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否向农民强征暴敛？我觉得没有。他们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们也“必须靠什么活着”。只要让农民“劳作”，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后来，当安德列大叔由于过于复杂的家庭矛盾而放弃了这个职位时，一位来自首都的金融师接替了他，那人怀揣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来到我们城市，就像一位殖民总督，结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经理显然出于善意，但过分大方地将储户们的钱大笔贷给了波兰葡萄酒经销商们，波兰人收购了当时的“山麓牌”葡萄酒，银行在那场商业游戏中损失惨重，损失数额以百万计。父亲偶尔跟我提起这事，当时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储蓄者的钱；他找到那位当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总督的首都金融机构负责人，那位以绝情著称、国际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银行行长看了那份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后耸耸肩回答：“那就让这些先生们破产吧。”我父亲不动声色地提醒他说：“这样也行，那我就把这份材料带回去；不过在平衡表上也将留下您尊贵的名字。”那位声名显赫的银行行长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按了一下桌铃，对应声进来的经理说：“我们百分之百支付。”就是这句由三个词组成的豪迈话语，让佩斯银行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储户们不仅拿回所有的存款，还得到了利息。作为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美丽传说之一，这个故事我听人讲过许多次。
5
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几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对面一层楼的一套三室公寓内，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很爱生气，烦躁不安；在我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像对待复活节彩蛋[19]那样小心翼翼。他有一颗骄傲而孤独的灵魂，本想当一名工程师，他对技术性的东西要比当兵在行（他在炮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想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技术领域。据说“当时大家都央求他延长服役期”，至少家里人后来都这么讲。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秉性、天赋和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非常适合军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轻视的工程师行业，他总是忐忑不安，烦躁易怒，感到受辱，总是有许多“难堪事”。总之，让人觉得他在生活中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人们对工程师和医生的职业抱有歧视，认为不适合绅士去做；出身显贵的年轻人自然应该投身法律，不应该给人灌肠或摆弄容器或游标卡尺。我们家族在上世纪末，在外地，在等级意识严重、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对我叔父的“脏躁综合征”[20]（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时年轻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21]的诊所里观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术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家的祖上是撒克逊人[22]，在17世纪移居匈牙利，忠诚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我的太祖父被利奥波德二世[23]册封为贵族，并被赐予“巴尼奥[24]伯爵·克里斯托夫”封号，主管马拉马洛什州[25]的皇家矿井。民族解放战争[26]期间，出于对匈牙利的热爱，我们家有许多家族成员参加了贝姆将军[27]率领的革命军。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维拉古什缴械[28]后遭到降职，先后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兰的皇家军团服役，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名衔，退休时官至皇家卫队长。但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家族在维也纳享有很好的声誉，被视为“忠诚分子”[29]。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为老布达总督时，曾去维也纳觐见过弗朗茨皇帝[30]。“我对匈牙利国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维也纳写信给远在马拉马洛什州的弟弟说，“在这里住宿的开销非常昂贵，每天仅客房和取暖的开销就五个福林[31]。皇帝亲切地接见了我，并且提到我们的父亲。‘对，对，’他用德语说，‘我听到不少对你的夸奖。’”很可能这位有着德国名字的官员于1828年受到皇帝亲切接见时，获得了皇帝和蔼的赞赏，并在宫廷里被划为“拉邦茨派”[32]。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家站在了起义者一边，并将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33]政府特此颁发了批文，并于1848年8月将决议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从信念和行动上看，他们都是狂热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亲和他的弟弟。当地的外族家庭对匈牙利持有的这种热烈、真诚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贵族家庭不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这些自愿融入匈牙利，并且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容忍某种与生俱来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逊铁匠，我认为，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某种特殊的、对我来讲毫不轻松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执的“责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种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共生仍无法释解的异类感和外族感。从精神上讲，我们家是复杂而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不仅是就“出生证”而言，从本质和观念上说也是这样。我们本能地回避新教徒，在社会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出于本能地回避我们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提这个。
不管别人怎么“接受他”、承认他都无济于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烦恼。即使他拥有撒克逊人的血缘、德国人的名字、奥地利的贵族名衔，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属于这个世纪末的匈牙利贵族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假如有谁能让外人感到从其骨子里散发着匈牙利贵族意识的话，那就是他了。他总是搜集家族的各种证书和纹章，喜欢绘制王冠，还将我父亲、母亲的家族纹章合二为一，设计出“统一的贵族家徽”（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那些资料，因为我母亲是摩拉维亚[34]穷磨面工的后代，我怀疑她的家族从来就没享受过贵族特权；另外，我母亲和她的亲戚们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关心）。这种“贵族行动”最终以特殊的方式使他获得了一种傲慢而焦虑的内心表达：回避州里的社交圈，从来不跟那些人为伍。他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在波斯尼亚修建铁路和隧道，后来搬到了阜姆[35]，在那里受一家法国公司委托修建了一座供电站，至今都为达尔马提亚[36]海滨提供电力。在这期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位温柔娴静的诺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剧作家的后代。我小的时候，曾在那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诺格拉德城堡和园林里度过许多个夏天。在那里，叔父带我阅读了那位古代的、拥有不羁灵魂的、在雄性时代的黄昏近乎发疯了的匈牙利天才剧作家写下的许多诗歌。正是这种“文学的亲属关系”，使叔父在我眼里顶了某种奥林匹斯的荣耀光环。事实上，他对文学懂得并不是很多。他还单身的时候，曾住在我家对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里，活得“逍遥自在”，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他雇用男仆，经常会扇仆人的耳光；由于这些原因，我小的时候很怕他，后来又对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阶层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凄楚地隐居在诺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庄里。在那里，他就跟在我们中间一样缺少“在家”的感觉，就跟他在同事们中间一样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郑重、公开的反犹分子；假如有谁提醒他说，就其本质而言，在那些愤懑挣扎的阶层之间，这种“我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姿态本身有着多么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换句话说，具有犹太特征，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震惊。
6
这栋楼里有两家“店”：白天，银行接待往来的客户；夜里，楼下那家被称作“咖啡馆”的简陋巢穴，通过女跑堂和赛猪游戏掏空那些游手好闲的市民的钱包。对于底层的喧哗，楼里人觉得十分自然，宽容地忍受。居民们，包括在道德问题上相当苛刻的家庭，根本不会因为楼下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这家“咖啡馆”对喜欢在白天喝咖啡、读报纸的客人们不感兴趣，因为它白天根本就不营业。到了傍晚，滚帘才会卷上去，几张铁皮桌靠墙摆放。“酒吧”里面，染过头发、穿着入时、体态丰满的女人们调蛋黄烧酒，沏俄罗斯茶。（那时候，香槟酒还属于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即使阔绰的军官们也很少能享受这样的挥霍——另外，在我们这座城市，几乎还没有“阔绰军官”这个概念，因为骑兵团驻扎在离我们五十公里外的相邻城市，而在我们那里扎营的炮兵和步兵军官们则更青睐朴实的喧闹、蛋黄烧酒和廉价葡萄酒。）光临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贩子，赶集商贾，乡村地主和来自周边地区、偶尔过一次夜生活的犹太房客。“绅士”只有酩酊大醉时才敢去那儿，这种时候，他们放下机械操控的铁皮滚帘高歌狂舞，声音大得能够吵醒睡熟的邻里；但是，对如此混乱的喧嚣，居民们不可思议地予以容忍。“咖啡馆”在楼下开了许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琐事；在这座四万人口的城市里，总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维持市民们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纳·安德拉什[37]，我从小就认识他们，能够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警察局设在一幢意大利风格、带有门廊、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不过大多数房间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带油布篷的小推车从街头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铁杆儿酒鬼们会在那里一觉睡到酒醒。卖淫，是一项较为优雅、显然也更昂贵的营生，每个夜晚都在我们楼下的“咖啡馆”里进行；有的时候，那里也发生肉搏战。有一天夜里，整栋楼都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大人、小孩都穿着睡衣拥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楼长正挥着一把扫帚揍一个穿长筒靴、留八字胡、模样简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贩子，那家伙用十个手指紧紧掐住一个麦黄色头发的咖啡馆女招待那副本应该被温情抚摸的柔软肉体。那个场面相当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觉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估计这家夜店付了银行一笔可观的租金，所以即便它这么扰乱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坏街坊邻里的安宁，银行依旧置若罔闻。很久以后，银行才跟那家夜店的老板，那个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赋的吉卜赛头领中止了合同，而且并非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因为银行要用那几间房子：这个时候，银行即便少了夜店的这笔收入，也已经能够从容运转。
为了解决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里也开了两家公开的会所：一家稍微廉价一些，简陋一些，开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致一些，俗称“官房”，开在兵器库大街的一栋平房里，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官职较高的公务员和军官。街头的情爱勾当，则在大门紧闭的两家会所之间矮房错落的鲜花大街内进行，经营者不是私人业主，就是情爱街贩。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甜蜜的地下情爱世界。光顾那里的不仅有未婚的年轻人，已婚男子和军官也不少见；偶尔，当地神学院的一些年轻僧侣师生也会鬼鬼祟祟地闪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毫无变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大门和用绿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墙，向路人们泄露了墙内的勾当。城里的绅士们在“泡完咖啡馆后”来到这里，在“沙龙”里享受午夜的欢乐，店主们经常调换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里，这种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是的，当时我还相当年少，只有十三岁；后来出于羞惭之心，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给我留下的记忆清晰而残酷。那次是楼里的一个男孩带我去的，他是香料师的儿子，一个充满野性、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个明媚、寂静的夏日午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进碉堡大街内的“廉价店”里，紧张得牙齿打颤。大门口的撞铃在走廊内回响，大门的左侧有一个挂着垂帘、堆满特蕾西娅时代家具的房间。在镶嵌玻璃窗的房门后面，有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话书中描绘的、《小红帽与大灰狼》里讲述的那只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我们并咧嘴微笑。我们朝庭院里跑去，因为香料师的儿子对这里的地形已相当熟悉，庭院的一侧有一面石墙跟街道相隔，底层和楼上的房门一字排开，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监狱或医院里那样。我们连“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只翅膀被剪、已被驯服的猫头鹰在院子里散步。后来，楼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悬廊上，她将铁罐里的水泼到庭院里，然后转身回到房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一动不动地紧贴墙壁，我那位爱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安静得真跟监狱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