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睿智的女主人
文人的妙趣，是聚在一起吃茶聊天，读诗朗诵，谈论天下事。它的形式犹如欧美的“文化沙龙”，给人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的美感。
这种文艺界的小聚会，很快聚集了当时一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在这些聚会里，当属朱光潜和梁宗岱在景山后面的寓所举办的每月一次的“读诗会”和位于总布胡同四合院的“太太客厅”最为知名。
“读诗会”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西单辟才胡同沙龙的继续。冰心、凌叔华、朱自清、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萧乾，还有旅居中国的英国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等人都是沙龙的成员。“读诗会”聚会形式轻松活泼，大家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所以也时有“争论”发生。“太太客厅”吸引大家的不只有文化界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还有一位思维敏捷、十分擅长引起话题、极富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女主人——林徽因。林徽因总是辩论的核心人物，她言辞犀利，从不给对方留面子。
与“读诗会”直奔主题的形式不同，“太太客厅”里的交流更随性、散漫，且富有人情味。浸泡在民国文化圈的各路文人，在这里谈古论今，畅聊人生。
“太太客厅”除有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外，还有研究哲学的金岳霖、经济学教授陈岱孙、法学家钱端升、考古学家李济等。梁思成的妹妹和侄女也常会在下学时，带着女同学们来听“演讲”，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其中，林徽因总能以酣畅雄辩的谈吐，将所有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尽显沙龙女主人的风采。正如当时住在西总布胡同二十一号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在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
作为这群文化名流的中心，林徽因的美国朋友费慰梅曾这样描述她：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这个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不但吸引了许多文化界精英，同时，也是许多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心驰神往的地方。
当时，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艺青年萧乾，因为一篇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文章《蚕》，得到了林徽因的欣赏，被邀请来到“太太客厅”做客。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林徽因的鼓励对于当时初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萧乾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她语言犀利，出口成章，以至于每当聆听林徽因对生活的精辟见解时，萧乾心里都会想：
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判，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此后，萧乾与林徽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徽因去世后，萧乾曾感慨地说：“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
林徽因一生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却涉猎很广。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领域，她都屡出精品。如若真有人将这位才女伶俐的话语记录下来，或许，那又将是一部让人动容的旷世佳作了吧。
人间四月，悄然绽放
历史上，女人不是“红颜”，便成“祸水”，她们被禁锢在时人短浅的目光里，成了祸国殃民的“刽子手”。难怪古人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无才的女人不会过问权势，不会牝鸡司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历史的点缀、男人世界的伴随者。
但终有人，不愿被时光套牢，在如水的天地里悄然绽放。她便是林徽因。
见过一张林徽因在北平家中的照片。照片里，她眼神清透锐利，气质出尘，模样并不十分娇艳，却流露出一股人淡如菊的美感。
这样飘逸绝尘的女子，或许曾是每个男人心中的梦想吧。梦想与她手牵手漫步公园，清风拂面时，她的发梢轻轻掠过他的脸颊，两个人懒懒地享受着阳光的抚慰，还有这短暂、静谧的时光。祈祷，这样缓慢而绵长的时光被无限拉长，静止不前。
林徽因淡雅清宜的气质让遇见她的人无不心生倾慕，事实上，她并非娇艳柔弱的女子，而是一个柔中带刚，性格爽朗，有独立精神和见解的魅力女性。走出“太太客厅”，她与一帮男人一样风餐露宿，出没于荒郊野外进行考察，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豪迈的男子气。
这兴许就是林徽因的迷人之处吧。既有女性的柔美，又不乏男性的果敢，走进人群中，那种独特的气质便会吸引众人目光，叫人难忘。这不是穿几件华服就能生出的气场，而是来自内心的力量与格局，不浮夸不妖娆，举手投足已赋予了美丽新的内涵。
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话”，一个“异端”。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她在中国没有几个亲密的女性朋友。
林徽因出身高贵，貌美如花，又有过人的才华，这使她在男性的世界如鱼得水。受男性欢迎的女性本就不容易被同性认可，况且林徽因的心气又高，不屑于与其他女人周旋敷衍，同性的误解甚至忌妒就可想而知了。
和林徽因曾有过“康桥日记之争”的凌叔华，晚年时曾这样评价这位“妇女的仇敌”：“可惜因为人长得漂亮又能说话，被男朋友们给宠得很难再进步。”——这里面的“男朋友”当是一种泛指。林徽因的一生，男性朋友始终多于女性朋友，自然，她一生也都没能学会絮絮叨叨的“女性特质”。
然而，无论林徽因是煮饭浣纱的凡俗妇人，抑或是风云不尽的女建筑学家，那些仰慕她才情的人，还是愿意把她定格在人间四月，在每一个姹紫嫣红的季节，想起她。那些不曾被岁月埋没的诗意与气度，像是被刻在流年里，已然无法擦去。
别了志摩
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
这是徐志摩的散文《想飞》里的片段，他在文章里说，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而他，果真如他所期盼的，朝着幻灭“飞”去了。
不是不可信的。只是，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这样一声不响地离开，“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
在香山休养半年后，林徽因的身体基本恢复。下山那天，徐志摩、沈从文等陪了梁思成去接她，并在北平图书馆办了一桌宴席，给林徽因接风。宴席结束的时候，一群朋友拉上他们去看京戏，徐志摩对林徽因说：“过几天我回上海一趟，如果走前没有时间再来看你，今天就算给你辞行了。”
当林徽因提及自己11月19日晚会在协和小礼堂给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时，徐志摩高兴地表示，自己“一定如期赶回来”，做她的忠实听众。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再见即是永别。
从1930年开始，徐志摩便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两所学校任教，所以时常需要乘飞机南北往返。即便如此劳累奔波，挣的薪水却仍然不够陆小曼挥霍。此行上海，徐志摩给陆小曼带来了不少画册、字帖、宣纸、笔墨，满心指望小曼能够改掉恶习，沉浸在艺术氛围中，成就一番事业，并劝她能够跟自己移居北平，却没想到小曼依然故我。
两人吵了一番，徐志摩不想把关系弄僵，只好探访故友，消愁解闷。
12日早晨，他去拜访好友刘海粟，中午在罗隆基家吃了午餐。15日，他的学生何家槐又来看他，两人兴奋地谈了一天。因一心要赶回北平，听林徽因的讲座，徐志摩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在17日离开上海。
18日凌晨，徐志摩乘车到南京，准备搭乘返京的火车，却从报纸上得知北平戒严的消息。因为担心赶不上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便决定于19日上午8点之前，乘坐由南京飞往北平的“济南”号飞机。
飞机起飞时，万里晴空。这番景致让徐志摩感到惬意无边，仿佛灵魂能飞离闹市，飞过高山大湖，从此自由自在。
10点10分，飞机降落在徐州机场。10点20分，飞机再次起飞。不料，在飞至济南城南州里党家庄时，因下雨雾大，飞机误撞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机身焚毁，仅余空架，机上唯一的乘客徐志摩和两名飞行员皆不幸罹难。
11月19日，林徽因直到演讲结束也没有等到徐志摩。随后，她和梁思成赶到胡適家中询问情况。当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林徽因当场昏厥。
失去他，她便失去了一个“完全诗意的世界”。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
这篇《悼志摩》是林徽因于12月7日发表在《北平晨报》上的悼文。他曾对她许下过信誓旦旦的诺言，只是，言犹在耳却已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刹那间，便是天人永隔。
人已逝，情未结，只有悲伤与哀恸，永不停歇。
11月22日，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三人去往济南吊唁并瞻仰徐志摩的遗容，林徽因亲手编了一个希腊风格的小花环，并特意将自己珍藏的一张徐志摩的照片镶嵌在花环中间，托丈夫带去。
人生渺茫，沧海一粟，芸芸众生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摇摆，起伏漂泊。这场凄风苦雨，只会让人更觉无限悲凉。
徐志摩去世以后，林徽因卧室中央墙上多了一块焦黑的飞机残片。这是梁思成捡来的。他按照林徽因的嘱托，从事故现场捡来了这块“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小片。
这，是徐志摩留给林徽因最后的念想。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后，“徐志摩”这三个字被林徽因烙在心底的深处，她将用一世来回忆。
“八宝箱”之谜
一场灾难，世人唏嘘，但对逝者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只是，有些人生就掀起风浪的本事，逝去之后亦能让世人为他消耗光阴。而那光阴，终究要在世人的回忆里，丰润鲜活。
徐志摩乘飞机遇难，让整个文艺界为之震动。为了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众多诗文好友商定设立徐志摩文学奖，并建立徐志摩图书馆以及徐志摩纪念馆。在搜集徐志摩生前书信、日记的过程中，几位友人发生了“康桥日记”的纠纷，被人们称为“八宝箱”之谜。
1925年春，因和陆小曼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徐志摩决定到欧洲旅行，散心避风头。但他的日记和书信以及手稿等不便随身携带，便装进一个箱子，欲找人代为保管。由于里面的东西涉及他和林徽因早年的一段情缘，自然不方便交给当时正与自己恋爱的陆小曼。于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徐志摩便将箱子托付给了凌叔华保管。
凌叔华是北大英文系教授、文学理论家陈西滢的夫人，与徐志摩相识于泰戈尔访华之际，是新月社的成员。两人之间曾有书信来往，友谊深厚。
徐志摩遇难后，凌叔华和林徽因都曾说志摩生前给予她们为自己写传记或保管书信的允诺。有些朋友，比如沈从文认为由凌叔华保管更为妥当。胡適是这一群人中的“老大哥”，他与梁氏夫妇感情甚好，因此，更倾向于“八宝箱”应该交给林徽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