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后，山里的映山红就开了，它们一朵接着一朵竞相绽放，红艳艳的，开得舒展张扬。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姑奶奶，穿着灰黑色对襟大褂，在很久以前的岁月里清晰地走来走去。
我小时候是姑奶奶带大的。姑奶奶一度带着我回到她的老家，住在山洼洼里。山洼洼里人烟稀少，一老一小就坐在门前，一个讲故事，一个听。
姑奶奶总讲她小时候，虽然托生在地主家，可是过年只有鱼汤泡饭。长工坐在桌上喝酒吃肉，家里半大孩子只能端着饭碗扒在灶屋门口看，长工们下桌了，大人才唤他们过去夹一筷头菜。
“这是老规矩，”姑奶奶微扬着下巴，语气坚决又断然地说道，“过去人讲规矩，土匪都有规矩。”
土匪晚上进村子，直奔大户，一身黑衣裤，沿着屋顶院墙走，脚上绑着响铃，丁零零丁零零，家里人就知道了。姑爹爹他们把银钱用布包好，站在天井里，往上一丟，那些人接了钱作个揖就走了。
姑奶奶讲“破四旧”时，家里人慌慌张张地把绫罗绸缎什么的裹在孩子们衣服里，或者藏进锅洞，抄家的人就把外公的几箱书烧了，用锄头把瓷器敲碎。山里人心细，敲得很仔细，碎片只有手指头大小。
抄家的人走后，一家人蹲在地上，用手把形状好好的黑色的书一捏，它们就化成灰飞了起来。后来烟囱里的东西忘了拿出来，也烧成了灰。
“伢唉，都是乡里乡亲的，几个人抱块大石头往生产队茅缸里一丟，转过脸就把你两个表舅从家里拉出来，拉到茅缸边批斗，说他们两个‘地富反分子’又搞破坏了，作孽哦！批斗时要你小家公签字，你小家公不认识字，不签，说地主怎么会不认识字？一顿打。熟鬼害熟人哪，怎么打得下手！”
姑奶奶从袖口里拿出手帕沾沾干涩的眼角，又慢条斯理地叠好，放回去，白发一丝不乱地掠在耳后。
小家公是姑奶奶的弟弟，据说牌技甚高，老来有个当年批斗过他的公社干部喜欢找他打牌，每月都把工资输一半给小家公才消停，所以小家公晚年月月有肉吃。
姑奶奶最喜欢讲她缠足的故事。说一开始怕疼，又哭又闹不愿意，被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后，屈服了，缠出让她后来引以为豪的小脚。边说边把小脚跷起来，左看看右看看，脸上笑纹水波纹般漾开。
她穿自己做的尖尖的布鞋或棉鞋。晚上洗脚时脱掉鞋，一圈圈解开裹脚布，露出苍白畸形的脚，脚背高高弓起，五个脚指头全折断了，抠在脚心，像尖尖的肉粽，触目惊心。姑奶奶个子高，这样走路就很吃力，身体一摇一晃，如风摆杨柳。
姑奶奶说的许多话我都听得不明不白，只觉得那双小脚实在太丑了，说起她的脚时，姑奶奶不该那么高兴。但我喜欢姑奶奶那些小小的鞋，有一双绣花的，没怎么穿过，放在手上像玩具。
春天的时候，姑奶奶一边讲着故事，一边从山腰上采来映山红，养在腌咸菜的罐子里，红彤彤的颜色多少驱赶了一些眼前的寂寞。讲到冬天时，山里的花也谢了，草也枯了，我的耳朵就有茧子了。
那些年，我也是姑奶奶的小伴。她对我讲的那些话，就像一把种子被扔进了土壤里，这么多年后，生根了，长出芽叶了，叶子上全是她的影子，在风中哗啦啦响。
姑奶奶是我母亲的姑妈，做姑娘时是千娇万宠的小姐，十几岁上嫁到一个大户人家，两年就守了寡，生了一个男孩也没留住，剩了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婆家苦守，非礼不视，非礼不听，成了影子人。
后来就一直跟着我们生活，带大了我和哥哥。记忆中，姑奶奶每天穿着对襟褂子，灰色的，黑色的，或蓝色的，在家里转来转去地忙。
姑奶奶觉得是自己的命硬，克死了丈夫和儿子，守寡后就开始吃素，吃得很彻底。在煤炉上给我们做好饭菜，再拿出另一副锅碗做自己的，绝不混用，连洗碗都不用同一块抹布，怕沾了油腥，一吃就吃了六十多年。
村里人都喊她四奶奶，早逝的姑爹爹在家里排行老四。姑奶奶在村里人缘好，受人敬重，人家做喜事时，她也托人随份子，但从来不去现场，自觉地把自己与一切热闹绝缘，锁在她的灰黑色世界里。
去世前，姑奶奶执意回到老家，病中一直把自己收拾得清丝丝的。有一天，她突然对母亲说，“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接我了，我走了”，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出殡那天，村里人家家出来送行，鞭炮声响彻山谷，硝烟从村里弥漫到村外，和山里的雾气连成一片，笼罩着姑奶奶长眠的大山。山上开满了映山红，那些艳艳的红是姑奶奶二十岁以后便没有穿过的颜色，现在，它们热热闹闹地接她来了。
这些年我一直想知道，那些敲锣打鼓来接走姑奶奶的是什么人，他们对她还好吗？
我很少去给姑奶奶做清明，因为她生前总是提醒我，女儿不能回娘家做清明。姑奶奶讲规矩，我怕她不高兴，就只好在心里想想她，跟她说说话。比如现在，映山红开的时候。
姑奶奶被安葬在母亲家乡的山上，每年清明前后山上的映山红就开了，姑奶奶躺在绿树红花中，山脚下是金灿灿的油菜花。这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生的热闹与死的寂寞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