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和肯尼思·惠斯勒一起拍的那张照片挂在我在拉姆杰克集团的办公室墙上，就在那张关于被窃单簧管的告示旁边。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听到惠斯勒讲话的那天早上玛丽·凯塞琳用我的折叠式照相机拍的。他在肯塔基州哈兰县做矿工和工会组织者，这次到剑桥市来参加一次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为国际砂纸胶布工人兄弟会在当地的分会募款。
这个工会当时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如今则受一帮流氓控制。说起来也巧，我刑期开始的时候正好该工会终身主席在芬莱特刑期快要结束了。在他坐牢期间该工会由他二十三岁的女儿在她巴哈马群岛上的别墅里发号施令。他同她的电话联系一直不断。他告诉我，如今会员几乎全是黑人和拉美裔的了。但在三十年代，却全是白人——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的人。我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允许黑人或拉美裔的人参加的。
时势在变。
惠斯勒是在晚上讲话的。在他讲话前的下午，我头一次向玛丽·凯塞琳·奥朗尼求欢。在我们年轻的心中，这件事同我们就要听到一个真正的圣徒讲话，甚至接触一名真正的圣徒是交杂在一起的。我想，没有比以亚当和夏娃的身份——还带着浓郁的苹果汁香味——在他面前或任何圣人面前出现更好的了。
我和玛丽·凯塞琳在一个叫作阿瑟·冯·斯屈里兹的人类学副教授的公寓中交欢。此人的专长是所罗门群岛的猎头游戏。他能说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禁忌，他们信任他。他没有结婚。他的床没有铺，他的公寓在布拉特尔街的一所木板房的三楼。
给历史作一注解：不仅那所房子，那套公寓楼后来还被一部非常流行的影片《爱情故事》当作布景。这部影片是我当初在尼克松政府工作时公映的。它到契维蔡斯郡来放映时，我和我的妻子去看了。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有钱的盎格鲁-撒克逊裔学生，不听他父亲的意见，娶了一个贫穷的意大利裔学生，后来她得癌症死了。贵族化的父亲是由雷·密伦扮演的，演技十分出色，这部影片就数他演得好。露斯从头哭到尾。我们有两个原因坐在电影院里的后排：一是我可以吸烟；二是她的背后不会有人叹她体胖。但是我不能专心看戏，因为我对那套公寓和其中发生的事太熟悉了。我甚至在等着看到阿瑟·冯·斯屈里兹、玛丽·凯塞琳·奥朗尼或者甚至我自己登场。
天下真小。
我和玛丽·凯塞琳可以周末借用这地方。冯·斯屈里兹把钥匙给了我。他当时到卡普安去看一些德国流亡朋友了。他当时大概三十岁，在我看来似乎已很老了。他生在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家庭。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希特勒成了德国的独裁者时，他正好在哈佛讲学。当时他不愿回国，还申请了美国国籍，他的父亲从此再没有同他通信。后来他的父亲指挥党卫队的一个军，在围攻列宁格勒[1]时死于肺炎。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父亲是怎样死的，是因为我在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时负责后勤工作，听到了法庭上关于他父亲的情况的证词。
又是这句老话：天下真小。
他的父亲根据马丁·鲍曼[2]的书面指令（此人在纽伦堡受到缺席审判），把围攻时俘虏的所有平民和军人统统枪决。附带一提，列宁格勒的历史还不如纽约悠久。真是不可想象！真不可想象一个著名的欧洲城市，里面尽是皇家珍宝，令德国耗费大量兵力进行围攻，但历史却比纽约还短！
阿瑟·冯·斯屈里兹永远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他本人从一艘美国潜水艇上坐小船划到所罗门群岛去做间谍，当时该群岛仍被日军占领着，他也就没有了音讯。
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我记得，他当时认为定义什么是男人和什么是女人是迫切需要的。否则的话，他认为，他/她们就永远由体制的需要来定义。而所谓体制，他想到的主要是工厂和军队。
他是我认识的唯一戴独目镜的人。
那时，十八岁的玛丽·凯塞琳·奥朗尼躺在他的床上，我们刚刚交过欢。要是把她的裸体画下来就好了——白里透红的娇小身躯。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裸体。她很怕羞，我总是没有办法哄她脱光全部衣服。我自己则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下身正好被窗台给遮住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是雷神。
“你爱我吗，瓦尔特？”玛丽·凯塞琳朝着我的光屁股问。
我除了回答“当然我爱你”以外还有什么好回答呢？
门外传来敲门声。我原来告诉过《海湾进步报》的联合编辑，有急事的话可以到哪里去找我。“谁？”我问。
门外有一阵柴油发动机一般的声音。这是我的恩主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他决定悄悄地到剑桥市来亲自了解一下，我用他的钱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因为口吃说话像一台发动机。他口吃是因为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发生的库耶霍加大屠杀。他结结巴巴地想说出自己的名字来。
注释：
[1]列宁格勒（Leningrad）：即现在的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
[2]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1900－1959）：纳粹“二号战犯”，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子，人称“元首的影子”。但二战结束后，马丁·鲍曼神秘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