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鸟[1]
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是啊——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2]也不会再碰头了。
请读者注意，在我这本书中年代和人物一样，都是书中的角色。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
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
一千九百七十年给我在尼克松的白宫中谋到了一个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为我在现在被称作“水门事件[3]”的政治丑闻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贡献把我送进了监牢。
我写此书的三年前，即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又要把我放出去。我觉得自己像垃圾一样。我当时穿的是一身灰绿色的囚服。我独自坐在监牢里的床上，床上的铺盖已被我收了起来。一条毯子、两张床单、一只枕头套，都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我的双膝上，就要同我身上的囚服一起退还给我国政府。我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握在一起，按在上面。我的双眼呆呆地瞪着前面的墙，这里是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4]边上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的一所营房的二层楼上。我坐在那里等一个看守把我带到行政楼去，领取释放证和便服。大门外不会有人来接我。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有人不咎既往，拥抱我一下，或者请我吃一顿饭，给我一张床睡一两个晚上。
要是这时有人注意看我，他会看到我大概每隔五分钟就开始做一件非常神秘的事儿。我脸部的漠然表情不变，从床单上举起手来，连击三下，又放下去。为什么这样，我以后再解释。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钟。狱卒晚来了一个小时。有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的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耗掉的能量足够一百户人家用一千年。我连眼也不眨一下。这种事情，对芬莱特的老犯人和狱卒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这里的犯人犯的都是不动武的“白领罪”，大多数都给装在紫色的中巴里，到基地周围去干活了。只留下少数打扫的人员擦玻璃，拖地板。还有少数留下的人在写信，或者读书、打瞌睡——他们身体抱恙，一般都是心脏病或背痛腰酸之类的，干不了什么体力活。要是在平日，我这时就会在基地医院的洗衣房里把衣服送到烘干机里去。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的身体很好。
我在监牢里有没有因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而受到特殊照顾？老实说，哈佛大学毕业并没有什么稀罕。我遇到过或听到过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至少还有七个。待会儿我一走，我的床就给了维吉尔·格雷特霍斯，这位前任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也是哈佛出身。在芬莱特，就教育水平而言，我算是很低的，只有个微不足道的学士学位。我连个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5]的会员都不是。我们这里光这个荣誉协会的会员就至少有二十多个，十多个医生，同样数目的牙医，还有一个兽医，一个神学博士，一个经济学博士，一个化学博士，被剥夺从业资格的律师更是不可胜数。律师多得司空见惯，因此每逢有新人来到，我们就有这样一句笑话：“要是你发现自己在同一个没有上过法学院的人说话，你就得小心。他不是监狱长就是看守。”
我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学位是文科方面的，偏重在历史和经济。我原来进哈佛时打算将来做公务员，即政府雇员，不是民选官员。我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没有比终身在政府中服务更高尚的职业了。由于我不知道政府的哪一部门会录用我，是国务院，还是印第安人事务局，还是别的什么机关，因此我必须力求知识渊博，到处适用。所以我学了一个文科学位。
现在说起来好像这是我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想法，而在那个时候，我未经世事，什么都不懂，当然很乐意把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的打算和想法当作自己的打算和想法。这个人是克利夫兰市的一个亿万豪富，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他是哈佛大学一八九四届的。他是丹尼尔·麦康那个隐居遁世、说话口吃的儿子，而丹尼尔·麦康是一个精明强悍的苏格兰工程师兼冶炼家，他创办了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我出生的时候，那家公司是克利夫兰市雇人最多的一家公司。弹指之间，恍若隔世，真无法想象我是在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生的！要是今天的年轻人听我一本正经地说，那时候俄亥俄州的天空常常因古生物翼龙飞啸而过，遮得暗无天日，或者体重四十吨的古生物雷龙在库耶霍加河淤泥中打滚，会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呢？我想不会。
我在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欧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一岁。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小姐爱丽斯为妻，她比他还有钱，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克莱拉在欧洲度日。母女两人无疑因为麦康先生说话极不利落而感到见不得人，也许还因为他一辈子除了整天读书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想干而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很少回家。那时候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事。
克莱拉，你还在人世吗？她恨我。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恨我。
人生就是这样。
我同麦康先生有什么关系，竟会出生在他的没有欢乐气氛、静如死水的宅邸中呢？原来我母亲是他的厨娘，她生在俄属立陶宛，名叫安娜·凯里斯。我父亲是他的保镖兼司机，他生在俄属波兰，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凯维奇。他们两人是真心实意敬爱他的。
麦康先生在汽车间楼上盖了一间漂亮的公寓给他们，也是给了我。我长大一些，就成了他的玩伴，不过总是在室内。他教我玩“老姑娘”、跳棋和多米诺牌——还有真正的象棋。没有多久，我们就只下象棋了。他下得并不好，我几乎盘盘都赢，很可能他偷偷地喝酒喝醉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心思想赢。反正，从很早开始，他就告诉我，告诉我父母，我是个天才——我当然不是——他要送我上哈佛大学。这些年里，他对我父母一定已说过千万遍了：“你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上等人的父母，你们会为他感到骄傲。”
为此目的，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他让我们家把斯坦凯维奇这个姓改为斯代布克。他说，如果我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学就会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尔特·F·斯代布克。
他本人在哈佛大学成绩并不佳，勉强才毕业。他在社会上也被人瞧不起，不仅是因为他口吃，也因为他是为富不仁的移民的儿子。他有一切理由痛恨哈佛大学，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看着他对哈佛那地方那么寄情，那么美化，那么崇拜，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已认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是世上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只要美国政府中的所有高级职位都由哈佛出身的人来担任，美国就能成为天堂。
结果是：当我以年轻有为之身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工作的时候，政府已有越来越多的职位由哈佛出身的人来担任了。在我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但如今我却觉得有些滑稽可笑了。就像我说的那样，甚至在监牢里，哈佛出身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稀罕的地方。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自以为将来毕了业，一定会比一般人善于向头脑迟钝的人解释重要的事情。结果情况并不是这样。
于是我就在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坐在牢房里等候看守前来。我对他晚来了一个小时并没有觉得不高兴。我并不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也没有什么具体地方可去。看守的名字叫克莱德·卡特。我在狱中交了少数几个朋友，他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主要一致之处是都参加了芝加哥一家文凭工厂的函授调酒课程，那家文凭工厂叫“伊利诺伊州函授学校”，属于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分支。在同一天的同一封邮件中，我们都收到了调酒学博士的学位。这时克莱德已超过了我，因为他还参加了该校的空调课程。克莱德是美国总统詹米·卡特的远房兄弟。他比总统大概年轻五岁，却长得一模一样。他同样彬彬有礼，笑容可掬。
有个调酒学的学位，我已心满意足。这就是我余生要做的事：在某个地方的一家安静的酒吧工作，最好是在一家上等人的俱乐部里。
我从叠好的床单上举起我苍老的手，连击了三下。
又有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我这么想：“至少我已不再抽烟了。”这是实话。我过去一天要抽四盒没有过滤嘴的派尔马尔牌香烟，如今不再是尼古丁大王的奴隶了。不久就有物证来提醒我，过去我抽烟抽得多凶：我那件放在库房里的布鲁克斯兄弟牌灰色细纹西装三件套上尽是烟灰烧的窟窿。我记得裤子裆前的窟窿竟有硬币大小。报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我坐在联邦法警绿色轿车的后座上，那是我被判监禁以后马上拍的，目的是要让人看到我是多么羞惭，面容憔悴，怕得要死，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事实上，那就是一张一个刚刚把裤子烧了个窟窿的人的照片。
我如今想起了萨柯和樊才蒂。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受害牺牲的事会让全世界的人都坚决地要求公正地对待普通老百姓。然而他们是何许人也，如今还有谁知道，谁关心？
没有人。
我想到了库耶霍加大屠杀，这是美国劳工史上劳资双方流血最多的一次遭遇战。它发生在克利夫兰市，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的圣诞节早晨，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大门前。早在我出生之前。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是俄罗斯帝国版图内的孩童。但把我送去上哈佛大学的人，那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却随同他的父兄站在工厂钟楼上瞭望。就是从那时起，他从一个小结巴变成了一个大结巴，只要有一点急事，就结结巴巴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里附带提一笔，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除了在劳工史上留下一笔以外，早就不复存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被杨斯敦钢铁公司兼并，而杨斯敦钢铁公司自己如今也不过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分公司了。
要心平气和。
是啊，于是我从叠好的床单毯子上举起苍老的手，连击三下。尽管有些愚蠢可笑，是这么一回事：这三下是我从来不喜欢的一首粗鄙歌曲的结尾，我已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这首歌了。如各位看官所见，鉴于过去的经历十分丢人，而未来的命运又不堪设想，这些年来我想尽办法让我的脑袋保持一片空白，什么也不去想。这些年来，我结了这么多的怨仇，我甚至怀疑能否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酒吧侍者的差使。我心里想，我没有什么进账收入，只会越来越蓬首垢面，衣衫褴褛，最后潦倒在穷巷之中，借酒浇愁驱寒，尽管我从来不爱喝酒。
我想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我熟睡在比方说纽约市包里街[6]的一条小巷里，嫌恶糟老头的少年凶犯会提一桶汽油过来，浇我一身，划火点燃。我想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眼珠被烈焰烧枯。
怪不得我盼望脑袋里一片空白！
但是我只能断断续续地保持思想的空白。坐在床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好满足于勉强达到心平气和的状态，那就是尽想些不会叫我害怕担心的事——萨柯和樊才蒂啦，库耶霍加大屠杀啦，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老头儿下棋啦等等这样的事。
完全的空白一片，即使能够做到，也只能持续十秒钟左右——接着就被那首歌所破坏，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清晰地高声歌唱，结尾处需要我击掌三下。我进哈佛第一年在一次男性酒会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觉得歌词粗鄙，很是反感。这是一首女人听不得的歌。如今过了这么多年，这首歌很可能还没有一个女人听到过。歌词作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唱着歌的男子感情粗野起来，不再相信女人比男人更讲求精神，更加圣洁，虽然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坚信如此。
我仍旧相信女人是那样的。这也是愚蠢可笑的吗？我一辈子只爱过四个女人——我母亲，我死去的妻子，一个曾经和我订过婚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我以后要一一介绍她们。现在就说这么一点：这四个女人都比我更有美德，对生活更加勇敢，对宇宙的奥秘更加了解。
不管怎样，我现在要把那首叫人恶心的歌词写下来。近年来，由于我在集团中占据高位，严格说来，那些用粗鄙下流的语言描写女人的作品得以公开发表，责任在我。尽管如此，我现在把这歌词写在纸上仍有所顾忌，这歌词从来没有写在纸上过。曲子倒是个老曲子，也就是一首我称之为“鲁本、鲁本”的小调子，毫无疑问，这调子还有不少别的名字。
读者也必须明白，我听到在唱这歌的不是中年的粗人，而是大学生，都是些孩子。当时正逢大萧条，后来又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还因自己仍是童身而有苦难言，因此完全有理由为当时的女人对他们的期待而感到发怵。当时的女人要他们毕业以后能赚大钱，但他们却觉得这根本办不到，因为当时到处是企业倒闭破产。当时的女人要他们当兵勇敢，而他们却很有可能在炸弹呼啸，子弹横飞的时候，吓得灵魂出窍。在炸弹呼啸，子弹横飞的时候，谁能完全镇定自若，不出洋相呢？何况还有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子弹可是不认人的。你身旁的那个人很可能脑袋开花——喉头血如泉涌。
而女人嫁给你当妻子以后，仍希望你是个十全十美的恋人，包括新婚之夜——既会哄人，又能体贴；既会放荡，又懂体面，能够惹得你心痒痒的；还要对两性的生殖器官了如指掌，好像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
我当时记得一家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大胆的文章。它谈到美国各行各业的男子的性交频率。救火员性欲最旺，一星期十次。大学教授最清心寡欲，一个月才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真的阵亡了，临死前悲哀地摇摇头说：“乖乖——我愿出任何代价做大学教授。”
因此，那首令人吃惊的歌其实很可能是对女人的力量的一种歌颂，对她们引起的恐惧的一种应付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比作猎狮人在猎狮前夜调侃狮子唱的歌。
歌词是这样的：
莎莉在花园里筛着炉渣，
跷起了大腿，
像男人般放个响屁。
响屁的劲儿，
迸破了裤子。
两片娇嫩的屁股——
唱到此处为了收尾，唱歌者要击掌三下。
注释：
[1]世界末日（Judgment Day）：在基督教神学中，指世界将要结束，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天，因此后文中也将其译作“审判日”。这一天，死者会从坟墓中复活，所有人被召集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每个人的最终命运将依他或她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定。
[2]囚鸟(jailbird)：囚鸟是对老犯人的称呼。——译注
[3]“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5名成员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尼克松班底的核心成员接连辞职入狱，1974年时任总统的尼克松也引咎辞职。
[4]芬莱特空军基地（Finletter Air Force Base）：这是一个虚拟的地点，“水门事件”的参与者的确被送到了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但不是在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所有人也并不在一处。
[5]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生的精英教育组织。
[6]包里街（Bowery）：现通常译作包厘街，纽约的包厘街是低廉酒吧和流浪醉汉聚集的地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