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清朝鼎覆，先生继续活跃于文化教育领域，发扬我国私人办学之传统优势，并注入时代活力，积极探索与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奖掖后进，成就者多；且擅书法，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幼梅并称津门四大书家，世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故颇值得一书。
先生原名严修，范孙乃其别号。原籍浙江慈溪。先世于顺治年间移居天津。咸丰八年（1858年）为避英法联军之祸，举家寄居直隶（今河北）三河县。咸丰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于此。幼年就傅，习字读经；及长，入庠，补廪膳生。光绪四年（1878年），从陈奉周习西学，遍学数理化医等科，终身不辍。光绪八年（1882年）应乡试并中举人。翌年参加会试，连考连捷，中进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严修考中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赐出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严修字梦扶，号范孙，直隶天津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度支大臣。当然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职。
范孙先生科举起家，以才华立身，少年壮志，锐气夺人。在翰林院时，曾向当时名臣张之洞请教为学之道，并信奉“学以致用”之信条。他研读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授编修后，初任会典馆评校官，不久授贵州学政，踏上黔轺五千里之征途。
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的消息不绝于耳，范孙“嗒然若丧”而又无可奈何。抵黔后，目睹边省贫穷，士习闭塞，决意予以更张。甫到任，即赶往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各地士风文情。提出“敦晶励学，讲求实用”，考试时一改旧规，试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试算学。优贡、拔贡之考选，不惟笔答，还亲自主持面试，且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德行。又大胆变通书院旧法，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士子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史外，增设英文和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使之成为晚清贵州首所新型学校。为助学兴教，范孙将自藏书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学舍，并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以供阅览，此外，又以俸银千两筹开书局。范孙诲人不倦，常亲自为学生解答算题，十数月如一日，风雨无阻，使学风为之一振。范孙还大胆革处积弊，明令革除补禀费、封印等费等名目，严禁铺张糜费，随员、家人亦无所取。当范孙任满还京时，竟负债银4000两。离黔后，贵州学界立“去思碑”与“誓学碑”各一通，称其“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可见其为官之清廉与口碑之佳美。
范孙以学政任上之亲身感受，认定科举积弊深重，不除则国运危矣。尤其是中日马关之约，使之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便无从谈起。经多日酝酿，范孙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据《清史稿·选举志·制科荐擢》记载：
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复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复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
此番特科得人虽不能与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相提并论，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张一麟等皆活跃于清末民初，亦一时之选。而当范孙于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却因倡设经济特科为顽固派所不喜，并就此失欢于其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仅留得编修虚衔。范孙大志难酬，便告假回津开设家馆，以推进“西学”。聘张伯苓为馆师，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范孙挺身而出，尽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想方设法，兴办地方教育机构。翌年9月，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资，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为借鉴“教育救国”经验，又两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原设两斋塾学基础上有所拓展，更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此为天津创办正式小学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范孙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三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另设立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是年秋，范孙举荐李琴湘、陈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人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于各学堂任教。
范孙还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间，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私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尤多。
范孙十分注重师资力量之培养。范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馆（民间称考棚，为科举制童试之地。笔者注）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本科、简易科等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以及东北地区学子，为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培养师资力量。年底，又选派部分天津教员出洋考察。同年，开始筹设北洋女子师范，次年正式成立。主要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培养女教员。
由于范孙在教育界影响日隆，口碑甚佳，清廷决定予以任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隶学校司，负责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几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点考察师范及小学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设。同年八月，严范孙回到天津。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的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学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高等师范班最初有学生6人，教师三四人。第二年春，师范班又增招4人。经两年学习。高等师范班于1906年毕业，毕业生有陶盂和、时子周、孟琴襄、严约敏等10人，这是严范孙以个人财力倡办师范的尝试，也是天津最早的师范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办事。严范孙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等地。为推进全省教育，他首创劝学所，设立于直隶各州县，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办法，订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设上，他最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创办了《学务报》，并选派合适人员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又编纂《国民必渎》、《民教相安》两书，印行10万册，以为启蒙读物。1906年上半年，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女子师范学堂1所。
除了兴办学校教育，严范孙还积极倡导并推动天津的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展出日本图书、教具，任人观览，以启民智。1907年，又与人合办《醒俗画报》，为移风易俗而鼓呼。同时，还鼓吹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院”、“范孙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兴办平民教育，开设“贫民义塾”，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并提倡旧剧的改革，亲自指导，在自己家里演出新剧《箴膏起废》，成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话剧。严范孙还与天津、北京戏剧界人士多有往还，讨论戏剧改革，不遗余力支持南开中学的新剧演出。
是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正式行政机关。荣庆为学部尚书，熙瑛为左侍郎，严范孙为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全面负责厘定全国教育规程。范孙到任伊始，便参与起草奏折，请颁“教育宗旨”，提出“全国之人，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理念，以“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以道德教育、军事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等为内容。他参照自己在直隶时的经验，将劝学所推向全国，并公布了《教育会章程》，使教育会成为各省、府、厅、州、县教育行政的襄助机关。
自宣统帝之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后，满洲亲贵乘势控制权力，满汉朝臣严重对立，范孙在学部也多被掣肘，载沣曾几次借题发挥，令其难堪。1910年初，范孙自感难有作为，便离开学部，回到天津。
民国成立，诸事崇新。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推行新式教育。范孙甚受鼓舞，对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等为内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赞同。
严范孙积极筹划并实施教育体制变革，南开中学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范孙与卢木斋、王少泉任校董。而创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严范孙、张伯苓很早就打算创办大学，1916年，在南开中学内成立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就是为办大学创造条件。严、张还曾考察美国的私立大学。张伯苓先行，于1917年8月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范孙也到达美国纽约。张伯苓每天上完课，晚上去严下榻处给他讲教育学。有时他也去大学听课，更多时间则用于考察美国的教育，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人学、康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高等学府，详细了解其办学体制、行政管理、经费来源、教育方法及图书设备情况，对美国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严范孙还从他们当中物色了南开大学的教师。1918年12月严、张回到天津，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南开大学。
春节刚过，范孙便不顾年老多病，偕张伯苓到北京，拜会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同时，为筹集经费，范孙本人慷慨解囊，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又捐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1分8厘，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
范孙不仅以其财力、物力给予南开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其办学思想对南开大学校风之形成影响甚巨。南开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理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均与范孙的教育主张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范孙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灵魂。
1922年，范孙曾打算与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梁启超自上年秋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受到天津学界的热烈欢迎。范孙亲临讲堂，移樽就教。当梁启超提出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时，立即得到范孙和南开大学的支持和响应。1922年下半年，严、张多次与梁启超磋商。但最后因经费未能落实助，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计划终致夭折。
在办学过程中，范孙特别关心学校校风和学生品德的培养，经常到学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发现并奖励优秀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以品行优良才能卓越，很快便得到范孙的格外赏识。1914年9月29日，周恩来到严宅，请范孙题写《敬业》杂志封面，马上得到应允。1916年5月间，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各班纷纷推举本班作文好手一争高低，在校学生已近千人，共有260余人参赛，卷上姓名采用密封方式，由教师集体评阅。范孙亲自参加，审慎评选。结果从40份优秀作文中，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荣获集体第1名。范孙亲自书写“含咀英华”奖旗，颁发给丁2班。以资鼓励。
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26日学校隆重举行毕业典礼，范孙出席，并邀请陈独秀等来宾出席。周恩来取得最优毕业成绩，并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不久，周恩来离开天津赴日本求学。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五四前夕回到天津。9月经严范孙、张伯苓特别批准，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范孙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的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
1920年1月，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曹锐是范孙的妹夫。曹推脱不见，并将周恩来等人逮捕。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范孙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议，动用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范孙书信往还，联系密切。为资助周恩来，范孙特在自家帐目上为周开立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命人转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周恩来对此十分感激。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去拜谢严范孙。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范孙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表现出范孙的气度与境界。
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国学沦丧，传统文化式微，全盘西化之喧嚣甚嚣尘上。而范孙赓续国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壮志始终未泯。1927年8月，他与华世奎，林墨青等人发起成立研究国学的团体，并声言：“窃查中国教育，近年取法欧美，日求改进，而于国学，不暇兼顾，致乏通才。修等鉴于此，爱集合同人募款，组织学会，以讲求国学，补学校所不及为宗旨，名曰崇化学会”。学会成立讲习科，分义理、训法、掌故等科目，招收学员，系统学习古代典籍，延请宿儒名师，定期讲授经义，按期命题试文，严范孙特辟私宅为讲堂，以自己藏书供学员阅读，“亲莅试所，亲书试题。”崇化学会的成立，是其“中学为体”理念在他晚年的反映。
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崇化学会成立不到两年，范孙竟一病不起。1929年3月15日，范孙与世长辞，享年六十有九。
巨星陨落，举世同哀。当时各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大公报》于1929年3月16日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范孙先生之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以兴学为务，慨出私产，发起南开，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至今日蔚华北一大学府。数十年前严氏提倡之诚，赴义之勇，饮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肃色起敬者！”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欧美为南开募款事宜而奔波。闻此噩耗，不禁哀叹天不假人。离开南开远赴欧美之前，范孙尚一切安好，可等到满载而归时，与这位热心支持南开发展的“校父”已是天人永隔，甚至连最后一面都不能相见。情何以堪！伯苓满怀悲痛，召集南开学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发表悼文，以纪念这位一生支持教育事业、支持南开的老人。悼文云：“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之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遵严先生为校父。”国内外的南开校友闻听此讯，纷纷捐款，在南开中学建成“范孙楼”，以兹纪念。
70年之后，即1989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上，严范孙的名字重又唤起人们的怀念。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南开大学为严范孙立了纪念铜像。至今，这座铜像仍安放在南开大学东门内的花园中，供南开学子瞻仰。
光阴似箭，时节如流，但岁月抹不去哲人之光辉。严范孙先生以燕赵英杰，翰林伟器；追求进步，与时偕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滋兰树蕙，桃李满园；品行高洁，日月同辉。诚为玉堂前辈中之佼佼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