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八问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病态文化，是社会急速转型、嬗变时期的阵痛之一。要根治病态文化，首先要有质疑、证伪它的勇气。
——题记
一、一份报纸有多少看头
如今的报纸，普遍比过去的版面大大扩展了，有时候一期竟然有六七十版。当你刚刚将一份厚厚的当日报纸拿在手上时，或许还会心存感激：物价都在上涨，唯独报纸只见版面增不见报价涨，真是人民的报纸为人民哪！但是，很快地，你就会发现：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硬广告，还有至少三分之一是所谓“软广告”，其次又多是从网上下载的新闻和与其他报纸重复的新闻。你要跳过这一切，去找新闻，“看报看标题”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了。如此一来，不要十分钟，你就会看完一份报纸。快则快矣，交了报费的你的心中又不免有些失落、困惑：一份报纸有多少看头？
消费成为今日最大的意识形态。报纸要靠广告费来作经济补充、发展，这无须多说。但报纸是公共资源，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首先要考虑读者阅读的需要。如果一份报纸办成像街头随意散发的广告传单，而又借助媒体的公信度，强行塞到交了报费的读者手中，耗费了他们的时光和金钱，这不简直就是坑蒙拐骗吗？于是，上当之后，自费订报的人越来越少。而一份报纸读者日益稀少，又有谁愿意在上面发布广告呢？这恐怕是一味追求广告收入、想早日跻身富人行列的报人们所料不及的。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二、谁在为虚假广告买单
随着广告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生活的指南，虚假广告便应运而生，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疾，害人匪浅。可是，人们在义愤填膺地申讨虚假广告的经营者、炮制者时，往往却忽视了事情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虚假广告何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体上发布？
媒体与广告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对孪生兄弟，相依相托。媒体是发布广告最重要的载体，广告收入成为媒体最重要的经济支撑。所以，企业和商家不惜重金在各种媒体上发布广告，许多媒体也就一切向钱看，对广告来者不拒，缺少审查，无人把关，许多虚假广告乘虚而入。而它们正是因为发布在具有公信度和权威性的媒体上，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祸害。问题是，谁来约束、监督这些媒体，防止他们对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的滥用？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何在？当媒体一方面在登载、播放着申讨虚假广告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发布那些虚假广告时，人们不禁要质问媒体：难道不正是你们在为这些虚假广告大开方便之门吗？
三、大学为何如此冷漠
看了2006年9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轮椅上的大学梦》节目，心情久久不得平静。
一个来自西部贫困地区的残疾考生，父亲背着他上了12年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高考中获得高分，可是由于残疾，被许多高校拒之门外。后来，四川大学答应录取他，条件是只要分数够上该校录取线，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当我看到这里，既为该考生高兴，对川大的人道情怀更是感动。可是，我感动得太早了。风云突变，该考生进校后，川大突然以高考体检表上有假为理由，拒绝接受该考生。家长苦苦哀求，作出种种承诺，考生在学校徘徊了半个月，校方不为所动。直至新生举行开学典礼，可怜那位考生坐在轮椅上仍然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徘徊着。此情此景，令人心酸落泪……
该考生最终是否被川大或被别的高校录取，目前仍然是未知数。我辈爱莫能助，只能是作壁上观。令我困惑的是：堂堂全国重点大学的川大，为何如此出尔反尔，拿一个残疾人忽悠？就算是体检表与真实情况有一些出入，毕竟是枝节问题，更何况这还是县医院的错，难道就能成为川大拒绝该考生入校的理由，这又如何体现校方某领导所说的“川大一向宽宏大度”？我的理解只能是，川大是沽名钓誉在前，为反悔自己先前的决定寻找借口在后。这就更令人寒心了！四川大学为何如此冷漠？中国大学为何如此冷漠？倘若在人们心目中最能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关怀”“人道精神”“公平公正”的大学都如此虚伪、冷漠，我们的社会希望又在哪里？
四、学术何以能够腐败
“学术腐败”已成为近年来高校的一个热门话题，学人皆曰可诛。然而，时下一说到“学术腐败”，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媒体时有报道的某某某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的个案，这当然为学人之大耻，但恐怕还不能称为“腐败”，而属于学术道德或学术纪律问题。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腐败”总是与权力和与权力联姻的金钱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我看来，当今学术腐败更为触目惊心，也更为隐蔽的一面是，在发表论文、出版著作、职称评定、科研项目审批、评奖、学位点审批等方面的权力“黑洞”，和一个同样由权力与金钱支配的学术评估体系中的“潜规则”运行。说明白一点，不是学术本身腐败，而是已与“官本位”接轨的现行学术体制腐败，是掌握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权力和资源的某些人腐败。把板子打在学术身上，打在大多数不掌握学术权力和资源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身上，既有失公平，也掩盖了权力对于产生学术腐败的决定作用。否则，“学术腐败”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权力产生腐败，金钱制造腐败，学术本身既非权力，也非金钱，何以能够腐败？
五、《百家讲坛》为何对古人古事情有独钟
在电视文化日益走向大众化、娱乐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当下，央视教育频道的《百家讲坛》节目，一度被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的知识分子视为电视文化中的“绿洲”和“知音”。原因很简单：知识分子既无法拒绝电视，同时又希望能有选择地收看到一些更有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的电视节目，于是，锁定了《百家讲坛》。
曾几何时，《百家讲坛》开始变脸，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大讲特讲古人古事。从“清宫秘史”到“评三国”，从“红楼新说”，到更多的由作家、学者、高校教师组成的“电视明星”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吕后慈禧、野史外传的讲述……历时数载，至今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百家讲坛》为何对古人古事情有独钟？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一是既可以与“戏说”“恶搞”之类的清宫戏靠近或“接轨”，吸引观众眼球，争夺收视率，又博得“学术”“文化”之美名；二是既能取悦大众，又由于远离现实，而政治保险。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至于文化担当、文化使命的节目初衷，则早就让电视商业化的滚滚洪流所卷走了。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这究竟是电视的宿命，还是文化的悲哀？
六、为何“一脱就出名”
这是一个名人天下通吃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一个人人都想出名的时代。出名之法千万条，各有巧妙不同。前些年，有人以在文字中“暴露身体”“撒野”而出名，如《上海宝贝》，如“木子美”，如写“下半身”等，仿效者众多。欲出名者必须另辟蹊径，“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于是，近年来，一些人为了出名，索性公开脱光自己：或是在街上“裸奔”，或是在公众场合“裸泳”，或是将自己的裸照贴在网上，或是在课堂上“裸教”，或是在诗歌朗诵会上“裸诵”……果然，吸引眼球，惊动舆论，媒体关注，人们谈论。一脱就出名！
出名之法很多，这些人为什么选择“脱”？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暴露癖”来解释，它暴露的不仅是裸者的身体，而是他（她）们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美丑不辨、自轻自贱而又自恋的病态心理。然而，我更想问的是：这些人为何“一脱就出名”？答曰：正是“一脱就出名”的大环境，才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人欲以脱出名。如果说，国人的空虚心理、看客心理、起哄心理、窥私心理、浮躁心理、追求刺激心理、盲目追求时尚心理、逆反心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那么，近些年来舆论导向对“性”“个性化”“先锋”“现代”“前卫”“另类”之类似是而非的片面的宣传和大肆渲染，媒体为了取悦大众的肆意炒作，则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气候。总之，病态的文化心理和环境，产生了病态文化现象。
脱光之后，接着还有什么？
七、为什么大泽乡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两年前，我去安徽宿县做客，忽然想到这里有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地方——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大泽乡，便提出去看看。主人先是一愣，他虽是本地人，可也从未去过大泽乡，后来经过打听，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我们便驱车前往。沿着宿县向东，在崎岖不平的土马路上，行驶了几十里，到达了一个人烟荒凉的乡村，这便是大泽乡遗址。但见周围荒草萋萋，树木东倒西歪，中间一片空地上，竖立着一块不知何年何月立的纪念碑和陈胜、吴广的石像，皆已残缺不全。遗址无人守护，无人参观，只有几个放牛的儿童骑在石像上厮闹，问他们陈胜、吴广为何人，无人知晓。秋风阵阵，遗址前一片萧肃之气。
我站在遗址前，联想到近些年来，为了开发旅游文化资源，为了招商引资，各地都在绞尽脑汁地挖掘历史名人，大兴土木，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名媛重修和新建各种纪念建筑，为什么此地竟是如此荒凉？到处都是“汉宫”“唐城”“宋城”，引来游人如云；遍地传诵《英雄》、“清戏”，招来财源滚滚，为什么此地无人问津？是当地政府缺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商业意识？是大泽乡的历史知名度不够？似乎都不是。那么，究竟为什么大泽乡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我从那斑驳不全的碑文上试图寻找着潜藏在历史深处的答案……
八、我们究竟为什么尊孔读经
在中国，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一个实体，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神话，更是一个梦魇。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叛经倒孔与尊孔读经就像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周期性地、交替地出现，由此可以洞察历史的兴衰、世事的变化、人心的走向。
眼下，历史的针盘正好又走到了尊孔读经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风行水起，“国学大师”如雨后春笋，儿童读经成为时尚，祭孔大典如火如荼……人们给予了尊孔读经许多理由：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学术薪火、开展素质教育、开发本地旅游资源、打造企业文化品牌、拯救世道人心、重建伦理道德、以民族特色走向世界文化之林……形而上和形而下，主流与非主流，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与草莽百姓，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资本，传统派与现代派，似乎都从尊孔读经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尊孔读经，皆大欢喜。
这样一来，我反倒困惑了：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尊孔读经？
“作协”乱弹
“作协会员”帮了我一次忙
我是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加入作家协会（简称“作协”）的，其时我正在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我结识了当时在文坛上风头正健、作为“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李杭育，于是，我们就大谈“吴越文化”。事后，我写了一篇类似“李杭育访谈录”的文章，很快发表在《当代文坛》上，后来又发表了两篇关于李杭育小说的评论。大概有点投桃报李的意思吧，李杭育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作协”，如果愿意，他说一声即可。我听了既喜出望外，又感到惶然：我从小就做过“作家梦”，后来小说没写好、作家未当成，只有考研究生去“研究”作家。但正因为如此，我对作家十分敬畏，所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如今，我仅仅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就可以跻身“作家”之列了吗？
现在回忆起来，这种想法似乎迂腐、可笑。试问，全国有多少压根儿不写作、一篇像样的作品都未发表的“作协会员”？但在当时，我的确将“作协”看得很神圣，认为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的。
未办理任何申请手续，不久我就收到了浙江“作协”寄来的会员证，从此，头上就有了一个头衔：“作协会员”。这个头衔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家当然不算什么，但作为一个还在学校读书的研究生，我当时颇有点沾沾自喜。有一次，我坐火车回淮南，列车从杭州到达上海后要转车。当我从上海站下车后，一列开往淮南的客车即将出发，这时候要出站换票已经来不及了。我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作协会员证，跑上开往淮南的列车，对列车长说：“我是作家，有紧急采访任务，能不能先上车后再补票。”我记得，当列车长听说我是“作家”，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在认真审查了会员证后，连声说“可以、可以”。当我在列车上安顿好之后，那位我估计可能也有着“作家情结”的列车长，还特地来到我的座位前，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并和我探讨当代小说。我当时心想：这次多亏带了作协会员证，看来它还真管用，以后出门可别忘记带着它。
就这样，“作协会员”帮了我一次忙，也是唯一的一次。虽然后来我由省作协会员又“升格”为“中国作协会员”，但说实话，现在会员证丢在哪里我都找不着了。是呵，如果是在今天，我还像当年这样拿“作协会员”去说事，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神经病？！
他（她）们为何要加入“作协”
可是，尽管到了90年代，文学风光不再，作家，像王朔小说所调侃的：“丫别的能耐没有，只好去当作家。”“作协”，被人听作是“做鞋”，但对许多人来说，加入“作协”的热情并未消退，这倒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