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志平对我说，儿童时代的他做下这样鲁莽的事情，有理由吗？没有。他怎么能够说出理由呢？那是多么令人难以启齿，他该怎么去给父母形容那个女人？怎么去诉说她卑鄙无耻的行径？怎么形容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人的那种惊扰？他说不出口，只好被痛打一顿。当天夜里邢志平就大病了一场，患上了严重的肺炎，高烧不退，在高烧里噩梦不断。从此，就落下了病根——每当面对重大的心理危机，他心理的负担就会转化为生理的疾患。
如何去大学报到，邢志平只能接受父母的决定。乖孩子无法违抗父母的安排，只有怀揣一颗惶恐的心，踏上未知的远方。
邢志平说，他永远记得自己孤身一人坐在车厢里，苦着脸，向车下的父母挥手作别的情景。火车启动的一刹那，昏暗的车厢突然间变得明亮。因为黄昏中的车外落下了细雨。随着细雨的降落，随着火车的启动，他开始瑟瑟发抖。他发抖，首先是基于恐惧，然而除了恐惧，还有其他明确的原因。他说他可以感觉到心里面确凿地存在着某样东西，它让他颤抖不已。邢志平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这个家伙根深蒂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我听到一种“嗒嗒”的声音。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在轻微地发抖——我的右胳膊肘压着一支画笔，随着我的颤抖，它一下一下地和地板撞出“嗒嗒”之声。我知道我的颤抖是由于酒后身体的失控，但此刻我也分明地感觉到了，有一个莫须有的家伙，瑟缩在我的体内，和酒精的余威一起，共同使我觳觫不已。
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爬起来，脱下身上被油彩搞脏的衣裤，通通扔进垃圾袋里。我依然在发抖。进了卫生间，打开淋浴喷头，咬咬牙，将赤身裸体的自己置身在冷水的冲刷中。很奇怪，被如此严厉地折磨，我却不抖了，只是激烈地打着冷战。这完全只是生理上的反应了。冷水像刀刃切割着皮肤，我紧紧闭上眼睛，体会着那种濒临绝境的“尽头”的滋味。
冲完冷水澡，刮了胡子，我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喝下，然后穿起衣服出门。在楼下的银行，我向新西兰转了三万美金。这是我最近卖画的收入。现在应该是新西兰黄昏的时候了。我想打个电话给妻子，但想一想还是算了，好像我此刻浑身散发出的那种宿醉的气息，都能被她从越洋的电话里闻到。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依然酗酒。我回到国内最大的借口就是，我想让她相信，只有在中国，我才有可能戒掉酒。我的妻子是白种人，她不会理解一个中国酒鬼的悲伤。这不能苛求她，她无法分辨一个中国酗酒者与盎格鲁-撒克逊酗酒者之间那种巨大的不同。她的同胞也有这样的麻烦，在新西兰，有专门为酗酒者组织的团体，通过彼此交流，通过专门辅导，甚至通过神父，来帮助这些倒霉的家伙。但这些对我都无效。我试过，曾经成功戒酒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后来又喝上了。没有什么诱因，如果非要说有，那么，就是“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这样的一些理由。
我知道有个家伙蛰伏在我的身体里，它会在任何这样的“突然”时刻，爬出来，荼毒我的生活。
我进到一家卖砂锅的小餐馆，为自己要了份什锦砂锅，一边吃，一边把电话打给了褚乔。褚乔是我的校友，在国内，是不多几个和我保持着联系的人。昨天就是他告诉了我邢志平的死讯。我在电话里问他在哪儿，方便的话我想去和他见一面。他说在学校。
吃完砂锅我动身去自己的母校。老褚毕业后留校了，现在已经是副校长。
雨停了，但空气像是混了沙子的水泥，更加显得沉甸甸的。出租车司机一边诅咒着，一边拉低自己脑袋上的棒球帽，我不由自主也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但是一无所获，出门时我忘了戴一顶帽子。
我的母校是一所师范大学。如今这里只是研究生院了，本科生都迁到了新的校区，里面早已不复从前，但校门依然是从前的样子。幸亏如此，否则我将很难再给自己找到一些情感上的依据。我对母校有情感吗？不知道，但有个依稀相识的校门，总比没有强。有个老旧的校门，对我一点儿伤害都没有，而钟情与否是另一回事。这个国度如今我都难以辨认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由分说地将人变成一个寄居者。
老褚的办公室在一栋老楼里。进去的时候他刚送走一位来访者。
“又死一个。”他倒了杯茶给我，“不过是位老先生，刚才就是家属来报丧。这空气，一到冬天就得死很多老人。”
“这些事儿都得你管？”我盯着眼前的老褚，他是学国画的，当年便才华横溢，是学生中的翘楚。我是说，他原本能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
“做行政了，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邢志平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问完我才恍悟，原来老褚还当着校友会的主席。“谁跟你汇报的呢？”
“尚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文学院的教授，当年是邢志平的班主任。”
“怎么校友死了也要给你汇报吗？”
“怎么会？”他说，“可能是想让我通知一下大家吧，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出席葬礼。”
“葬礼是什么时候？”
“明天。怎么？你要去参加？”他狐疑地看着我，“你们没那么熟吧，他是中文系毕业的，连我都不太熟。”
“不熟。可他生日跟我差不了几天，我们一起过了几个生日。”
“过生日？”老褚眼睛亮了一下，“你们这是唱的哪出？”
“他可能是从同学录上看到了我的生日和联系方式。于是某一天，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一同过生日。”
“真有意思，这个人真他妈有意思。”
我点点头表示认可。“昨天给你打电话问他的下落，就是因为我生日又快到了，却没了他的消息。他的手机无人接听。”
“你什么时候打给他的？”
“打给你之前。”
“那当然无人接听了。有人接听才叫吓人。”他说，“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没准他就是挑了这么个日子去死呢。”
“也许是。可他干吗非要去死？”
“路走到头儿了呗。”他的这句话让我一怔，“没什么好奇怪的，所有自杀的，都是路走到头儿了。当然，各有各的路数，但殊途同归，不管你的来路是什么，归途都是一样。这些年咱们同学中又不是死了一个两个，每年都有几个走到头儿的。”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口气的不妥，顿了下，继续说，“不过邢志平这事儿还是让我有些惊讶，我想可能他的确是不堪病痛了。”
“他有病？”
“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你比我更了解他一些呢——毕竟你俩还一起过生日嘛。”他坏笑起来，“我也是偶然知道的。我老婆是个大夫，有一次咱们校友聚会，邢志平摸出张化验单让我老婆看。原来是张‘乙肝’检测单，其他项目都盖着‘阴性’的戳儿，只有‘表面抗体’一项，被敲上了‘弱阳性’。邢志平就是针对这个‘弱阳性’向我老婆求教的。我老婆很专业地告诉邢志平，没事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放心吧，以前注射过乙肝疫苗吧？这个结果只是说明体内抗体的数量不够了，接着再注射一次疫苗，那样就恢复常态了。”
“就这点儿病？他会为这个去死？”
“当然不是。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正面临更大的麻烦。这次聚会，邢志平亮出的那张化验单，就是手术前常规检查的一项结果，可能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身有重症，可能他接下去，还很想跟大伙说说他的恶疾，但却让我给堵回去了。”
“堵回去了？”
“邢志平这个人我并不熟，读大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一个专业，只是这些年在类似这种聚会中见过几面，才彼此有了些印象。”他做了个没什么意义的手势，“说实话，我对此人的感觉一般，究其原因，无外乎他看起来比我们大家都要混得好一些。当天他在得到我老婆的点拨后，神色并没有释然。他这个人总是这样子，每次聚会都是一副落落寡合的模样。对此，大家只能这样理解：富人嘛。这样说起来，做一个富人也委实有些难，愉快了不对，忧郁了也不对，反正大家多少都会觉得一个富人不怎么顺眼。基于这种心理，我就认为邢志平不太地道了，喏，我老婆给他的起码算是个好消息吧？就算他是个富人，对于一个好消息也该有所表示吧？笑一下，或者起码把锁着的眉头舒展一下，不过分吧？何况，我老婆在给他解答的时候，的确是称得上热情啦。所以当时我拍了拍邢志平的后背，张口便来了一句，我说，老邢你现在就是个‘弱阳性’男人。”
“弱阳性男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谓，眼前浮现出邢志平的样子。的确，记忆中这个毛发柔软、脸色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弱阳性了。
“这句话当然算是个玩笑，一出口，我自己觉得堪称神来之笔。用‘弱阳性’来定义邢志平这个人，实在是很恰当的。”老褚叹了口气，“当时其他人都夸张地笑起来，笑得是有些离谱了，超出了一个玩笑所限定的那种程度。没办法，谁让邢志平看起来比大家都要混得好一些呢？”
“他跟我说过，他从小就是个排斥玩笑和恶作剧的人。”
“是吗？可你看，外面儿现在这空气，里边除了有害颗粒物，大概就是玩笑和恶作剧了，有什么超级仪器的话，肯定能检测出来。除非他不呼吸，否则只能接受。”
“有点儿道理。当时他是什么反应？”
“还好吧。他也笑了。原来他一笑，居然会显得那么温顺。”我觉得老褚不知不觉严肃起来了，神情似乎有些伤感。
我的身后挂着一幅油画，应该是毛焰的作品。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我觉得这种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讲，和我、和邢志平都是同类，都是那种会为“天空突然变得明亮”而颤抖不已的家伙。顺着老褚的目光，我回头看了一眼，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吃一惊。身后这幅油画中的人物，像极了我们正在谈论的邢志平——毛发柔软，脸色白净，两条宛如鹭鸶一般的长腿，有点儿像个谨慎的吸血鬼。我不自觉将坐姿调整了一下角度，让我显得像是介于某个三人对话的格局里。我难以忍受自己的背后还站着个人。
“我发现，把邢志平放在戏谑的气氛中，他一下子变得比较顺眼了。如果我们把一个看起来混得好一些的人调侃一番，我们与这个人相处就会和睦不少。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腰杆在邢志平面前硬了一些，贬损了他作为一个富人的优势。”老褚继续说，“但是，在对邢志平实施了这种比喻意义上的暴力后，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内疚。邢志平一边温顺地笑着，一边抖动那张化验单，那样子，挺让人不忍心的。”他闭了会儿眼睛，仿佛难以面对我身后的那一位。“但是，我也没办法跟他太亲昵，一来大家并不熟，二来跟一个富人亲昵是要冒舆论风险的。”他说。
我再次回忆邢志平。的确，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也是在校友的聚会上。他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白白净净的商人让大家感到陌生，没人知道是谁邀请了他。后来总算有人想起来了，拉着人小声嘀咕：邢志平，他是邢志平，八九级的，现在牛B了，是个书商。这样邢志平无形中就成了聚会中的异类。在一群“不牛B”的人当中，一个“牛B”的人有什么好果子吃呢？况且，他还是个书商。师范毕业，这帮留在国内的同学，大多是吃书本饭的，饱受出书之苦，如今一个书商混了进来，他们没理由不冷眼相看。邢志平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听着昔日同窗们对时代发牢骚。有时候他也会主动和人交流一下，比如摸出张化验单向老褚的老婆请教。
“这类聚会上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老同学们扎个堆，互相收集笑话，在要解闷的时候不至于张口结舌。所以大家普遍地言辞轻佻。”老褚像是在自责，“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把邢志平说成是一个‘弱阳性’男人的。但是邢志平的温顺让我内疚了。也许对于一个‘牛B’的人心生恻隐，是一件能令我沾沾自喜的事？谁知道呢。”
“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乳腺癌。”老褚说出了一个令我匪夷所思的病，“吓了一跳吧？我也被吓了一跳。是我老婆告诉我的。后来有一天我老婆回来对我说：你们那个‘弱阳性’同学生病了，就住在我们医院。我想了一阵，才明白我老婆说的是邢志平。我老婆说邢志平刚刚切除了一只乳房。据说，这种手术每两万起，才有一起是落在男人头上的。真背，这样的彩票也能被邢志平中上。”
我感到自己又抖起来。我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某个手感。我的手，曾经被邢志平拉到他的胸口……
不错，一个男人的胸口，空空如也，还会怎样呢？可我当时极度震惊。现在我知道了原因——原来，那手感是太空空如也了，超过了一个男人胸口的空旷，我觉得，我是直接摸到了荒芜。
“知道了实情，我就不免自责了，捉弄一个身有疾患的人，算个什么事呢？我多少有些不安，都觉着是自己那个‘弱阳性’的比喻诅咒了邢志平。要知道，男人的乳房虽然比起女人来，风险小得多，可一旦发作，恶化的速度和程度都要比女人高得多。我老婆告诉我，倒霉的邢志平住在医院里却并不悲观，起码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证据是，邢志平替一名素不相识的农村妇女承担了高昂的手术费用。那个贫穷的妇女，生命就像发生病变的乳房一样岌岌可危。是邢志平拯救了她。后来我买了个花篮去医院看望邢志平，这是我能对他表现出的最大的善意了。”老褚摊开手说，“没办法，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谁能想到，最终他还是没挺过去，干脆在昨天一死了之了。”
“这可能就是他的死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