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智的生活成为他尤其热衷的事业。通过观察与知识的持久积累，它里面的内容保持有机联系，并稳定提升，变成一个越来越完善的整体和成就，就像一件逐渐完成的艺术品。与此相比，那种世俗的、纯粹追求私人福利的生活，只在宽度而不是在深度有所增长，则显得极为可悲。正如我所说，它虽然对自身目标有所助益，却只是理智生活的手段而已。
我们现实的世俗生活如果没有激情的刺激，将是无聊、乏味的；如果激情刺激了它，它立马变得苦不堪言。因此，只有智力超常的人才是快乐的，而这种超常的智力超过了意志所需要的限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的世俗生活之外，过上一个没有痛苦的理智生活。他们兴致勃勃、全副身心地投入其中，并自得其乐。仅仅是闲暇，也就是理智并没有为意志服务，是远远不够的，能力的充沛则是必需的。只有这种充沛才能使人胜任一个纯粹理智的事业，这种事业无需为意志效劳。相反，正如塞涅卡在《书文集》中所说：“没有精神的充实，闲暇无异于坟墓，埋葬活生生的人。”
对于不同的人，这种富余或大或小。这种理智生活除了指导现实生活之外，它还有无数种高高低低的类别：从简单搜集昆虫、鸟类、矿物、铸币，到创作最伟大的诗歌与哲学。这样一种理智生活不仅使人不受缚于无聊，还使人避免犯错堕落。因此，这种理智生活将成为防护墙，去拒绝庸俗的社交，防止许多危险、不幸、损失与放纵。假使人们要想完全在现实世界中追求幸福，那么他们将会遭遇这些事情。比如，我的哲学永远不会使我陷于困境，而使我绕开这么多的麻烦事。
在人生享乐方面，凡人与此相反。他用外在于他的东西，比如财产、地位、妻子与儿女、朋友与社交来证明他的人生幸福。如果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他自己视这些东西为无用，那么幸福也将离他远去。为了把这里面的关系讲清楚，我们可以说，他失去了重心。正因为如此，他总是有变幻莫测的愿望和怪想法。如果他的财力允许，他将做一些稀疏平常但耗资巨大的事情，时而置办乡村别墅，时而买进马匹，时而举办宴会，时而外出游玩。他正是想在各种事情上寻求外在的享受。这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妄图通过汤水和药物去恢复健康和强壮，却不知道，生命力才是身体强健的本钱。
不考虑其他剑走偏锋的人，让我们先关注那些不是很突出，但是精神能力超脱于平庸与狭隘之限的人。我们看到，如果这些人的外在幸福泉源堵塞了，或者不再满足他了，那么他就会像一个业余爱好者，热衷于任何一种美好的艺术或者一种实用科学，比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立刻在那里发现诸多乐趣，从中修养心性。就此，我们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已经部分地落在他自身上。
但是，因为这种纯粹半吊子的艺术爱好远远不是创作才能，并且一个业余爱好者对实用科学的追求，仅仅是停留在现象的相互关系之上，所以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的天性除了它们的根源之外无法得到充实，因而他的生存无法与它们交织，以至于失去了除此之外的任何兴趣。
这种情形只保留在具有最高精神禀赋的人那里，我们将这种人称为“天才”。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事物的存在与本质才会全面、彻底地纳入他们的主题，借此，他们按照自己的志向，通过艺术、诗歌或者哲学，努力将对这些事物的深刻理解表达出来。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心无旁骛地关注自身、从事思想与创作，是非常必要的，孤独为他所爱，自由闲暇是他的至高福分。而所有其他东西可有可无；要是它们存在，在他们看来反倒是一种负担。唯有对这种人，我们才能说，他的重心完全落在了自身之内。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解释，过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极其罕见，不论他们的性格多么完美，他们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热心、积极地投入到朋友、家庭和集体中去。因为当他们仅仅拥有自身时，他们就把对其他东西的关注放在最后。据此看来，在他们身上存在一种离群索居的特点，当其他人无法真正满足他时，这种特点就越明显。因此，在他们那里，他完全无法看到与之息息相关的特质，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所有其他人身上，感受到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久而久之，当形形色色的人随处可见时，他们也就逐渐习惯了用第三人称复数（他们），而不是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打量这些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智力极高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显而易见，主体比客体更靠近我们。客体不管要发挥什么作用，总是首先借助主体得以实现，因此是第二位的。对此，卢奇安《对话集（一）》有诗为证：
唯有精神的财富才能被视为财富，
所有其他的财富只会带来大损失。
一个人如果为了训练、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享受他的内在财富，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生：他自身时时刻刻就是他的整个生命；那么，对于外界，这个人内心的这种富足，仅仅要求一个消极的馈赠，即自由闲暇。如果一个人注定要将他的精神象征烙在全部人类身上，那么，对他而言只有幸或不幸。换言之，要么完全发掘他的天资，完成他的杰作；要么因为阻挠而不能得偿所愿。在他看来，所有其他东西微乎其微。
由此观之，古往今来，每个伟大精神人物莫不将自由闲暇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闲暇是如此重要，乃至堪比他本人。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的幸福看来存在于他的闲暇中。”狄奥根尼·拉尓修记载道：“苏格拉底称赞，闲暇是最好的财产。”与此相应，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哲学生活推崇为最幸福的生活。他在《政治学》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能够不受阻碍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这些才能是什么，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与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的名言不谋而合：“天赋奇才的人为自己的奇才而活，就在这种生活中，他获得最大的幸福。”
然而，拥有自由闲暇，不仅对一个人的平庸的命运，也对他的平庸天性而言，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得花费时间去跑营生。人是贫困之子，而非自由的思想者。所以，如果凡人不设想虚假的目标，通过各种游戏、消遣和癖好来充实时间，那么，自由闲暇立刻就变成他的负担，甚至最终变成折磨。同理，自由闲暇甚至给他带来危险。有一句话说得好：“闲暇的安宁是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一个智力远远超过一般水平的人，不但是反常的，更是不自然的。但是，如果存在，那么，为了命中注定与此相应的幸福，他就需要自由闲暇——它对于凡人来说，时而是不堪重负的，时而是令人堕落的——没有自由闲暇，这种才智超群的人就变成一匹架上牛轭的飞马，毫无幸福可言。
不过，如果外在的与内在的不自然不期而遇，即一个人同时拥有自由闲暇和超常的智力，那么这是一件更大的幸事。因为，受惠于这种幸事的人，将过着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换言之，这种生活免除了人类苦难的两个相反的泉源——贫困与无聊。或者说，他不必为了生存而忧心卖力，而且也能够忍受闲暇（亦即自由生存本身）——不幸，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调和、相互扬弃，才能摆脱。
在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所有人都看到，那些聪明绝顶的人，由于优越的神经活动，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痛苦，他们的心灵也能敏锐地感受到它们。并且，他们的性情激昂澎湃却藏而不露，而有对外在事物的更生动、更完整的表象与这种性情密不可分。通过这些而被刺激起来的情绪也更为激烈；而且一般来说，这种情绪比正常情绪痛苦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