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失败原因的问题，换个说法也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不力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中，出现了对资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大差别问题的最初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后不久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其历史经验和实行联盟的能力来看，究竟哪种势力完全能够（从经济上和社会政治上）将19世纪中叶的革命推向前进？
马克思早在1848年底就在《新莱茵报》上得出结论说，已经不再可能发生像1640年或1789年那样的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德国），而是只可能发生某种“社会共和革命”[71]，也就是说，只可能发生人民革命，这一革命必将违反作为真正反封建领导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意愿而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这样一场革命也需要领导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1852年期间的全部思考基本上都是围绕谁能成为这种力量的问题。他们完全清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而一味追求“妥协”，也就是说追求同封建容克反动势力妥协；他们也同样清楚，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少数代表人物充满革命毅力，但再也不能和60年前的长裤汉相比。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要读一下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清楚了。
恩格斯1850年夏天在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已经指出，数量上占人口大多数，并且客观上拥有不小的革命潜力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成为全民族革命的领导者。
因此，剩下的只有工人阶级，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清楚，这个阶级（英国仍除外）在发展上和组织上还决没有达到足以能够充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完全停止谈论革命吗？应当像卡尔·沙佩尔在1850年9月15日的辩论中所说的那样，最好立刻“去寻求安静”[72]吗？应当在人生的几十年里先集中精力去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以便为以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成员，如卡尔·瓦劳、约翰·米凯尔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们因此自然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资格。
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一切人民力量的革命这一设想作为从1848—1849年斗争中得出的主要理论收获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起决定性的作用。早在1850年3月，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写道，工人阶级是“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并起着“革命联盟主脑地位”的作用。[73]
两年半以后，恩格斯在他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回顾中强调指出，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74]。在这一论断之后，接着是对1852年夏天形势所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最好的概括，特别是涉及这一理论的这样一点：还没有能力直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数还不多的工人阶级应采取什么态度和提出什么任务。恩格斯说，工人阶级像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的任何其他一次起义一样，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75]。
恩格斯在这段接着说的话确实有些过头。他说：“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革命设想的复述。接下去的论述也是如此：工人阶级“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1848年资产阶级所做过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status quo〔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76]。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基本观点来自恩格斯的这一概括性论述：
1.工人阶级已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2.决心，勇气，一个客观上革命的阶级的毅力。洞察力和科学觉悟，这就是革命危机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们相对来说不受带来这些因素的各种力量的社会经济分量的影响。
3.革命力量不能允许厌烦革命的、阻碍革命的、甚至反对革命的势力安居下来，不允许把第一次斗争的结果看成固定不变的，并把革命斗士打发回家，这是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策略，并且是同不断革命的思想相联系的。这个思想已经成为《宣言》中下面这一表述的基础：工人们应该“立刻”[77]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成就来反对资产阶级。这个思想贯穿了1850年三月告同盟书，并在1851年春天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布朗基献词的表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1852年夏对革命历史过程的第一次总结中再次看到这一思想。
当然，只有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这意味着使革命超越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阶段，或者至少防止退到1848年2—3月以前的状况。在“这两种场合”，恩格斯在结束他的总序时写道，“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78]
在这一阐述中包含着自1845年以来反复思考过的问题，即在怎样的条件下某个阶级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领导力量，成为劳动阶级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能领导群众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79]恩格斯1852年底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最近的科伦案件》中写道，共产党“研究了1848年革命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它认为，阶级间的社会对抗是一切政治斗净的基础，因此它去探究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而且必然要担负起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使命，也就是担负起在政治上领导该民族的使命”[8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1848—1849年革命成果进行理论总结时，认识到了哪些这样的条件呢？有4个重要观点需要强调指出：
1.无产阶级只有独立地组织起来并拥有一个革命的战斗的政党，才能履行它在革命中的职责。
2.无产阶级只有成为人民革命的首脑和核心，才能在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在政治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意味着，极广泛的联盟政策当时已受到极大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关于革命总结的重要著作都从根本上向无产阶级提出这样的任务：使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摆脱资产阶级或波拿巴主义的政治影响。所有关于暂时的联盟（包括其条件和界限）、农民的经济状况、普选权、宪法说明等等的论述，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81]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不把农民群众吸收进来，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变成孤鸿哀鸣。[82]4年以后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取决于它是否有可能受到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83]
3.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政权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接收国家权力。而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无产阶级不能接收旧的国家机器[84]，而是必须把它打碎。在1844年或1845年初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笔记本中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85]，马克思已经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然而，只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行政权和立法权首次发生激烈的冲突之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848年以来尖锐批评的“议会迷”可以说“被上面”、被波拿巴主义打破之后，马克思才在1852年春天的《雾月十八日》中，在分析波拿巴政变时取得突破。用列宁的话来说，此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86]
马克思认为，必须摧毁来源于专制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把这一认识同关于严格的国家中央集权和关于克服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的新思考联系起来。所有这些思考都被包括到《雾月十八日》中所下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中，这一定义比两年前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提法要更加成熟。
4.主观因素的作用。在革命总结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加深了他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87]基础和上层建筑、客观和主观、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和自由的辩证认识。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认识始终是这样一点：所有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都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政治对经济运动也产生重要的、不能忽视的反作用。（在经济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行动的可能性，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说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