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阿瑟·克拉克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有些怪，为什么凡是和教授作对的人到头来总是自己倒霉。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似乎是教授一定采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样对教授就有点不公道了。他可真是一位好心人。除非万不得已，他就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的。我倒不是说他软弱好欺，不好斗，但是他和别人斗起来总是光明磊落，绝不搞小动作，耍小手腕。你说的那件事也许是一个例外吧。不过你也应该承认罗德里克爵士实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我第一次遇见教授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剑桥大学，正在为使公司能继续偿付债款而艰苦奋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一定也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脱离学术界而进入坎坷不平、风大浪险的工业界。但是有一次他曾跟我说，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生平第一次能真正施展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参加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仅刚够支付开销。我们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哈维积分电路，就是那种小巧的电子计算器。这种计算器能够进行微分分析仪的一切运算，而成本仅为后者的1/10。它在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销路一直稳定。对于教授来说，它至今仍然可以说是他的得意杰作。他不断加以改进，几周之内，经过他改良的15型新产品就能上市出售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教授仅有两笔资产。首先，学术界对他是友好的。他们觉得他也许是疯了，但在私下，他们还是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他在卡文迪希学院的老同事们一直为他的产品叫好，帮他作广告，而教授则利用他这些旧关系一文钱不花，免费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第二笔资产是和他打交道的企业家们的思想观点。那些人认为，一个过去曾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对于企业界的种种诡谲狡诈的手段，肯定是一窍不通的，无知得像刚出娘胎的小毛娃娃。当然，这一点对于教授来说恰恰是正中下怀，他就希望他们这么看他。而有些可怜的傻瓜们至今还抱着这种可悲的观点不放。
罗德里克·范登爵士和教授就是为哈维积分电路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你也许没有见过哈维博士。他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科学家的活典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是那一种应该锁在实验室里，每天有人通过窗洞给他喂饭吃的天才。罗德里克爵士利用哈维这样无依无靠的科学家，经营着一种蓬勃发展的事业。当他经营的大多数其他行业，由于国家控制而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转而专门鼓励奇特的发明创造。1955年颁布的私人企业(限制)法就曾试图这么做过，不过这与罗德里克爵士心目中想的根本是两码事。罗德里克爵士首先竭力钻了免税条款的空子，逃避纳税；同时又通过攫取类似哈维这样傻乎乎的发明家的基本专利权，来控制工业界，使工业界成为他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曾经把罗德里克爵士称为拦劫科学家的强盗，这顶帽子对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了。
哈维把他的积分电路专利卖给我们后，就回他的私人实验室去了。我们只是在一年后才听到他的一些情况。那时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能求重积分的绝妙的电路。教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这篇论文，而哈维当然也想不到去提这件事，因为他当时又在忙别的研究了。然而这一耽搁却坏了事。罗德里克爵士手下有一帮专事刺探消息的人，他出钱雇他们，专门让他们给他提供技术性的意见。这伙人中有一个用威吓利诱的手法让可怜的哈维把他新发明的电路全部卖给范登企业公司。
教授自然是气疯了。哈维本人也意识到干了蠢事，自己感到非常的悔恨。他答应今后没有和我们商量之前，跟谁也不签什么合同了。可是悔恨有什么用呢，电路已经落到罗德里克爵士手中。罗德里克爵士紧紧抓着他不择手段搞到的这个电路，等着我们自己乖乖找上门去求他，因为他知道我们别无他法。
我真希望我能参加教授与罗德里克爵士的那次会见。遗憾的是教授坚持由他自己一个人去。大约1小时以后，他回来了，看上去又激动又烦恼。罗德里克这个贪婪的老家伙对哈维的专利竟要价5000镑，而这差不多近乎我们那时的透支的数目。我们猜想教授和爵士分手时一定很欠礼节。事实是，他跟罗德里克爵士说叫他进地狱去，并且把他去地狱的大致安排也给他精细地描绘了一番。
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办公室里砰砰嘣嘣一阵响，接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儿憋得慌，”他说，“我们到城外去吧，这儿西蒙斯小姐会照顾的，走吧！”
我们对教授的习惯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们曾认为他的这些脾气很古怪，可是现在我们熟悉多了。在某些关键时刻，干脆离开城市到乡间去一趟常常会有奇迹般的效果，可以补偿牺牲的办公时间而绰绰有余，何况这又是夏末的一个下午，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驾驶着那辆大型的阿尔维斯牌车——这是他惟一的一件豪华而又必要的私产——沿着新开的西部大公路驶去，一直开到城的尽头，然后打开直升飞机的发动机，爬到半空，这时机下纵横百英里的英国乡村尽收眼底。希思罗机场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见，一架300吨位的大班机正向着跑道降落。
“我们上哪儿去呀？”乔治·安德逊问道。当时他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当中还有保尔·哈格利弗斯，你不会认识他的，因为几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时是生产工程师，而且是工程师中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不可，否则就无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么样？”我建议说。“那儿和那些人造卫星城不太一样，可以换换口味。”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牛津，教授看到几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他就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视一条长长的山谷，整个地方看上去就像从前某个大私人庄园里的一块地方，这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从直升飞机机舱里爬了出来，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教授则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铺在草地上，蜷曲着身体躺在上面。
“到喝茶的时候叫醒我。”他说。5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我们几人轻声地聊了一会，不时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给闹醒了。他睡着时，脸部放松，显得出奇的年轻，可是人们很难料到面具后面正在琢磨着一二十个复杂的计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把罗德里克·范登搞垮。
后来我们大概都打瞌睡睡着了。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的，那些虫子也都热得叫不动了，周围的群山都被烤得闪烁发光，天气的闷热简直好像看得见、摸得着似的。
突然，我耳边似乎有一个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还继续躺了一会，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么东西那么闹。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一个个醒了过来。大家都很恼火地看看周围。
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山谷的另一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村庄的上空飞来飞去。它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村民狂轰滥炸，只不过它扔的不是炸弹，而是竞选的宣传品。每隔几分钟一阵阵变幻不定的风把竞选演说刮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躺了一会儿，想判断出究竟是哪个党犯下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为扩音器只是一个劲儿地颂扬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选票，”保尔气乎乎地说。
“什么作风！这家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差一点就给安德逊扔过来的鞋击中。安德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也许是老百姓请他来演讲的。”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也不怎么能使人信服，只不过想使大家平静下来罢了。
“我不信，”保尔说。“不过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事情所涉及的原则。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不得安宁，简直是侵犯人权，就好像在空中写广告牌一样。”
“我并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财产，”乔治说，“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记不得这以后大家是怎么继续争论下去的，不过最后大家转而泛泛地讨论起令人讨厌的噪音问题，并特别讨论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尔和乔治两人都心平静气地望着直升飞机。不一会乔治说：
“我所希望的是，只要我愿意，我能随时竖起一座音障来。我一直认为塞缪尔·柏特勒发明的在帽子上弄两个护耳朵的帽瓣倒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效果可能会不太好。”
“我看在社交中还是有效的，”保尔回答说，”即使最惹人讨厌的唠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装模作样地往耳朵里塞耳塞，那他也会有点泄气的。不过设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设音障必须消除空气，而消除空气却又不实际。”
教授一直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事实上他好像又睡着了。突然他打了个大呵欠，站了起来。
“该喝茶了，”他说，“上迈克斯店去吧。费雷德，这回该你掏腰包了。”
大约过去了一个月以后，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由于我是负责给他搞宣传和一般联络工作的，他通常总是把他的新想法先给我说说，看我是不是听得懂，是不是认为这些想法有用。哈格利弗斯和我常常努力让教授如脱缰野马似的思想能有所控制，使教授的所做所为切合实际。不过我们也并不总能说服他的。
教授先开口问：“费雷德，你还记得那天乔治说的音障这回事吧？”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件事。“噢，有这回事，不过这种想法十分荒唐，你一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吧？”
“嗯。关于波的干扰这方面你知道些什么？”
“知道得不多，你给说说吧。”
“假定有一列波，这儿是波峰，那儿是波谷，如此类推，然后以另一列波，加在前一列波上，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想这就要看你怎么加了。”
“对！假定把两列波合在一起，一列波的每一波谷和另一列波的每一波峰相合。”
“这样就全给抵销了，什么波也没了，我的上帝！”
“完全正确！假定我们有一个声源，在声源近处放上一个麦克风，把输出接到一个倒相放大器上，由它来带动扩音器，让输出振幅总是自动调节，与输入振幅相同，但相位不一，那么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这似乎不太合理……不过理论上说应该是没有声音了。这里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这只不过是反反馈的原理。这一原理在收音机上用了多年了，目的是消除你不需要的干扰。”
“这我知道，可是声音不像大海的波浪那样，它没有音峰、音谷，声音只是空气中一系列的压缩和膨胀，对吧？”
“是这样的，可是对这一原理毫无影响。”
“我还是不相信这能行得通。你一定在哪一点上没有……”
这时，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很怪很怪的事。我还在说着话，可是自己却听不见了。房间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一点声响。教授当着我的面拿起一个很重的压纸的东西，然后撒手让它掉在桌上，这块东西打在桌上又弹了起来，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接着他动了一下手，房间里又骤然充满了声音。
我沉重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
“太糟了，要不要再给你示范一次？”
“别，别了。真把我给吓坏了。你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教授咧嘴笑笑，拉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抽屉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组件。一看焊头和那些缠得乱七八糟的导线我就知道，这显然是教授自己手工做的。电路本身看起来很简单，设计没有现代收音机那么复杂。
“扩音器——如果你能把那个东西叫扩音器的话——现在放在那边窗帘的后面，不过完全可以把扩音器做的很小巧，甚至可以随手携带。”
“这个扩音器的扩音范围有多大呢？我是说，这该死的玩意儿总得有个限度吧！”
教授指了一下看来像通常调节音量控制的东西。
“我还没有作全面的试验，不过这一套东西可以加以调节，在半径为20英尺的范围内可以把一切声音全部吸收掉，20英尺以外，另外3英尺范围内声音能大大减少，再远的话就又恢复正常。只要加大功率，那么要在多大范围内消音都可以。这套东西只有3瓦的消音输出功率，所以特别响的音就消不掉，不过我想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做一台新的装置，使阿尔伯特大厅什么都听不见——虽然我能把这套装置的消音功能扩展到韦姆伯莱体育馆。”
“好吧，现在你把这套东西弄出来了，那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教授高兴地微微一笑。“这就是你的事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不懂实际的科学家。在我看来应该可以有很多用途。不过这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想给人家来个出其不意。”
这种事我已习惯了，所以几天后就把教授要的报告给了他。我和哈格利弗斯讨论了实际生产方面的问题。看来制造这套设备似乎并不困难，所有部件都是标准化的，甚至放大器的抑制器只要你见过怎么做的也并不神秘。这一发明的种种用途也是不难想象的，我真兴奋得要忘乎所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装置算得上教授的最佳杰作了。我确信可以把这种东西搞成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教授认真细致地读了我的报告。他好像在一两点上有些猜疑。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才能生产这种消声器。”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一发明取名为消声器。“我们既无工厂，又无人员，我现在又急需要钱，马上就要，而不是等上一年。范登昨天来电话，说他已找到了购买哈维专利的人了。我并不信他的话，不过他说的也可能是实话。积分器比我们这东西要重要多了。”
我很懊丧。“我们还不如把许可证卖给一家大的无线电公司呢。”
“对，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不过还有一两个问题要考虑考虑。我想到牛津去一趟。”
“干嘛要去牛津？”
“你知道，人才并不都集中在剑桥。人才已经有些过剩外流了。”
我们在这之后有3天没见到他。他回来时看上去十分得意，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原来，他口袋里装有一张1万英镑的支票，支票是开给R·H·哈维的，又转让给电子产品公司，支票上签字的是罗德里克·范登。
我们都冲着教授嚷嚷起来，而他却坐在写字台边一声不吭。安德逊骂得最凶，因为说起来他毕竟是总经理嘛。而最让人恼火的是罗德里克爵士已把消声器买了下来，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去。
教授似乎还是很高兴，他并不吭声，一直到我们骂得筋疲力尽。好像是他自己让哈维把消声器作为自己的发明卖给范登的，这样范登就不会知道消声器的真正发明人了。这位金融家对消声器这套东西印象颇深，所以马上就买了。教授若要置身于这桩买卖之外，那他就找不到比那位正直的哈维博士更为合适的中间人了，谁也不会对哈维博士有半点怀疑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消声器拱手让给那个老骗子呢？”大家很难过地问他。“就算他出合适的价钱——而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为什么就不能卖给一个正派的人呢？”
“没关系，”教授边说边用支票给自己扇风。“我们干了一个月就拿到1万英镑，这很不错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我可以把哈维的专利买来，同时又使我的银行老板高兴一下。”
他跟我们就讲到这个程度。我们都从他那儿走了，心里憋着一股刚开始露头的想造他反的劲。幸好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新计算器上，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情。罗德里克爵士十分痛快地把宝贵的专利交了出来，他可能仍在为他刚到手的新玩意儿感到高兴呢！
6个月以后，范登消声器经过一番大肆宣传，正式投入市场了。它在市场上一出现就引起极大的轰动。第一件样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展出，他为博物馆赢得的声誉，价值远远超过了安装展品的费用。就在各家医院竞相订购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却很压抑，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大家带着责备的神气看着教授，可他似乎满不在乎。
我不懂罗德里克爵士为什么要生产手提式消声器，我估计一定是有一个感兴趣的人给他出的点子。这东西小巧玲珑，设计巧妙，看来活像一台个人用的收音机。人们一开始买只是为了好奇，但不久，人们开始发现在喧闹的环境中消声器很有用处。后来……
有一天，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观看英国爱德华德轰动一时的新歌剧的首次演出。我去倒不是因为我对歌剧特别感兴趣，只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正好有张多余的票，而据说这歌剧肯定不会使人失望，事实倒也确是这样。
几个星期前报纸上就在谈论这出歌剧，尤其是谈到歌剧里大胆使用了电子打击乐器。几年来，关于英国的音乐一直有争论。在演出前爱好英国音乐的人和反对的几乎大打出手，但是这种情况倒也不足为奇。赛德勒威尔士剧场的负责人考虑得很周密，请来了特别警察维持秩序，所以启幕时只有不多的几声嘘叫声。
也许你并不了解这出歌剧的内容，这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歌剧。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主要人物是莎拉·斯坦帕，一位十分多情的女邮政局长；瓦尔特·帕特里奇，一位阴沉忧郁的猎场看守人；还有一位乡绅的儿子，名字我记不得了。故事情节就是那老一套的三角恋爱，三者的关系由于村民讨厌变革而变得复杂化了。这场歌剧里，变革具体指的是一套电报系统，当地的老婆婆们一口咬定这套东西会影响奶牛的产奶量，而且会影响母羊产羔。
我知道这事听起来很复杂，实际根本不可能是真的。演戏么总是那么一套。简单说吧，这里有那些争风吃醋的场面：乡绅的儿子不愿意到邮局里去当女婿，而猎场看守人恰因为自己求婚一再遭到拒绝大为恼火，策划要进行报复。歌剧的高潮是最后可怜的莎拉被用包裹带勒死，尸体被发现藏在无主信件部的一个邮政袋里。愤怒的村民把帕特里奇吊死在最近处的一根电线杆上，尽管线路工人对此十分恼火。乡绅的儿子从此则不是跑到酒馆，成为酒鬼，就是从此跑到海外什么殖民地去了。故事的情节大概就这么回事。
序曲一开始，我就知道糟了，想走走不了，想听实在听不下去，也许我是老脑筋，跟不上时代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这种现代的货色让我听了真是毛骨悚然。我喜欢听有悦耳曲调的乐曲，而现在好像没有人再谱这类乐曲了。我实在受不了这些现代派作曲家。对我来说，我宁可要布列斯、互尔登、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其他的老作曲家。
在一阵喝采和哨声中，这不堪入耳的噪音终于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幕渐渐开起。第一幕地点是斯勒夫里地区道德林村的广场，时间大约是1860年。女主角走上场，她读着早晨邮班送来的明信片。突然，她发现一封写给乡绅儿子的信，就立即唱将起来。
沙拉开始唱的一段不像序曲那么糟，不过也相当够呛。表面看来，唱的和听的好像都一样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只听到开始的几小节。因为突然间，那熟悉的消声装置消除了歌剧院大厅里的一切声音。有那么一会儿，在为数众多的观众里或许就我一个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人人都好像钉在自己座位上傻了。歌手的两片嘴唇继续在动，声音却一点也没有。她后来也发现是怎么回事了，她猛的张了下嘴，这在其他情况下都会是尖厉的喊叫声。然后她在四处飞舞的明信片中向后台逃跑了。
说来也好笑，我足足笑了十几分钟，笑得我气都透不过来。剧场里的那乱劲就甭提了。不少人肯定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们都拚命向他们的朋友作解释。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这种拚命想使别人明白自己而所作的徒劳的努力滑稽到了极点。过了一会，人们开始互相传起纸片来，于是，人人都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来观察别人。然而作案人一定藏得很好，因为他始终未被发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噢，对了，很可能是这样的：没人会想到去怀疑乐队，而这就恰恰说明作案人为什么这么干。我原先也没想到这一点。第二天很多报纸都破口大骂罗德里克爵士，人们表示必须对此事进行调查。范登企业公司的股票开始不吃香了，而教授看起来比什么时候都高兴。
赛德勒威尔士事件之后，紧接着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规模都没有第一次那么大，但都各有其逗人的地方。有些肇事者被抓到了，但使人震惊的是人们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定他们的罪。后来大法官正想利用惩治巫术法稍加补充，以作为处理这类事件的法律根据。可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第二起大丑闻。
我原来手头有一份英国议会议事录，可现在好像被人抄走了，我很怀疑是教授干的。你还记得那件令人遗憾的事件吧？当时议会正在辩论年度财政支出预算，辩论双方在一些具体条款上都动了火。财政大臣正挥舞两个拳头想进行回击，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这完全是赛德勒威尔士剧场事件的重演，惟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议会内一下子闹得乌烟瘴气，不过谁都听不到什么声音。反对派站起来发言时，议会厅里就听不见声音，好像开关一下子关掉了，所以辩论变得有些像是一言堂。大家都怀疑这是那个倒霉的自由党人干的，因为他刚好带着一台小收音机。虽然他无声地抗议说他是无辜的，但人们还是差一点把他给处以私刑。他那台收音机被夺走了，可是议会内还是寂静无声。这时议长站起来企图把混乱压下去，可是最后被压下去的是他自己，这下他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步出议会厅，拂袖而去。一场辩论就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中结束了。
罗德里克爵士到这时一定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了。人们对消声器大为恼火，而这个玩意儿却因为他的自负虚荣牢牢地和他的名字连结在一起。不过到目前为止总算还没发生什么太严重的事故，然而……
不久前，哈维博士来找我们，说范登公司要他设计一种特殊的高功率的消声装置，这是一宗私人订货。教授把这种装置设计出来了，并索取了高价。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哈维博士把这出假戏演得如此成功。总之，罗德里克爵士一直未曾有过什么怀疑。这一下，爵士得了超级消声器，哈维得了名声，而教授得了钱，大家，包括消声器买主在内，都皆大欢喜。在下院事件之后的两天，有一个下午，在海登·戈登珠宝店发生了一起光天化日的盗窃案。这宗盗窃案非常离奇。珠宝店里的一个保险柜被炸药炸开，可是人们不仅没听到窃贼的声音，连爆炸声都没听到。
这些盗贼使了什么花招？肯定就是那台高功率的消声器。伦敦警察厅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时，罗德里克爵士才开始后悔，当初要没听说过消声器这玩意儿就好了。他最后还是证明了他并不知道买主要这个消声器的罪恶目的。当然，顾主提供的是一个假地址。
事发后的第二天有半数的报纸都刊载了同样的标题：“范登消声器不日禁止使用。”各报的口径这么一致，这一点人们要是不知道教授很早以前就和舰队街的科学记者建立了极为良好的关系，就不好理解。这时，又一件巧得出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一天，一位美国公司的代理商来拜访了罗德里克爵士，表示愿意买他的消声器。这位美国商人到达的时候，一位侦探刚刚从罗德里克那儿离开。爵士此时此刻已经一筹莫展，所以那位美国代理商只花了两万美元就把专利搞了去，而罗德里这位金融家也巴不得这一专利能脱手。
总而言之，教授在第二天把我们叫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显得特别高兴。
“我怕我得向诸位表示歉意，”他说，“我知道当初我出售消声器时你们大家的心情，不过现在我们把消声器又弄回来了，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然罗德里克爵士是例外，愿上帝保佑他吧！”
“别那么得意了，”保尔说，“你不过走了运就是了。”
看来这话使教授不大高兴，他点点头说：“我承认这里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在收到费雷德的报告后去了一趟牛津，这你还记得吧？”
“记得，那又怎么呢？”
“我是去看威尔逊教授的，就是那位心理学家。你们了解他在干的工作吗？”
“了解不多。”
“我想你们也不会了解太多的。他还没有把他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但他发表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的数学，非常复杂，可是他声称可以用大约100列的方阵来表示任何一个社会的特性。如果你想了解一件事对某一特定社会有什么后果，譬如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那就得再乘上一个矩阵，明白了吗？”
“模模糊糊，不太明白。”
“当然，计算结果纯粹是统计数字。这是一种说明可能性的问题，像人寿保险那样，而不是必然的结果。我一开始时对消声器就有些怀疑，不知道一旦无限制地加以使用后果会怎么样。威尔逊把后果告诉了我，当然不是很详细的，而是笼笼统统一个大概的轮廓。他预言，要是全国人口中的0.1/100的人使用消声器，那么一年之内就得禁止使用；要是犯罪分子开始使用消声器，那么这时间还会早得多。”
“教授！你是说……”
“我的天！不不！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不会去搞溜门撬锁的勾当。那件事的发生完全是运气，虽然这种事迟早一定会发生的。我感到奇怪的倒是人们那么久才想到这个主意。”
我们都瞠目结舌地望着教授。
“当初我只得那么干，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既要消声器，又想要钱。我冒了一次险，结果成功了。”
“我还是认为你是个骗子，”保尔说，“不过既然现在消声器又搞回来了，你打算拿它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等那些不愉快的事让人忘却。从范登公司所看到的设备情况看，这就可以把他们出售的消声器在一年之内都得送返回修，这些消声器最终全部处理掉；同时，我们准备把我们的新型号投放市场，不过这回都是固定的，装在室内的，这样就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了。消声器只供出租，不出售。告诉你们吧，我想你们一定愿意知道的，我正等着帝国航空公司的一大笔订货。原子火箭发出的可怕的巨响，人们一直对它无能为力，现在有办法了。”
他拿起一叠报纸亲昵地翻弄着。“你知道嘛，命运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它只说明老实人最终总是会胜利的，一个人只要他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他就……”
这时我们立即同时行动，把废纸篓罩在教授的头上。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把它从头上取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