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是女佣们的亲戚，我跟她们相处融洽，喜欢坐在她们中间，待在拖过地的厨房里，靠在壁炉旁听她们讲稀奇古怪的传说和令人困惑的幻想，直到母亲找到我并命令我回屋。在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女佣面孔里，我想起一个人称“大管家夫人”的女酒鬼恐怖的脸。她多次醉醺醺地攥着菜刀从楼上下来，危险地胡乱挥舞，扬言要杀掉孩子们，杀掉我母亲，直到家人叫来警察，这才兴师动众地将她捉住。大管家夫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执刀亮相，趁邻居们毫无戒备，活像希腊戏剧中瞎了眼睛的命运使者；女佣、大人和孩子们都被吓得四散奔逃，躲到储藏室、地窖或阁楼里；疯婆娘的手里刀光闪闪，她在走廊里左冲右撞，很像童话中要捉孩子当午餐的凶恶女巫。这个大管家夫人，就是造成我童年时代神经官能症和精神过敏的罪魁之一，我对她怕得要命，犹如老百姓害怕魔鬼一样。自然，我从女佣们那里，也染上了不少对迷信与巫术的心理恐惧。大管家夫人在我们家里没待多久，有一天就“被肚子里的酒精突然点着”，我们幸好摆脱了她；许多年后，她为自己找到一个快乐的解决方式。在当时，没有人想到大管家夫人实际上已经病了，她患有酒精导致的震颤性谵妄，应该被送进疯人院。然而，没有人会把女佣送进疯人院，估计在人们的意识里，疯人院是个很高档的去处。
楼长是一位颇有威望、脚蹬猎靴、蓄着捻尖了的八字胡的匈牙利大管家，模样正像扬库·亚诺什[66]在作品里刻画的那样。他在州政府工作过，身穿带穗的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是一个舞台感很强、态度傲慢的匈牙利人；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拿起笤帚。当然，他把家务事交给妻子做，自己则保持一副做派高贵、恪守传统的绅士形象，挣钱抚养两个儿子。楼长的两个儿子小时候都曾是我的玩伴，其中一位机械专业毕业，后来改行当了水手；另一位上高中时，母亲将他打扮得优雅得体，当作贵族培养。楼长过着优越的日子，每天都喝白酒，两个儿子穿体面的衣服，这一切都来自楼长夫人挣的血汗钱，来自看门费、倒垃圾费、洗衣费和熨衣费，因为楼长夫人为整栋楼的邻居洗衣服，搓衣服，熨衣服。两个儿子被成功地培养成了有教养的绅士，从学校毕业之后，都在战争中阵亡了。从那时起，楼长夫人开始酗酒；后来，这对酒鬼夫妇从楼里被撵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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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居住的这栋楼和这套公寓。饭厅的窗户朝向一家大饭店，那是全国最大的豪华饭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兼国王也曾在那里下榻，并且用过一次午膳。当时，在这附近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家饭厅的窗户正对着饭店一层“国王套房”的窗户。有一次，我弟弟得了猩红热，我们也在那套非同寻常的客房里住过，但是由于紧张和兴奋，我整整一夜没有睡着。承租这家饭店的是一位棕红头发的酒馆老板，那次“国王驾临”，他胆大包天，居然向管理部门递上一张天价的账单；尤其是陪同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司仪官大光其火，对嗜钱如命的酒馆老板大加斥责，说他给全城人带来了耻辱。饭店餐厅通向一座高大的礼堂，那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朗读会和全州庆典晚会，以及当地舞蹈学校“舞会彩排”之类充满科隆香水气味、带着晦涩和困惑记忆的儿童娱乐活动。饭店楼上有一间小活动厅，专门用来教城里年轻人跳舞和礼仪。年长的舞蹈教师有一位气质格外高雅的助手，T先生，他从头到脚都洒了某种桂皮味香水；也许是香味太浓了，浓得让人反感，让我怕他，以至于我拒绝接受他的意见，永远没能学会跳舞。活动厅里点的是煤气灯，伴着永远沉闷的钢琴声，小舞女们翩然起舞，当时流行“波士顿舞”，我们还特别学习了波尔卡舞，比如蒂沃利的兰德勒舞。“有几种动作，一辈子都用得着！”跛足的舞蹈教师K先生对那些怏怏不乐的左撇子女学员说。他穿着晨礼服在“出身于良好家庭、心性孤高的孩子们”中间快速跳跃，清晰地演示那些“一辈子都用得着”的动作要领。K先生的那个原创动作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男舞者从背后走近女方，舞步让人联想到公羊的跳跃，时而从右，时而从左，踏着四三拍的节奏不时向前探身去看女伴温柔、羞涩、充满期待的笑脸。胭脂膏味、孩子的头发味、年轻躯体的汗味、永远漏气的煤气灯味跟T先生桂皮型的香水味混合到一起，使厅里到处弥漫着永不会褪色的兴奋记忆，这是孩子们的爱的味道，直到今天，无论我在哪里，只要听到四三拍的波尔卡舞曲，就能嗅到这股味道。
透过我们家餐厅的窗户，可以看到方石铺地的宽阔广场，每天早上，运货夫和赶集者都聚集在那里，组成一幅色彩炫目的图画，就像是亚洲的某个集市。在广场一角，在我们家窗下，每天中午都人声嘈杂，不是伴随着送葬队伍的《亡人弥撒曲》，就是军人葬礼上铜管乐队吹的《葬礼进行曲》。对于城里的亡人，送葬者和神职人员只送到这儿，在这里祭奠灵柩，随后神父、火炬手和送葬者坐进酒馆，几匹全套殡仪披挂的黑鬃马从那里继续拉着殡仪车，以更快的速度朝墓地驶去。在我年少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天下午两点整，当女佣端来午茶，窗下就会响起《葬礼进行曲》，都能听到神父用拉丁语唱诗的声音和军乐队嘹亮震耳的哀乐声——几乎每天中午，惶惑和悲痛都会绞痛我的心。我所感到的这种惶惑，其实并非源于莫名、残酷的死亡秘密，而是母亲僵化的教育原则，她有一次——也是永远地——禁止我们离开餐桌去看各种各样不知来历的陌生死者。如果是为军人送葬，半小时后管乐声会再次奏起，不过这时演奏的是欢快、跳跃的曲调，以此宣布“生命已经超越死亡的捷报”（有位教廷教师这样向我解释军乐队从墓地归来后的欢乐情绪）。有一段时间，军人葬礼隆重的送行仪式也诱导了许多步兵抑郁自杀；多愁善感的农村大兵在他们的遗书里坦言，他们羡慕那些享受隆重葬礼待遇的同村伙伴，他们也不能胆小地苟活，所以要追随他们的好战友去死，并请求家人、熟人和哥们儿不要嫌累，一定要跟着管乐队一起将他们送到墓地。有一阵子，自杀像瘟疫一样在大兵中传播，他们竞相用执勤的步枪饮弹自尽，为了能让自己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有乐队伴奏的盛大游行，军乐队会陪未婚妻一直抵达墓地。后来，军队部门禁止给自杀的大兵举行有军乐队送行的隆重葬礼。瘟疫这才渐渐过去，大兵们要琢磨一下，值不值得为一个没有音乐的葬礼去死。
在大广场边的一幢平房里，有一家名为“黄金梦”的小酒馆专门贩卖味道很酸的赫尔梅茨葡萄酒，那里整日挤满了运货夫。这个地方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直到中午，拉茨家的厨房都在烧饭，一群头戴绵羊皮帽、鞑靼人长相的家伙站在赶集马车旁，他们披着羊皮大氅，手攥马鞭，带着坚如磐石的尊严和耐心；在赶大集时，来自奥巴乌伊、伯尔索德、泽普兰和格莫尔郡的运货夫拉来了季节性的紧俏货，脚蹬高筒靴、头戴圆礼帽、身穿皮坎肩的斯洛伐克马车夫则兜售木材、松乳菇、干奶酪、羊乳酪、甜奶酪和填在羊肚里的奶酪球。在这个广场上，巡回马戏团支起帐篷。这里还搭建起全城第一座电影院，用自己开发的发电机供电，放映在各个城市间轮流放映的、可怜巴巴的几部片子。“萨拉蒙国王举起了右手！”在电影院观众席上的一个漆黑角落，配音者大声旁白，这时候，在剧烈抖动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正在活动手臂的模糊人影。那时候看电影，人们并不太注意影星、导演和布景；当然，那时的观众也没见过多大的世面，他们瞠目结舌、屏息静气地看着屏幕上的人活了起来。这个四方形的大广场上，每时每刻都展现着激动人心的热闹景象。演杂耍的、走绳索的、变魔术的巡回剧团在这里安营扎寨，跑马的、展览全景画的也在这里支起帐篷，在这里可以看到“胚胎发育”和“真人大小、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的列奥十二世教皇”——那尊垂死教皇的恐怖蜡像很长时间都在我的噩梦里挥之不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动物园，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囚禁笼中的生灵，那幅场景刺伤了我的正义感，我们楼里的孩子们共同掀起了一场“解放动物”运动。在这个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群殴，至少看到了一触即发的群殴序幕：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建筑工人们跟克扣他们工资的工头打了起来，警察赶来营救那个狼狈不堪、穿大衣的家伙，广场上越聚越多的工人转而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穿乡下花裙、戴粗布头巾的村妇和披着羊皮袄的农夫也卷了进去，在广场的一角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弯刀和匕首寒光闪闪，已经谁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为什么打，仿佛某种原始的愤怒毫无因由地骤然爆发……我们从家里的阳台上俯瞰了这场最后以宪兵队登场告终的特殊“革命”；宪兵的头盔上鸡翎飘舞，他们戴着白色手套，肩扛长枪，腰佩长刀，精神抖擞、节奏统一、步伐矫健地列队而来，在他们展开进攻的阵势之前，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情景异常恐怖，人们相互并不很理解，只是彼此发泄长期以来掩藏在某个角落的可怕的愤怒。透过我们家漂亮居室的窗户，我能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大广场上的有趣场景。我想，就在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世界的某个“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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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木柴驱动、箱柜外观、像咖啡研磨机似的一路嘎嘎作响的小火车，沿着中央大街朝着位于郊外的切尔梅伊度假村方向行驶；在有轨电车出现之前，正是这种古老而特殊的交通工具担负了城市的公交运输任务，现在，它主要是在夏天运载郊游的旅客。当道路被第一场瑞雪覆盖，小火车被关进库房几个月，一直要到春天，那熟悉的哨声和悦耳的铃声才会重新沿着宽阔的马路愉悦地欢叫。长长的中央大街（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都精确地知道，那条路整整有一公里长）的一侧是贵族们散步的地盘，仆人、大兵、平民和穷人则走在路的另一侧。享用“贵族步行街”的成员们相当谨慎，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走到马路对面无产者的那一侧；几十年来已经约定俗成，行人自动划分成两个群体，仆人们也很谨慎，生怕稀里糊涂地走到老爷们专享的那一侧。既然在生活中，他们活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为什么要在街上混到一起？“步行街”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成为“老爷街”，晚上六点之后贵族们再次在那里汇聚。在大教堂的一角，在欧尔班钟楼前的空场上，站着一群法学家和军官，还有身穿波兰裘皮大衣、脚蹬白色长靴的州郡显贵，因为都市风流子的装扮更符合沙洛什州的时尚。入夜时分，在剧院门前，在大教堂和中央大街路边的一座伯爵府邸前，许多衣着高雅、仪态庄重的人在“步行街”成群结队地散步。在身穿深色服装的人群里，偶尔可见一个亮点，那是出门散步的“白衣主教”的奶油色教袍。这些杰出的教育者过着丰富多彩、视野开阔的社会生活。每天晚上，剧院里都能见到身穿黑色夜礼服和绸缎马甲的显赫人物站在演出大厅的前排，倚在将乐队与观众席隔开的乐池壁板上，或者双臂抱胸，或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将望远镜举到眼前，神态自若地寻找包厢里的熟人，感觉像路易国王的宫廷显贵们在凡尔赛宫的剧院里。态度和蔼的神父们，总能吸引到“步行街”上众人的目光，他们世俗化的行为举止，很难让人联想到戒律严格的神职人员生活；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俗化的、富有人味的行为举止，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