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辽城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张用英文写着“致新来的美国人”的条子。这个条子出自两位天主教父——安德鲁·沃尔特·特雷西和休伯特·诺米尔之手，他们两个都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中国的圣芳济修会成员。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听说城里来了个美国人，不过还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在这儿只停留一个晚上，可是范将军却已经安排好了晚宴，于是这两位仁慈的教父只好邀请我第二天早上同进早餐。我正在餐桌上寻找有没有地道的美式风味时，他们端上了苹果派，带着这可口佳肴引起的乡愁，我又开始了向南的长途跋涉。
范将军陪同我们一起去濮城，他和他的手下骑着自行车，这个行为似乎让老百姓们感到很高兴。范将军和我在每个路过的村子都发表演讲，因此这段路程花费了我们三天的时间。我非常迫切地想要加快速度，演讲都很简短，将军很明显有些失望。到了濮城后，我像往常一样跟一直给我做翻译的欧阳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话了，就让范将军高兴高兴吧。我们就按他说的做。”我把我脑子里能想出来的问题都讲了，意在取悦范将军。我对于人们到底能坚持听多久的演讲还不离开很感兴趣。我讲了三个小时，已经筋疲力尽，脑袋里空空如也。可是人们还是意犹未尽。“这才对嘛！”范将军柔和地说。
濮城是日本人在之前焚毁的另一座城。这座城临近黄河，整个军队在徐州战役期间几乎都驻扎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关于日本在这里犯下的暴行简直骇人听闻，让人无法相信。
一个自行车队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北省锅手柄位置的开州（今濮阳），徐向前曾经提过的丁树本的司令部就在这里。像往常一样，我们到达时，城外已经有百姓在等候了。在穿着长袍的商人和穿短上衣的农民中，我一眼就瞥见了一件白色连衣裙。这偏僻的地方能有外国妇女吗？当我走近时，我看到了她的穿着，无疑是个西方妇女，而且——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她是一位美国人。
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戈尔茨，城里唯一的外国人，来自于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是孟诺派教会在这里医院的护士。她安排了教会的一间空屋给我们住。
丁将军是我在这次出行中遇到的在日军入侵后还能保留原来职位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在开战前，他是周围五个县的县长，日军占领了开州后，他直接把司令部迁移至乡下且开始开展群众运动。丁将军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奇特结合体，虽然他在学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是他却能意识到人民的满意程度对于合作的价值。
丁将军用他独特的方式接待了我。当我到达时，他的参谋长出来迎接了我。他告诉我将军就在办公室等着我。安置好行李后我和小伙子们来到了他的衙门，我们在那儿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们被带进了将军的房间，他的个子很高，带着难以接近的冷淡自负。我们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严肃地谈话。欧阳和我已经工作很久了，对于我的中文词汇量很是了解，所以将军说的有些话大家就心领神会地不再翻译了。但是参谋长却严厉地责备道：“将军说的话要全部翻译。”
那天晚饭时将军也来了，并且一直留到了深夜。到了这会儿，原本的拘谨和自负浮夸的姿态都消失了。他变得热情、有魅力，谈话中时而展示一下他独特的幽默。他说，和徐向前的谈话使他获益匪浅，提到他以往带领游击队所获得的成功时带着难以掩盖的欣喜。
翌日清晨，他派了一个连的游击队将我们护送到了二十五英里外的八里营。人民军的一个连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即将陪同我们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到达九十英里外的原武。
大部分的道路因为黄河泛滥而被淹没了。我们的行李车走起来麻烦不断。经常一耽误就是几个小时。
但是旅途最后一段路上最尴尬的就是我们的警卫队了。这个队是由最近才刚刚招募入伍的人组成，没怎么经过训练，纪律很差。第一天的行军过后他们的脚就疼得不行了，第二天结束时，全队有一半的人都坐在路过农民的推车上了。
我们走得越远，老百姓的态度变得越令人不安。他们从没接受过让北方人民活力激昂的爱国主义或是自我牺牲的思想教育。经过了没完没了的非正规军的勒索，再加上敌军频繁的侵扰，他们已经失去了道德操守。夹在靠不住的老百姓和警卫队之间，我和小伙子们真的开始怀疑是否能完成这次旅途。
第三天，我们碰上了此行中最危险的一件事。北边的道济铁路支线和南边的延津都驻扎着日军，两个地方相距不到二十英里，又都是平原地带，非常适合坦克和摩托纵队执行任务。
按照计划，我们应该在早上走到延津北边八英里开外的地方。但是一个本地向导出了错（或许是故意的），我们走出一排树荫之后突然发现延津城在我们两英里外的地方。我们除了继续前进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利用地面的凹凸匍匐向前，爬了一英里之后我们掉进了一个凹坑里，多亏地形的优势我们才没有被发现。又前进了五英里之后，警卫队说他们需要休息，于是我们在一个小村子停了下来。
那是8月初的一天，天气燥热难耐，大家都在忙着找树荫遮太阳，或干脆躺在了地上。我们距离延津只有短短五英里的路程，警卫队的纪律竟还这么差。我决定四处审查一下确保我们的安全。结果发现我们连一个哨岗都没有，甚至连站岗的哨兵都没有。警卫队真是什么事都不操心。
小伙们和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镇上的一座小山。如果受到袭击的话，至少那里可以作为一个避难处，所幸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在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警卫队又上路了。直到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原武，才丢掉了那些不安的情绪。
第一战区第五游击队的大队司令部就设在原武，他们的指战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个大队现在归程潜将军指挥，在方圆二十五英里的比较富裕的农村中做了很多出色的群众工作。
我们听说，三十九军军长与刘和鼎将军已经安排了一支护送队伍和一艘帆船，第二天早晨即可与我们在黄河北岸会面。这将是我们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夜了。
我们按计划在河岸与他们会和后即刻登船横渡了已经涨到了二英里宽的河面。我们精神抖擞。这次穿行中国北方一千五百英里、三次跨越日军防线的旅途现在面临尾声了。在黄河的南岸，我们在建造防御工事的士兵们的帮助下上了岸，顺利通过了各级司令部到达了旅团的指挥部。那正有一辆卡车等着送我们去郑州。
自我4月份走后郑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军占领了陇海铁路，郑州城东部约三十英里的位置现在还堵截着黄河决堤的河水。程潜将军已经把他的指战部迁到了郑州西边八十英里外的洛阳，这里由刘和鼎将军的三十九军驻守。浸信会医院的埃尔斯医生去休假了，医院只有汉弗莱医生一个人值班。
我去拜访了刘将军以感谢他的好客。刘将军是一位优秀的职业军人。在上海打了漂亮的一仗，是军队里一位能力杰出的年轻指挥官。外表看起来他的体格并不强健，但是举止文雅。他诚恳大方地通知我，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交通工具，第二天我就可以去汉口了；小伙子们也要去西安，然后再从那搭车回延安。但是首先，他想请我们吃晚饭。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陇海公园的树荫下集合赴宴，不到一年前，我曾在这里遭到炸弹的袭击。刘将军和他的下属尽可能地让我们感到舒适。大家都没有拘束，也很友好。
对于我、小刘、欧阳、汪洋来说，这是我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只有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一起经过了长途旅行的人才能理解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国籍和种族并不意味着什么，品德的正直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忠诚的伙伴曾经在无数场合下证明了自己的勇敢正直和忠心耿耿。我们现在都比旅程刚开始时成熟了许多。汪洋原本是个性急的小伙，现在变得稳重、冷静、有自控力、懂得自我牺牲。我也有些许的改变。在充满着自我牺牲精神的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不可能对这种精神力量无动于衷。
晚餐在火车到来之前结束了。我们来到了车站。在看到我进了车厢之后刘将军才回到了月台上，让我们这群人做最后的告别。我把随身行李中那些以后用不上的东西给几个小伙子分了分，这些东西以后在延安一定会帮上他们大忙。火车鸣笛了，我们紧紧地握着双手，眼里流着泪水，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在月台上，他们又恢复了先前的镇定自若，唱起了歌。当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时，他们的歌声不停在我耳边回响。几个月里，多少次我听见这首歌被千万人传唱着：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