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茬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逼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汉景帝这一刀是开对了。“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初分封的王国有的变成了郡县，有的分裂成小国，大都名存实亡。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汉的国祚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马迁把景帝一朝称作“安危之机”，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从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唯独西晋是个例外。西晋开国以后，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半封建半郡县制”，结果是酿成“八王之乱”，自取灭亡。
这样看，晁错岂非高瞻远瞩？
明月何曾照沟渠（2）
实际上，藩国过于强大，必定威胁中央，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共识。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就对汉文帝说过“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的话。当然，袁盎说这个话，只是针对骄横无礼的淮南厉王刘长，不像晁错那样把削藩看做基本国策。但要说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是糊涂虫，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恐怕也不是事实。
然而晁错却几乎遭到一片反对，甚至“世人皆曰可杀”，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巴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像晁错那样急火攻心，还能不坏事？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刘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当然，七国之乱是不是晁错惹的祸，可以讨论。即便是晁错惹的祸，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也可以讨论。问题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袁盎“诛晁错”的建议反倒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这也是晁错被杀的第三个原因——他这次不但“犯了众怒”，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毫无疑问，对于所谓“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当他还只是个秩比六百石的“中郎”（侍卫官）时，就敢对汉文帝说平定了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只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和国家休戚相关、和君王生死与共、和朝廷肝胆相照的栋梁之臣），气得周勃痛骂袁盎，说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诽谤我！后来，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宗室诸公莫敢为言），挺身而出为他辩诬的，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盎（唯袁盎明绛侯无罪）。周勃的无罪获释，也多亏了袁盎的努力（绛侯得释，盎颇有力）。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正派的。这样的正直之士，难道是小人？
袁盎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担任陇西都尉时，“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担任吴国丞相时，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爱（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袁盎知道后，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并不追究。后来，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袁盎又亲自把他追了回来，将婢女赐给他，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七国之乱时，袁盎被吴王扣押在军中，看守他的军官碰巧就是此人，于是袁盎得以逃脱。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这样的仁恕之士，难道是小人？
实际上袁盎在朝廷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武帝时著名的直肠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汲黯是被认为几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数犯主之颜色），直言不讳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后来居上”（该成语即典出于此）的也是他。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礼遇甚隆，甚至让他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平时晋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但如果是汲黯来了，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郑重其事地接见。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难道会是小人？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这哥俩都是“为气任侠”的。季布的特点是“一诺千金”，季心的特点是“勇冠三军”。季心做中尉司马时，连他的长官——中尉郅都对他都客客气气。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外号“苍鹰”，行法不避权贵，皇亲国戚见了他都侧目而视，他也不把那些凤子龙孙放在眼里，却唯独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则最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里时，把袁盎当作自己的长辈，把灌夫和籍福当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侠义之人。灌夫的特点是“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籍福的特点是“左右逢源，善与人谋”。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此外还有剧孟。剧孟也是大侠。袁盎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托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袁盎与季心、剧孟、灌夫、籍福等人为伍，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为袁盎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因为反对梁王刘武谋取储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还不忍心对他下手。这样的死国之士，难道是小人？
其实，不但袁盎不是小人，其他反对晁错的人也不是。比如和丞相陶青、中尉陈嘉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就是“忠厚长者”。此公当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时，但凡发现案子有疑点，就一定退回去重审；实在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则流着眼泪向被告宣读判决书，送他们上路，保证要让囚犯死而无憾。所以《史记》和《汉书》都说他“其爱人如此”。这样一个人如果也主张杀晁错，那么，晁错恐怕就当真有点问题了。
晁错其人
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说，晁错是颍川（在今河南省境内）人，早年追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搁在现在，就是政法学院或政法专业毕业的。学成之后，参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试，因为文字功夫好而当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汉代的太常寺相当于隋唐以后的礼部，掌管宗庙祭祀和礼仪，也管教育，负责选试博士。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是官职，战国时期就有，秦汉因之，职责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来的历史知识，以备皇帝顾问和咨询。太常寺博士考试的结果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补郎，乙科出身的补吏。郎，就是宫廷侍卫官；吏，就是政府办事员。一个年轻人，在皇帝身边做几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难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级别百石。汉制，副县级的吏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长吏（长字读上声）；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读去声）。太常掌故就是这样一个相当于主任科员（科级干部）的“少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