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说：“月月，你别跟那些老侦查员学油了，在咱们队里有句老话——谁能把领导给难住，谁就有本事。你也想来这套是不是？告诉你，干咱们这行，什么事都得自己动脑筋，提问题谁不会，碰上情况你自己去想办法，别让我教你！”
我说：“我哪儿敢难为领导呀，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今天我不拿你当领导，你就算我老师吧，你告诉我要是出了那些情况怎么处理才妥当。”
队长这才得意了，说：“这些问题你们在刑警学院上大学老师没教你们吧。哼，我不是说的，那些讲师教授净是纸上谈兵，没几个真搞过案子，理论能编一套一套的，光侦查两个字的定义，就能讲一节课。可要真让他们操作一个具体的侦查过程，就算能搞下来，也得是冤假错案。”
我笑着吹捧：“要不说想要有真本事还得拜您为师呢。”
队长说：“你放心，我今天上午已经和亚洲大酒店的保卫部布置好了。潘小伟房间里的电话，酒店已经做了处理，只能打进来，不能打出去。你别忘了，他的钱包可还在我们手里，他现在身无分文，连打投币电话都没法打。他要是和什么人接触，你即便当时没法制止，也一定要掌握他接触的是什么人，年龄、相貌、性别、装束，怎么和他接触的，等等，你得清楚。他要是想一个人出去，那不行，就明告诉他不行，不安全。我想他现在不敢不听我们的。”
薛宇在一边冷冷地说：“潘小伟英俊少年，是个小白脸。你别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别让人家给腐蚀了就行。”
薛宇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因为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听到过很多关于我的这类刺耳的话。所以我特敏感，我忍不住抢白他，我说劳您这句话提醒，看来我这回还真得犯一回错误，你就等着瞧吧。
第6次谈话
吕月月：咱们每天这么闲聊您觉得有意思吗？您是不是特别想早点知道这把小提琴的结局？
海岩：不，一件事的结局固然很重要，但真正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常常体现在事情的过程上，结局有时反而不那么重要。
吕月月：那天中午我和薛宇在队长家领了任务之后，回到办公室准备了一下，我回家，啊，也就是回我妈临时住的那个地方换了件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去发廊匆匆做了做头，就去了亚洲大酒店。我得收拾得像导游小姐模样。
海岩：你这种女孩用不着特别打扮，不打扮也很夺目。
吕月月：我的好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两年到夜总会工作以后买的，我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很穷，上大学后我妈每月给我寄100块钱，一个月的吃喝、买书、零花、买衣服统统全得在这里边开销。上班以后稍稍宽松些，但要买好衣服肯定不行。干警察能有几个钱？
海岩：我觉得你很会打扮，分寸感好。
吕月月：以前我根本不会化妆，可以说是到夜总会以后才慢慢学会的。在夜总会那种地方上班，妆要化得稍微重一点，不能太淡了，否则老板觉得你无精打采。那天我也简单化了点淡妆，很淡，可薛宇看了就说又不是办喜事，干什么涂脂抹粉的。我说你闭上眼别看我。薛宇又改口，说讲实在话你稍微一化妆，那些电影明星全没戏了。（笑）
我们那天是下午四点多钟一起去亚洲大酒店的。薛宇让等候在门口的一位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悄悄从酒店的职工出入口进入饭店。我从正门进去，直接上了九楼，按响了904号房门。
开门的是刘保华。他冲我点了一下头，放我进去。这是一个很豪华的套房，刘保华让我坐在外屋的沙发上休息，并且帮我倒茶，他小声说月月你今天可真漂亮。我问他队长来了吗？他用手指指里屋，我这才注意到里屋有人正在交谈。队长、副队长和处长他们三个人都来了，正在里面和潘小伟谈话。刘保华进去，附在队长耳边说月月来了。队长点点头，叫我和刘保华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们就在外边等。
里边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用力去听，从口音上听当然是潘小伟的声音。他在说小提琴的事情。
“小提琴的事我很早是听我家的一个菲佣讲起的，她讲是我大哥在一个做古董生意的黄老板手上买的，那黄老板最初开价五万美元，最后以一万美元成交，卖给我大哥的。这些事情菲佣从哪里知道的我不清楚。”
接下去是处长的声音：“据我们知道，这把小提琴的价值至少在百万美元以上，做古董生意的人不会不清楚吧，一万美元怎么舍得割爱？”
潘小伟说：“我只知道这把琴是黄先生从一个大陆人手上买下的，可能很便宜的，他们做古董商的我相信应该明白这东西的来路不是很合法，这琴是没办法公开标价去卖的！弄不好警察是要来查他的。黄先生和我大哥很熟，是老朋友了。以前好像欠过我大哥的情分，所以很便宜就把它卖给大哥了。我大哥胆大，一般人有钱也不敢买这种黑货的。”
伍队长这时候开口问了一句：“这琴你大哥买了，他是不是就再拿出去卖呢？”
潘小伟说：“我不管他的事的。”停顿片刻，又说，“他手下一个马仔说好像他把琴送到泰国去拍卖过。可我大哥不肯透露我们家族的身份，所以没有卖掉。人家花这么多钱，又不知道卖主是谁，一般不肯担这个风险的。当然也可能是大哥开价太高了。我不大懂收藏，我觉得有了钱应该做别的事情。”
李向华问他：“开价多少你知道吗？”
潘小伟说：“我不知的，我大哥不和我谈这些事。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就不许我知道这些事，他也不准我大哥教我这种事情。”
伍队长问：“现在这把琴还在你们家吗？”
潘小伟对伍队长他们这种连珠炮似的刨根问底似乎有点反感，闷了一会儿，没好气地说：“我没见过这把琴，我不知呀。”
里屋沉默了片刻，处长开口，他说：“潘先生一直是在台湾和美国念书，今年大学刚毕业是吧。据我们了解，潘先生无论在台湾、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是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违法活动。我们是很赞赏潘先生这种立身处世的生活态度的。”
潘小伟这时插了一句：“谢谢老先生夸奖。”我们处长有五十多岁了，显老。
处长见潘情绪有缓和，就又往深里说下去：“潘先生虽然一直在国外生活，但毕竟是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我相信潘先生是有一份爱国热情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潘先生能够不计个人和家庭得失，积极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件失踪的国宝，中国政府也会记住潘先生对祖国的这份贡献和爱心的。”
处长虽然说的全是大道理，可对潘小伟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鼓动的作用。潘小伟犹豫片刻，终于说：“小提琴，可能，在我大哥手里。我爸爸去世后，家里现在是我大哥掌门。这样的事情是他说了算。”
李向华说：“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多做说服工作，说服你大哥交回这把提琴。”
潘小伟没有搭李向华的腔，沉默不语。处长显然是不想再度谈僵，适时补充说：“我们可以按照当初潘家买这把提琴的价格给你们做出补偿，不让你们吃亏。”
潘小伟说：“你们应该知道的，以我大哥的脾气，再拿一万美金买回去，恐怕……他会觉得太便宜了。”
潘小伟这样一说，处长的话有点不客气了，“你大哥应该知道的，你们手里的这把琴，是中国政府通缉追缴的国有财产！这把琴拉出的调子，可是带着火药味儿啊！”
处长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挺轻松的，其实话说得很重。里屋一下子像被这句话打哑了，没人再吭声，气氛显然已经非常僵了。刘保华原先在看客房里摆放的外国杂志，这会儿也放下来屏息去听里面的动静。好半天才听到潘小伟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琴在我大哥手里。”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可能是潘小伟的少爷脾气上来了。处长和李向华走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送出客厅。处长的脸青着，离开904房间时看到我，只严肃地点了一下头。
伍队长没跟他一起走，他把潘小伟从里屋叫出来。
“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潘小伟没精打采地从里屋出来，看见了我，他好像从未见过似的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他眉宇间闪过一丝笑意。
“潘先生，”伍队长向他介绍，“这是平安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她是专门来陪你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的，我想，你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潘小伟那时完全没有认出，我就是前一天晚上用手枪顶住他脑袋的警察。当时他眼前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他有点蒙。我还算漂亮吧？
海岩：当然，打扮起来，可以说很夺目。
吕月月：他的情绪立即好起来，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对伍队长说：“我们当然会相处得很好。”然后又主动向我伸出手来，“很高兴认识你，”他说，“我们会相处好的。”
我们握了手，我说：“我们早就认识。”
伍队长建议大家坐下来，谈谈这几天的游览日程。潘小伟说好好好，我头一次来北京，哪里好玩我一点都不知道，随你们安排。他对我十分殷勤，拉开冰箱问我喝什么，我说不用客气我不想喝。他说来杯番茄汁吧，对女人的皮肤很有益，我说谢谢不用了。伍队长说月月你就喝吧，没关系。你太客气了，潘先生会拘谨的。潘小伟把番茄汁倒在一个刻花水杯里，放在我面前。那是我头一次喝那种东西，喝不惯。
对日程的安排其实早就定了，是伍队长根据我对北京主要名胜古迹的熟悉程度选定的。跟潘小伟说了说，他当然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队长以安全考虑为由，要求潘不要自行对外联络，不要单独离开饭店，在外出活动时，要听从吕小姐的指挥，如此等等交代了一番。
潘小伟笑着看我，说绝对服从吕小姐指挥。这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潘小伟其实在住进亚洲大酒店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和他的家族建立了联系。
在我们这边与潘小伟见面的同时，薛宇由饭店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来到保卫部办公室，在那儿他领到了一套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
海岩：等等月月，你说潘小伟已经和他的家族建立了联系，我没听懂，他是用什么方法联系上的？
吕月月：从前一天夜里我们把潘小伟送回港华中心开始，我们就严密地对他进行了监控，当天夜里潘小伟没有离开房间，也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我们第二天早上帮他办理退房结账的手续时，也没有发现账单里有电话费用。港华中心是用电脑记录客房电话费用的，无论是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还是市内电话，只要一打肯定会有电脑账单出来。我们把潘小伟送到亚洲大酒店以后，照例也设了两名外线侦查员盯住他。当天中午伍队长在他家给我和薛宇布置完任务，下午他和处长、李向华他们一起赶回亚洲大酒店，在上楼见潘小伟之前，先听了一下外线侦查员的汇报。外线说潘小伟中午下来在一楼的夏之原餐厅吃饭，其中有一个外线跟进餐厅要了杯咖啡边喝边装作看报纸，没发现潘小伟在吃饭时和任何人接触，吃完饭以后潘小伟在一楼商店和大堂等处转了转就上楼回房去了。他房间里的电话也被控制了，所以，我们都认为潘小伟至少在这时候还无法和外界联系。
其实问题就出在他中午吃完饭在大堂各处散步的这段时间里。
他在餐厅吃饭时就已经发现有人跟踪他，因为跟他进餐厅的外线侦查员穿的西服不很合身，中午吃饭时间不吃饭，只要一杯咖啡，喝一小时，全让他看在眼里。
海岩：为什么不吃饭？
吕月月：大饭店里的饭，吃得起吗？喝一杯咖啡就要将近二十块钱，这钱回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报销呢。有的侦查员以为进饭店穿件西服便于掩护，可他们那种低档西服土里土气反而显眼。潘小伟从餐厅出来，在大堂和商店里转悠，三转两转把外线给甩了。外线脱梢五六分钟，才在商务中心附近又看见他。他那时已经在商务中心偷偷打完电话，正装模作样地端详摆在过道的艺术品——一只木制的大帆船。对这五六分钟的失控，外线可能是怕受批评，料想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在汇报时只字未提。
海岩：你前边不是讲过，潘小伟钱包在你们手里，他不是身无分文吗？
吕月月：我们也忽略了，只想到他凭手里的房卡和客房钥匙可以在饭店餐厅里签单吃饭，在商店可以签单购物，在娱乐中心可以签单玩任何项目，没有钱包不会影响他在酒店的正常生活，但我们都糊涂，他同时也可以在商务中心用签单记账的方式，随便打多少个国际长途电话。
海岩：他在那儿给他家里打了电话？
吕月月：他打了大哥的手持电话，他把自己这几天发生的情况以及受到警方“保护”的处境，告诉了他大哥。由于时间不允许他细谈，他只是简单说了上面的情况和他的住处，约定了以后联络的方法。
海岩：别看他年纪不大，倒是不慌不忙，像是蛮有经验。
吕月月：不要说我，连我们队长处长在内，开始都被他那张单纯无邪的娃娃脸和短暂清白的历史迷惑住了。我们当时忽略了这样一个因素——他毕竟出身在一个黑帮世家，而且他在北京人生地疏，面对着警方有所用心的保护，背对着天龙帮难以提防的追杀，他怎么能不以百倍的镇定和智慧来应付眼前的一切呢。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男人，他就是再单纯，陷入这样的绝境，也能很快迫使自己老练成熟起来。
海岩：人真是这样，要不说战争年代十八岁就能当师长呢。不久前因为要写一篇专访，我看了一些地方革命斗争史，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很多县委书记，出生入死指挥多少万人的抗租暴动，翻到后来一看，不过二十来岁，真是应了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