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知识分子的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福柯《对真理的关怀》
质疑“知识分子”
在当代中国，你随便翻阅一份学术文化类杂志，都可以读到相当数量的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文章，至于这方面的著作，也是一部部地在出版。围绕着知识分子话题，新的话语和新的学术文化热点被不断产生，各种深刻的或肤浅的、朴实的或浮华的、激情的或理性的、宏大的或细微的、学术的或抒情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在当代“国家/主流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两大强势文化之外，建构了与之多元共存的“精英/边缘文化”。忝列为知识分子的一员，笔者当然为知识分子能够自主地叙述自身、其话语空间的扩展而高兴。但与此同时，一个疑惑越来越困扰着我：在所有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中，“知识分子”指称的对象究竟是谁？是仅仅作为叙事主体的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叙事客体、对象的广大知识分子？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是因为我面对着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几乎所有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言说者，实际上都是通常被称作“文人”的一类人，包括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大学里从事人文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和部分社会上的自由撰稿人，等等。这些人当然是知识分子，就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特征、方式而言，通常被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著书立说、谈论主义、观点，发表各种“话语”，既是其生存、职业的需要，也是其存在的方式，这其中包括不断地、反复地谈论自身，这本无可非议。现在的问题是，当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言说自身时，却常常将其定义为对整个知识分子的叙述：在他们的叙述中，在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已经替代了作为叙述客体的“我们”。于是，他们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和现状的种种话题，就不免令人生疑。我在读这类文章时，就常常产生这样的疑惑：这里表述的究竟只是作者自己呢，还是整个知识分子？如果说是前者，文章分明是以知识分子为特定表述对象的；如果说是后者，与我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所接触的知识分子似乎又不是一回事。譬如，在这类表述中，当代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都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敌意。或是伤感地缅怀小农经济的田园风光，或是夸大地突出商品经济、科学技术与道德、情感、人性之间的矛盾、对立，或是偏激地宣告、预告商品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和将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毁灭”……可是，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众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商界人士，并不像这类表述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商品科技时代充满了失落感、彷徨困惑与焦虑无力，而是积极地参与、投入，在广阔的现代社会舞台上施展才华，实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同时为社会创造了科技和经济价值。再譬如，在这类表述中，特别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如文化散文、随笔之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形象，或被描述成是冰清玉洁的、孤傲的、“众人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或被描述成迂腐的、穷酸的、可怜兮兮的，或被描述成丑陋的、堕落的、变态的……总之，当叙述者将这些对自身的言说或对某些、某类知识分子的表述，置换为对当代知识分子状况的言说时，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广大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医生、中学教师、法官、会计师、律师、机关行政干部和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相差甚远。作为具体个体存在的他们，用知识分子宏大叙事中上述的诸如“崇高”“绝望”“反抗”“堕落”“后现代”等概念似乎都很难给其命名，与现实生活对照，我们更难以认同上述知识分子叙事中对知识分子形象整体的概括。
由此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言说“知识分子”时，包括不包括上述的科技知识分子和工作在各个领域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现在有些常识却被弄得复杂化和混乱了。在人文领域，现在流行着一种普遍的观点：所谓“知识分子”，主要指称的不是那些拥有学历、知识、技术的人，而是指既拥有知识，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代表着社会的良知的群体。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接下来的结论却未免太武断：科技工作者和一般普通知识分子缺乏后者，所以他们不能算作是知识分子，而只有所谓“精英”的文人，即人文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表述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人文精神、批判意识、社会良知等，从来就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凭什么断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就不具备这些知识分子的特性？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爱因斯坦等一大批科学家的人文精神和“乡官”李昌平向国务院总理直书“三农问题”？当然，由于社会分工、职业活动的领域、特点不同，“文人”往往成为人文精神之类话题的言说者、写作者，成为知识分子的表述者，正如德国著名科学家玻恩所言：“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但“文人”掌握了人文精神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才具备了作为知识分子标志的人文精神。同样地，“文人”掌握了知识分子的表述权，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代表知识分子。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表述自身，“为自我写作”；但如果他们要以知识分子代言人面目出现，承担对整个知识分子历史和现状的表述时，那么，就不仅要从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自身立场、视角去言说，更要从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立场、视角去言说。唯有如此，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才尽可能地达到科学、理性、真实、准确，而少一些目前充斥在这类言说中的自恋、伤感、矫情、浮华和“精英意识”。
数年前，学界曾围绕着“人文学还是不是科学？”展开过讨论，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代表知识分子？因为，即使我们认同讨论者所言：“人文研究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天职。”（张军《人文学还是不是科学？》，《读书》1996年第4期）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正是这种传统，造就了本文所说的当代一批“文人”或“人文知识分子”以自恋式的言说来代替对整个知识分子的表述，从而使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日益脱离当代中国广大普通知识分子的实际。而更令人失望的是，文坛、人文学界或“文人圈”中的某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精英”者，其言其行恰恰违背了我们能从众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普通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情操、道德。难怪身在人文圈中的福柯如是说：“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更经常想到的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痛切之言：“‘文人’是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阿门！
苍白的“话语”
去冬今春，我走出了高楼深院里的书斋，到县城工厂和偏远乡村跑了一趟。关于下岗工人的困境，关于“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关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关于失学儿童，关于贪污腐败，这几年从各种媒体上也了解了不少，但当我真正地置身其中，直面这一切时，还是深深地感到震撼。在此我不想去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只是要说：真实生活要比我最近读到的孙惠芬的中篇小说《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里描写得还要惨痛。批评家从小说里感受到“一份透骨的悲凉”，而当我置身于这被科技和消费神话，被各种各样庆典狂欢、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底层“赤裸裸的真实”人生中，想到的是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所言：“面对眼前的苦难，人们会因幸福而感到羞耻。”
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种“矫情”。在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许多人躲在自己营造的安乐窝里，冷漠地背对着人间的苦难而心安理得。况且，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并没有跻身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列，似乎还没有获得为“幸福”而羞耻的资格。但即使如此，面对大地之上的真实人生，面对底层的苦难和不公，我仍然忍不住要追问自己、追问知识分子：我们说了那么多话、写了那么多文章和著作，介入和卷入了那么多的研究、课题、讨论、争鸣，创造和制造了那么多的主义、思潮、概念、话语、现象，这一切究竟于世何补、于民何益？当我们在沙龙里高雅地讨论着“文化”含意，用别人听不懂的术语给“文化”下着种种不同的定义时，你是否了解，由于贫穷和父母外出打工，农村失学儿童正在增多，他（她）们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当我们煞有介事地互相争夺所谓“话语权”，然后躺在自设的“话语圈”里自言自语、自得其乐时，你是否了解，那些风餐露宿守候着大排档的下岗工人，那些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建筑工地上的农村民工，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无助者，正在为基本的生存权和人权而劳累、奔波？当我们用舶来的话语去给我们的社会、生活作出诸如“后现代”之类的诠释，贴上种种时尚的文化标签时，你是否了解与你近在咫尺的另一类人的真实生活？
面对现实，我感到“话语”的苍白；面对真实惨烈的人生，我感到包括我在内的仅仅生活在“话语”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哀。作为文化、知识、学术、思想、精神的符码，话语曾经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由此而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现在又去教育别人的知识分子。而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必须掌握、拥有某种“话语权”，从而才能获得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才能进入知识分子的“话语圈”。换言之，如果你不想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另类”，如果你想获得文化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封荫，你的话语只能是“话语圈”中的话语。在这个“话语圈”内，知识分子获得了徽章、标记，获得了身份、地位、待遇、荣誉，既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实际上又可以安身立命，与世无争；既可以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又可以作为生存的一种手段；既看上去无用、很虚，实际上又很受用、很实惠；既可以进，在“话语”中自由表现，又可以退，通过“话语”自由排遣：既是过程、手段，又是结果、目的。如此一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便寄生在“话语圈”内，营造、加固着“话语圈”。从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中去获取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从“话语”中去建造“话语”，我们走不出“话语”的自我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