没听他的。他的声音被囚徒们的吼声所淹没，连他手下的男女看守这时也面面相觑，暗忖这些政治犯真是个个能说会喊，不好惹！加上这时大火已蔓延到了监狱附近的房屋，枪炮声有增无减，站在这监狱大院里，已隐隐可闻街道上那一片混乱的声音。监狱的建筑有封火墙，不怕火烧，但这些看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和老婆孩子，有的甚至以为鬼子已经从苏州河以北打过来了。看守与看守之间交换着惶惶不安的眼色。这一切当然都没能逃过刘兴贵的眼睛，他也受到这种情绪的传染，感到很焦虑。
这时候，忽听得一声“立正”的叫喊。吴人哲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兵出现在众人面前。刘兴贵如释重负，叫了一声“处座”便把身子挺得笔直，两眼平视，纹丝不动。他对这位上司竟在这个时候亲临监狱视察十分佩服，也十分感激。其他的看守也学着刘兴贵的样子，原地垂手肃立，恭听这位显赫的上峰训示。只有那两个扭着袁晨不放的看守，这时放开不是不放也不是，显得十分尴尬。
吴人哲并不理会刘兴贵一干人等，他径直走到袁晨跟前，给扭住袁晨胳膊的看守每人赏了一个响亮的耳光，怒斥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袁先生！”这两个看守立即把手松开，垂着头站在袁晨的左右两侧，心里暗叫倒霉。
吴人哲转向仍在不停叫喊的囚徒，高声说：“诸位请安静，安静！今晨日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我闸北、虹口、江湾等处发动进攻，我国军将士已在进行英勇抵抗。诸位请勿惊惶！”
牢房中有人答话道：“我们不怕日本鬼子。我们正是要求上前线杀鬼子！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我们住的号子，门外有铁杠和铁锁，炮弹爆裂燃烧时，只能坐着等死！今天我们全体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袁晨听到这里，联想起刚才接到的纸条，更相信在这座监狱里有一个进步的秘密组织存在。他甚至认为这个组织由一些最富政治经验和斗争艺术的人领导着，否则难友们的行动、意志不可能统一得那么好。
这几句话引起囚犯们的同声应和，此起彼落的呐喊声和口号声又响起来了。袁晨也举着获得自由的双臂，应和着这叫喊声，挥动着拳头。
上海战事的爆发，使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威胁，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必将有很大变化。这一点吴人哲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此外，他还获悉国共两党关于再度合作、共赴国难的谈判已于近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十分重视对各地在押的政治犯的处理，力争让他们早日获释，看来开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已奉当局密令，全权负责处理上海在押的所有抗日政治犯。关押在模范监狱的这一批是使他最感棘手的。从各种迹象看，他们之中似乎存在着某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在与监狱当局的斗争中，统一着他们的行动。前段时间他们争取改善在狱中的待遇，曾经闹过绝食，现在又要求无罪开释，真是没完没了。他曾命令刘兴贵暗中进行调查，但迄今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甚至连一点可疑的线索也没有找到。
吴人哲为了安抚人心，不致引起更大的乱子，说：“诸位要求开释的意愿本人一定负责向当局转达。至于绝食嘛，我看就不必了。有什么具体要求，请推出代表来和监狱方面蹉商。”
这些政治犯像早有准备似的，马上推出两男一女三个代表，其中一个是袁晨。他们由刘兴贵带领着到监狱办公室去。吴人哲也列席参加。磋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上海战争期间，如何保护犯人生命安全。结果决定在尚未接到上头进一步指示之前，暂时在发生空袭或敌人向市区炮击时，各号子的大门外不加闩不上锁，让犯人自行到监狱内的防空洞躲避。尽管小铁门打开了，囚犯们还被高墙、电网和大铁门紧紧箍着，但这也是政治犯斗争取得的一个初步胜利。对于监狱看守，这个决定对他们同样有利，因为到时候他们可以跑到监狱里最安全的防空洞去，不必冒陪犯人一起挨轰炸的风险了。
吴人哲离开监狱时，把刘兴贵找到一间密室去面授机宜。他郑重地说：“你们今天临变不惊，忠于职守。为嘉奖这种忠于领袖、忠于党国的精神，我决定晋升你为中尉看守长，加发给全体当班看守人员全月的薪金！”
刘兴贵官升一级，不禁受宠若惊，忙对着吴人哲“啪”的一个立正，宣誓般地说：“誓为党国效劳！”
吴人哲点点头，问他：“对于这些政治犯，你准备怎么办？”
刘兴贵毫不犹豫地回答：“把他们处决！”
“不！”吴人哲正色说，“你的责任是把他们看守好，少一个也不行！将来上头问我要起人来，我就向你要！明白吗？”
“是！”
吴人哲坐上轿车从模范监狱回到官邸，已近正午了。一路上汽车都在租界内行走，不必担心鬼子炮火的袭击，鬼子的炮弹尽管朝着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打，却还不敢把租界作为袭击的目标。尽管租界以外的市区这时已遭轰炸或炮击，火光冲天，但租界内仍然无恙。
车刚停稳，守候在大门口的副官走到车窗前，低声报告说：“杜夫人来访，现在在客厅里等候。”吴人哲把眉头皱了起来，低声叱道：“饭桶！连个老太婆也挡不住。”他下了车，径直朝客厅走去。副官把他手里的黑皮包接过，毕恭毕敬地跟在他身后。
客厅里，吴人哲的妻子陈碧秋在陪着客人。她见丈夫回来，如释重负，站起身来娇嗔地说：“哟，你这个人，倒要杜夫人在这儿等你呢！”
吴人哲跨进客厅，一眼便看见端坐在沙发上的楚湘漓。她尽管显出安详之态，但掩饰不住内心那焦虑之情。她身旁站着一个健妇，显出一副赳赳武夫的气概。吴人哲心想：“此人大概就是手下报告的那个身手不凡的苗婆吧？”他连忙朝楚湘漓拱手施礼，致歉说：“有劳久候！实在不知夫人光临，抱歉之至！”彼此互相寒暄了几句，陈碧秋借故退出了客厅。
吴人哲说：“今晨江湾一带的日军向我方开火，而且还把炮打过江南来了。时局如此不安宁，夫人有什么事摇个电话给我，我去就行了，何劳亲自跑一趟？”
楚湘漓说：“你公务忙得很，区区小事，怎敢劳动大驾！”这话楚湘漓以平静的口吻言之，吴人哲听来，却感觉话里带着讽刺。不过，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神态愈益谦恭。
楚湘漓示意身旁的银嫂把一个用布裹着的小匣子递给吴人哲。吴人哲解掉包裹的布，揭开小匣一看，里面并排放着一枚乌黑的手枪弹头和一颗黄澄澄的手枪子弹。他心里一震，想到几天以前他的手下给楚湘漓送恐吓信的事，心想：“楚湘漓此行看来是兴师问罪来了。不过，一个无权无势的老太婆，谅她奈何我不得！”他抬起头故作惊愕地望着楚湘漓，等待她开口。
楚湘漓指着那粒弹头，说：“还记得吧，这粒弹头是从杜先生身上取出来的，还是你亲手从医院带回来交给我的呢。杜先生被这粒子弹打死已经四年了，可是那谋害他的元凶至今还没有找到。这另一颗子弹说起来你大概也不会感到陌生，就是在你手下的人到我住宅捣乱的那天下午，装在一封恐吓信里的。”
吴人哲当然记得这件事。那次行动由于露出了马脚，次日即成了本埠各报的头条新闻，引起国民党内“左”派元老的愤慨。他们或投书政要，或向记者发表谈话，纷纷对这种迫害党国元老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吴人哲也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不过，现在他对这一事件已有了新的解释，所以他不慌不忙地说：
“那天的事让夫人受惊了，非常遗憾！不过我后来查实，那伙歹徒并非我手下的人，不过是一些打家劫舍的蟊贼罢了。他们假造了我们的证件，胡作非为，现在已全部抓了起来。夫人如果有兴趣，等到审判那一天，我派车去接夫人来出庭做证。”
楚湘漓一愣，心想这个家伙真狡猾，推个一干二净。她今天之所以急于来找他，主要为了寻找袁晨。自袁晨失踪后，舆论哗然，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众说纷纭。楚湘漓当然不相信什么“与桃色事件有关”之类的新闻，那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而编造出来的。从那天田汀送出的信息以及连日来特务对自己和宋绮玉所施展的卑劣伎俩来看，袁晨十有八九是被这伙人抓走了。但是她既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知道他如今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今早日寇在苏州河以北发起进攻的枪炮声响了起来，她更为袁晨的安全担心了，便急忙跑来找吴人哲。
楚湘漓想，《热血》是自己办的刊物，而袁晨是《热血》的台柱，少他一天也不行，这吴人哲不会不知道。吴人哲是自己丈夫的旧部，想必多少会念一点旧交情，不会硬拆自己的台吧？
楚湘漓叫银嫂把小匣重新包好，对吴人哲说：“我可没有那份闲工夫去你们的法庭凑热闹。不管是你手下的人干的也好，是别的歹徒干的也罢，总之我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倒的。这几年我办了《热血》，旨在宣传抗日救国，而你们却不放过它。最近为了一篇矢村事件的报道，竟不惜施加种种压力，现在连我的主编也抓走了，这还像话吗？他犯了什么罪？我们周刊又犯了什么罪？你们现在把他关押在哪里？你要老实回答我！”
吴人哲正色说：“夫人，你创办《热血》的宗旨，我一向是极为钦佩的。我本人就是一个忠实的读者，我不会给你们制造麻烦的，这点请放心好了。至于不久前记者宋绮玉采写的那篇有关机场的报道，确存在有悖于事实和政府的主张之处，要从法律观点看嘛，它触犯了政府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之所以至今我们还没有对贵刊加以取缔，那完全是看在夫人的面上。夫人，你今天来得正好，是否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那份报道撤回来？关于事件的真相，我们已经派人另外采写了一篇。如果贵刊感兴趣，完全可以提供给你们先刊出来，这样于公于私都交代得过去。至于啸埃兄失踪的事，我也是从报上刊出了消息后，才知道的。”
“你不必推得那么干净！你干的这一行是专门对付文化人的，他的失踪你还能不知道吗？过去杜先生对你抱很大希望，今天国难当头，你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做那些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事。”
吴人哲从楚湘漓的神情、语态中，看出在袁晨这件事上她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心里更踏实了，决定把谎话一直讲下去。他说：“如果连这样热心抗日的仁人志士也抓起来的话，我岂不成民族罪人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人哲跟随仲毅公和夫人多年，难道这点做人的道理还不懂得吗？”
楚湘漓见吴人哲说得这么肯定，这么诚恳，心里不觉犹豫起来。但是这样问下去显然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她怏怏不乐地站起来，带着银嫂告辞了。吴人哲一直把她俩送出大门口，并坚持要用自己的汽车送回漓园公馆，被楚湘漓拒绝了，她和银嫂分别坐上自己的黄包车而去。
回程的路上，租界内的街道秩序已与刚才出来时大不一样，随处可以碰见逃进租界来的难民。有的用肩挑背负着行李，有的用人力车推着，把一些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进租界里来了。一时找不着房屋的，便在僻静的街巷屋檐底下，把席子之类的东西摊开，歇息下来。当车子拉到民国路口附近的时候，这种景象更是触目惊心。这里是法租界的边界，这边属法租界范围，对面即属市政府所辖。租界进出口处有一扇大铁门，这铁门像一道水闸，把从各处汇集到闸门外准备向租界内拥进的难民的潮水闸断了。被挡在闸门外的难民成千上万，拥挤着、哭号着、叫骂着，脸上的表情既惊惶，又愤怒和悲哀。不少人是今晨从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的，他们之中有的还披散着来不及梳理的头发，有的只穿着睡衣睡裤就逃出来了。难民之中不仅有贫苦百姓，也有外侨和殷实人家，还有沪宁、沪杭铁路沿线村镇中的大地主、大豪绅，也都纷纷逃到这个“中立区”来，加入到难民的行列之中。
租界的大闸门面对这难民潮，本来是关实的，但后来人越积越多，人们争着往闸门上爬，虽有法国军官和手持警棒的巡捕在不断地驱赶也无济于事。后来不得不打开闸门放行，但每放进一个难民都要进行检查，速度很慢。难民群中有些生病的老人伏在包袱上呻吟，从清晨一直饿到现在水米不沾牙的小孩在哭闹，那些不想排队争先恐后要挤进闸门的难民被警棍敲击，相互间争吵、厮打等等，乱成一片。
楚湘漓示意车夫停下来。她走下黄包车，用英语和守在铁门一侧的一名法国军官说了几句，便来到难民群中边慰问边采访起来。银嫂紧紧跟在她身后。作为一个老一辈的报人，她觉得在民众的疾苦面前如果掉头而去，简直是犯罪。尽管她的安慰对这些难民没有什么实际好处。
这时，难民群中有个只穿线背心和短裤衩的汉子，跳到一只木箱上，双手伸向炮声隆隆之处，发出十分悲愤的叫喊：“阿拉的老娘、老婆孩子全倒下在那里啦！一家人只剩下阿拉一个人！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有啥意思，有啥意思呢？呵呜呜，呜呜！”
他的哭声是带传染性的，难民群中接着响起了嘤嘤的哭声。这哭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凄惨，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伏在包袱上、箱笼上、亲人的肩背上或胸怀间，痛哭失声。在这片哀哭声中，包含了无尽的悲伤、思念、绝望和愤怒！
人群后面响起了“嘟嘟”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白色救护车朝着闸门开来了，车的两侧各有一个大红十字。被悲痛击倒的人们艰难地挪动着身子，给救护车让出一条路。救护车在铁门跟前停了下来。法国军官示意救护车上的看护人员把车门打开，并且出示伤员的病历，让他们检查。看护解释说，这些都是在炮火中受伤的难民，要进入租界的红十字医院抢救，希望不要阻拦，以免延误伤情。但法国军官坚持要逐个检查之后才放行。看护们无奈，只好把车门打开，把伤情记录拿出来。
一个法国军官钻进救护车里，对里面的伤员逐一数看后，从车厢里跳下来，对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看护长，即这辆救护车的负责人，用英语讲了一通。意思是说车厢里有一个女性不像是伤员，他怀疑是混在伤员中的传染病人，必须把她抬下车去，其余的伤员才放行。看护长解释说，那个女性是伤员，不是传染病人，别看她身上没有流血，她受的是脑震荡，伤势并不轻。那个法国军官坚持己见，看护们竟没有说理的余地。为了不致影响对其他伤员的救治，看护长只得同意把这个女伤员抬下车。
从救护车的后门里缓缓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身上盖着雪白的布毯，毯面也印有个鲜红的十字。担架一头露出一张少女的脸庞。脸上的线条柔和、匀称，脸色苍白，双目和嘴唇都微闭着，神态像死去一般的静穆而安详。只有那白布毯下突起的胸脯微微起伏着，才让人感到她生命的存在。
担架搁在地上，旁边还放着一只从救护车上拿下来的小皮箱。一些难民围过来观看。楚湘漓也被这辆老停在这里不开进租界去的救护车吸引了，她走过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当她从看护长口里得知具体情况后，马上表示这个伤员不应抬出来，让她一个人躺在这儿。她表示愿意出面跟法国人打交道。
她来到担架跟前，低头一看，不禁又惊又喜！躺在担架上的不就是袁晨的未婚妻黄梦莹吗！袁晨母子那天上午没接着黄梦莹失望而返的事她是知道的。袁晨失踪后，她还去过慈寿里看望因见不着久别的女儿而病倒了的袁母。当时她也觉得此事不是一般的误了行期或改乘了另外一艘船之类的问题，内中必有蹊跷。以后，他曾协助打听过黄梦莹的下落，但一时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她顾不得多想黄梦莹是什么时候回到上海以及今天早晨是怎样受伤的，连忙走到守在闸门边上的法国军官跟前，从提包里抽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要求他让这副担架随救护车一起进入租界。
名片上印有汉英两种文字，法国军官即使不看名片，从楚湘漓刚才那番举止，也明白眼前这位老妇人是个有地位的夫人。他问：“夫人，这位担架上的病人是您的亲属吗？”
“她不是病人，是伤员，脑震荡，先生。当然啦，她是我的侄女，我的公馆在巨泼莱斯路，‘漓园’。我可以用我的身份担保她不会造成传染。”
法国军官点点头，客气地说：“请稍候！”然后，他转身走进闸门侧边的一间小屋里，那里装有电话。过了一会，大概他已通过电话证实了楚湘漓是‘漓园’的主人，同意让抬下车的那副担架重新抬进救护车里。然后，闸门开到仅能容一辆救护车通过的宽度。
救护车重新发动了，徐徐进入闸门，驶进了法租界。楚湘漓和银嫂也分别乘上黄包车，吩咐车夫先到红十字医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