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今坐在监狱门前公路旁边的一条没有树荫遮蔽的长凳上。我是在等班车。我的身旁放着一只棕色的帆布皮箱，这是专供军官用的一种皮箱。在我得意的时代，它是我在欧洲随身不离的伴侣。皮箱上面放着一件军用旧雨衣，那也是我得意时代的遗物。我孤身一人，班车晚点了。我隔一会儿就要摸一摸我的上衣口袋，看我的释放证是不是在那里，还有政府发给我的可以去领一张从亚特兰大到纽约的经济舱单程机票的凭证，我的钱和调酒学博士文凭。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我。
我有三百一十二元一角一分钱。其中二百五十元是一张政府开的支票，这是丢不了的。这都是我自己的钱。在对我被捕后的资产进行极其精确的加减后，这笔钱，精确到分，就毫无争议地归我所有了：三百一十二元一角一分。
这样，我就又要回到自由企业的制度里去了。我再一次脱离联邦政府的保护和教养。
上次是在一千九百五十三年，也就是莱兰·克留斯因为伪证罪而入狱后两年。当时已有其他好几十个证人被找来作证，内容对他也更加致命。我说他的只不过是战前参加过共产党，我认为在大萧条一代的人身上，如果这有罪，那么这罪也大不了像排队领救济面包一样。但是别人愿意起誓作证说，克留斯在战时始终是共产党员，并且把秘密情报传递给苏联的特务。我惊得目瞪口呆。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对克留斯的要求最多不过是要他承认，在一件其实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我说的是实话。天知道我并不想毁了他，叫他蹲监牢，我估计自己能做的最多不过是余生都感到内疚，永远责备自己，因为我对他无意中干了这么一件事。除此之外，我以为生活基本上可以像以前那样过下去。
不错：我当时被调到国防部一个不怎么关键的岗位上去工作，根据来自不同教育和经济背景的、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士兵对战地口粮的偏好——其中有一些是新的和实验性的——制成一个口味图表。这种工作如今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做，不用脑，不用眼，不用手，速度像光速一样，但当时基本上仍是用人工。如今看来，我和当时的属下人员就像基督教教徒用画笔、鹅毛管在描手稿，用金粉在涂字母似的。
不错：在工作上同我有来往的人，不论是下属还是上司，在同我打交道时都采取了比较冷淡和公事公办的态度。他们似乎不再有时间跟我讲一两句笑话或交换一些战争消息了。每次交谈都是剪短精要，干脆利落。说完就回去埋头工作。我当时以为这是我们正在树立的那种新型的、精悍的、充满斗志和行动力的专业武装部队精神，我还告诉我可怜的老婆说我很赞赏。世界上任何地方要是出现了新的希特勒，我们就可以用这支军队来一举歼灭之。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美国就会马上把自由还给他们。
不错：露斯和我的社交生活不像我在纽伦堡向她形容的那么活跃。我曾经对她说家里的电话铃会一天到晚响个不停，电话的那头是我的一些老朋友。我们会通宵地吃啊，喝啊，说啊。他们在政府工作，正当壮年，像我那样，四十不到或者四十出头，精明能干，练达果断，不论他们在官僚系统中占据什么地位，都可以做他们部门的实际领导和骨干而无愧色。我对露斯说，他们会在莫斯科、东京、她的家乡维也纳、雅加达、丁布克图[1]，天涯海角的不论什么地方担任重要职务后突然来访，给我们介绍世界各地的观感，那里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说笑笑，再斟一杯酒。本地的人当然渴望同我们这样有趣的、见过世面的人交朋友，听我们的内幕消息。
露斯说，我们的电话铃响不响完全没有关系——要不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质，需要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她反而愿意家里不装电话。至于同消息灵通人士作彻夜长谈，她说她最不习惯过了十点还不上床，而且在集中营里她已听够了所谓的内幕消息，以后一辈子不听也够受用了。不止如此，“我不是那号子人，瓦尔特，”她说，“认为必须要经常知道内幕真相。”
这也许是露斯在保护自己。她在白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又恢复到她在获得自由后感到的那种奥菲莉娅式的飘飘欲仙的感觉，那时她觉得自己像只单独与上帝同在的小鸟，用这种办法来躲避风暴渐作的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躲避日益无人理睬的恐惧。她没有忘记照顾孩子的责任，莱兰·克留斯下狱时我们的孩子才五岁，孩子的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饭也吃得饱饱的。她也没有偷偷地喝酒解闷。不过，她却开始吃得多了起来。
这就使我不得不再回到体型大小的问题，我实在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并不特别重视它。体型的大小如果与一般通行的标准有差异就会引起注意，但这都代表不了套在这体型里的生命的万一。我因体格瘦小可以做赛艇长，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那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当莱兰·克留斯因伪证罪受审时，我的妻子身高只有五英尺，体重却有一百六十磅左右。
这且放过不谈。
除了这一点：我们的儿子很小就觉得他的父亲特别的瘦小，而他的外国母亲又那么痴肥，这对他在社交上很有妨碍，他居然告诉邻居的好几个小朋友，他是被领养的孩子。有一个邻居女人在白天的时候邀请我妻子去她家喝咖啡，有且仅有一次，就是为了要弄清楚我们是不是知道孩子的生身父母是谁。
要心平气和。
因此，在莱兰·克留斯下狱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在上面说过，一共两年，在两年以后，我被叫到陆军副部长薛尔敦·瓦克的办公室。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政府机关中工作过。他年龄与我相仿，上过前线，升到了炮兵少校，参加了北非登陆，诺曼底登陆日又参加了在法国的登陆。但是本质上还是个俄克拉荷马州的企业家。后来有人告诉我，该州最大的轮胎批发生意是他做的。更加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是个共和党人，因为这时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当了总统——二十年来登上这个宝座的第一个共和党人。
瓦克先生说，他想代表国家对我多年来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他说我有行政才能，如果用在私人企业上一定可以得到更加优厚的酬报，他说如今正在精减人员，我的职务就要取消了。要取消的还有其他许多职务，因此他无法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尽管他是很愿意那样做的。总而言之，我被开除了。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说：“斯代布克先生，你如今可以把你的非凡才能拿到自由企业制度的公开市场上去按实际价值出售了。祝你谋事成功！祝你好运！”我到如今也说不清，在那个时候，他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
我对自由企业制度又有什么了解呢？当然，如今我了解不少，但是当时却一无所知。我当时对它的了解很少很少，因此有好几个月都在天真地幻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行政人才，私人企业肯定会出重金来礼聘。我在失业的最初几个月里对我可怜的老婆说，万一别的都不行，我们肯定还有一个选择，我随时可以伸展双臂，像个被钉到十字架上的人一样，受点委屈到通用汽车公司，或者通用电气公司，或者类似的公司去工作。这个女人对我是何等善良，可以从这一点来衡量，她从来没有问我，既然这么容易，我为什么不马上就去做；从来没有要我解释，我究竟为什么认为从事私人企业是件愚蠢和不体面的事。
“我们即使不想发财，也可能不得不发财。”我记得那时候曾经这样对她说。我的儿子当时六岁，也在听我们谈话。可以肯定地说，他已经听得出这话是自相矛盾的了。可是他懂不懂呢？不懂。
这时我去拜访了在其他部里工作的熟人，或者打电话给他们，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暂时是自由身”，这是失业演员自嘲的话。我很像是个受了什么可笑的伤的人，眼睛被人打得乌青，或者脚上大拇指骨折。此外，我的全部老相识像我一样都是民主党人，因此，我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党愚蠢和报复的受害者。
虽然过去生活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几次调换工作都有朋友的帮助，可是如今却没有人能想得起什么地方有空缺了。空缺突然像嘟嘟鸟一样绝了迹。
太糟糕了。
不过这些老同志对我的态度是那么自然和客气，如果不是由于我最后不得不向政府外面一个目中无人的老头儿求援，我至今仍说不准我有没有因为做了对不起莱兰·克留斯的事而受到惩罚。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向我表示他对我的反感，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这位先生是蒂莫塞·皮姆。他在战前曾在罗斯福手下任农业部副部长。我在政府中的第一个职位就是他给我的。他也是哈佛出身，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如今他已七十有四，仍任华盛顿一家最有威望的法律事务所——皮姆·米尔恩斯·威尔德·威尔德[2]法律事务所的领导。
我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同我共进午餐，他拒绝了。大家都拒绝同我一起吃午餐。他告诉我那天下午可以见我半小时，不过他想不出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谈的。
“老实说，先生，”我说，“我想找工作——有没有可能在一家基金会或博物馆那样的地方工作。”
“哦——找工作，是吗？”他说，“好吧——我们就谈这个吧。无论如何要来啊。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谈一谈了？”
“有十三年了，先生。”我说。
“十三年，光阴如流水呀。”
“可不是，先生。”我说。
“啧——啧。”他说。
我如约前去，真是个傻瓜。
他一开始就有意做出热诚接待的样子。他一边把我介绍给他的年轻秘书，对他说，我当时何等年轻有为，一边还不停地拍着我的肩膀。这个人一辈子从来没有拍过别人的肩膀。
我们进了他的嵌壁的办公室后，蒂莫塞·皮姆一边指着一张皮沙发，一边说：“阁下请坐，阁下请坐。”我最近才又遇到这句听来似乎是幽默的话，当然，那是在鲍伯·范德医生的科幻小说里，说的是一位维库那星球上来的法官，同我和我的命运永远黏在一起了。此外我不信蒂莫塞·皮姆以前曾经对别人说过这样的客套话。附带提一句，他是个矮矮胖胖、不修边幅的老头儿，在我瘦小身材的衬托下，意外地，显得十分庄严。他的一双大手让人感到他以前大概舞弄过刀枪，如今他却用它们在摸索真理和正义。他的两条雪白的粗眉连成了一条。他就座以后，得探着脑袋，从那丛眉毛的下面透视我，同我说话。
“我大概不用问你的近况吧。”他说。
“是的，先生，您不用问。”我说。
“你和克留斯那小伙子真有办法，像难兄难弟一样出了名。”他说。
“不过却后悔莫及。”我说。
“可不，我敢说一定后悔得厉害。”他说。
谁知道他这个人当时只有两个月左右好活了。但就我的印象来说，他当时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在他死后，有人说，要是他能活到另外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上台，他肯定会被任命为最高法官。
“你如果真的后悔的话，”他继续说，“我希望你确实知道你该为什么难过。”
“先生，我不明白——”我说。
“你以为受牵连的仅仅是你和克留斯吗？”他问。
“是的，先生，”我说，“当然还有我们的妻子。”我说的是真心话。
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这话你可不应该对我说。”他说。
“先生，我不明白——”我说。
“你这个笨蛋，亏你还算是哈佛出身的，真是个不入流的货色。”他说着站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你和克留斯两人把我国最无私最有见识的一代公务员的名誉给毁了！我的上帝——现在谁还在乎你？谁还在乎克留斯？真可惜，他坐了牢！真可惜，我们不能再给你找一份差使了！”
我也站了起来。“先生，”我说，“我没有做违法的事。”
“他们在哈佛大学教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说，“一个遵守所有法律的人也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恶劣的罪犯。”
他没有说哈佛大学在何时何地教过这一条。在我听来这可是新鲜事儿。
“斯代布克先生，”他说，“你大概没有注意到，我们最近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善与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里，我们大概已经看惯了海滩上或战场上我们自己方面阵亡的勇敢无畏的将士的尸体。如今却有人要我为一个失业的官僚表示同情，根据这个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判断，我认为他应该被碎尸万段！”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我轻轻地说。我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又惭愧又害怕。
“你说的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他说，“可这一小部分如今却被视作事实的全部！‘受过教育的，关心人民疾苦的公务员十有八九是俄国间谍。’从今以后你就会听到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老浑蛋这么说的，那些骗人的政客一直认为政府应该是他们的政府，一心要把它夺回去。没有你和克留斯这一对双生的白痴，他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叛国和关心人民疾苦、有头脑、有文化画等号的。现在请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先生。”我说。我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可是全身却像瘫了一样。
“你只是一个傻瓜蛋，”他说，“由于阴差阳错，却能够把人类的进步倒拨回去一个世纪！你滚吧！”
这话真厉害。
注释：
[1]丁布克图（Timbuktu）：现译作廷巴克图。
[2]皮姆·米尔恩斯·威尔德·威尔德（Beame，Mearns，Weld and Weld）：这是一家以四个合伙人的姓氏命名的法律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