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好沃尔沃车门,我刚把帆布包拽到肩上,便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儿直冲鼻孔。我一边向车库出口的电梯走去,一边试着抚平坐得皱巴巴的裤子。无奈这趟进城足足开了两个钟头,裤子上的褶皱根本弄不平展。
布拉谢尔斯律师事务所位于声名显赫的拉塞尔大街[1],听上去光鲜气派,实际门面却不过尔尔:二十七楼一扇普普通通的黑色镂花磨砂玻璃门,夹在一家地产公司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中间,如此而已。
五点已过,办公室里却还亮着灯,门也没锁。我推门进去,只见灰暗的接待区里摆了两把椅子,还有一盆蔫头耷脑的蕨类植物,像在乞求有人解救它。几英尺远之外坐着一个女人,弓身敲着键盘。角落里的复印机不断往外吐出纸来。房间后面什么地方忽然有人“砰”地掼上了电话,那女人桌上座机电话上的指示灯一下灭了。
“盖尔,过来,”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
女人吓了一跳,似乎因为在陌生人面前失态而感到难堪,便缩了一下脖子。
我冲她微笑。“我是艾利·福尔曼,找查克·布拉谢尔斯。预约过的。”
“盖尔,人呢,死哪儿去了?”
女人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拿起电话接通后说:“艾利·福尔曼来访。”
接着听见关抽屉和椅子“嘎吱”一扭的声音。不一会儿从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瘦高瘦高的,秃顶,稀疏的金色小胡子,一双冰蓝色的眼睛从无框眼镜后面打量着我。
“福尔曼小姐。”他迈着猫步迎过来,动作有些夸张。我们握了手。“谢谢你专程来市区一趟。”
感觉他比我还小几岁,但一脸疲态让他略显老相。
“抱歉迟到了。到处施工,还堵了一长串往返城郊的通勤车,真是急死人。”
话一出口我瑟缩了一下,他却好像没注意似的,直接带我穿过一处短短的走廊。
他的办公室既不像我前夫的事务所那样装饰豪华,也不像我父亲以前住的公寓那样杂乱而充满生气:屋子正中央摆张破橡木桌,桌上文件夹摞得老高;桌前放了两把椅子,后面墙上挂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2]法律学位证书。拉开的百叶窗外面,露出大楼的通风井。
从门口看,这是间再普通不过的办公室,甚至还有点儿简陋;不过一走进去站到一旁让他关门、看到门后那面墙时,我却一下改变了看法。墙上挂的,不是大家都会挂的家庭照,也不是带相框的风景照,而全都是布拉谢尔斯本人的照片。有一张是他穿着红色夹克,戴着名牌墨镜在滑雪;还有一张是他穿着白袜队[3]球衣,拿着球棒;还有一张,穿的是跑步短裤和钉着号牌的汗衫;甚至有一张,是他戴着头盔,手握船桨,置身于一片激流之中。照片都是宽八英寸、高十英寸,精细地装裱在黑漆哑光相框里的,一排挂三张,挂了三排。
他看着我研究他的照片墙,说:“我喜欢运动健身。”
他好像在期待我表现出震惊,更有可能是希望我显出崇拜的神情。
“你怎么弄到白袜队球衣的?”我问。
“白袜队……有一回慈善拍卖,我竞拍到了在球员休息区玩儿一天的特权。”他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笑了,本垒打[4]呀。
他指了指那张滑雪的照片。“那是在‘雪山’[5]。那张是波士顿马拉松[6]。我全球都跑遍了。”
“哦,还真有你的!”
他指指激流漂筏的照片。“还有那张,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新河。”
“我知道那条河。”
他的眉毛倏地耸起。“你也玩漂流?”
我看着他,他移开了视线。“再也不玩了。”
“哦。”他回到桌后,把文件夹推到一边,坐了下来。“行,那我们现在谈谈你电话里说的事吧。你说你有我当事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他拿出一个黄色便笺簿。
我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我是一名影视制片人,我手上有姜尼·桑托罗在被控杀害女友的时刻出现在橄榄公园[7]的录像带。我从报上了解到你是他的辩护律师,我觉得,你应该想看一看。”
“橄榄公园?什么——橄榄公园在哪?”
“就是海军码头[8]北边一小块封闭区域,旁边有一个自来水过滤厂。从橡树街湖滩[9]能看得到。”
“桑托罗那时候在橄榄公园?”
“对啊。”我在椅子上轻轻地转了一下身。“可你已经知道了呀。”
他一脸茫然。
“你不知道?”
他用手指推了推眼镜架。“你就跟我具体讲讲吧。”
“当时我忙着拍水区的片子。那是在出发去抽水房的路上——”
“抽水房?”
“就是湖上那个卡特-哈里森取水装置。”
他点点头。
“我们想先拍几个镜头,就从戴弗西港[10]乘船船出发。到橡树街湖滩南边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不同的曝光效果。你知道夜间拍摄的时候,唔——”我又在椅子上转了一下。“总之,我们拍了几组公园的镜头,桑托罗就在那儿。昏倒在一张长椅上。”
布拉谢尔斯一直盯着我。
“当时还有两个人和我在一起,我确信他俩都能作证的。”他没有回答,我叠起二郎腿。“你不相信?”
“倒也不是。”
我等他说下去。
他清了清嗓子。“问题是——就是姜尼·桑托罗——怎么说呢——那一晚上并非只在那儿待过。当时他昏头昏脑的,应该是喝高了或者嗑药了什么的,具体我不清楚。他自己都不知道。反正他肯定是断片儿了。都不记得自己干些了什么。”他拿起一支铅笔。“这样就很难辩护。”
我想起录像里他茫然的表情,他想从椅子上起来时那艰难的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试着找找法子呗。他还能记得自己名字就是万幸了。”
桌上的电话颤声叫唤起来,他抓过话筒。“喂?”
如果桑托罗那晚真像布拉谢尔斯说的那样神志不清,他还能夺人性命吗?
“等会儿打给你。”布拉谢尔斯挂上电话。“跟你说,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第一个不在场证明。你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
这问题令我诧异不已;我把二郎腿放了下来。“我也是才弄明白。那天看报上他的照片,觉得眼熟,前几天才记起来他在我的录像带里出现过。”
“为什么没去找警方?”
我看了看他。开始当然想过找警方,但我是看报纸的人,我可知道芝加哥警察“遗失”重要证据,或“疏于”将其上报那一套。不过和布拉谢尔斯毕竟是初次见面,不适合争辩,于是我谨慎地答道:“警方的调查工作都基本完成了;据我所知,接下来该轮到你发挥作用了。”
“你对司法程序有点了解啊?”
“我父亲和前夫都是律师。”
“哦,难怪。”
感觉我在他心目中一下子上升了好几分。
“录像带拿来了吗?”
我把手伸进帆布包里掏着。“你有录像机吗?”
“没有。但是你应该可以把带子留下来吧?”
我点点头,拿出麦克在工作室拷好的一份录像带副本。“我还带了我们拍摄日志的一份复印件。你可以查到记录,二十三号凌晨前后我们在湖岸线处拍了一些片段镜头。”
布拉谢尔斯接过录像带和日志,摆在桌上,两样东西都和他的铅笔之间成一个精确的角度。不知怎么的,他看上去并没有一个律师刚拿到突破性证据的那种喜悦。不过,也许他只是处事谨慎处事而已,抑或他思维超前了我几步,已经在构思法庭对证的策略;又或者他只不过是个敷衍塞责的混混律师罢了。
“带子有……有一点受损。”我给他解释了射频干扰的事。“你会看到中间有些片段缺失,而且时不时会出现雪花点。我们也是几天前放的时候才看到的。但是拍的那天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其他带子也没问题。希望没什么影响。”
他拿起那支铅笔。“我要看了才知道。如果能清楚地显示桑托罗在那个公园里,他可能就没事了。”
“希望如此,”我说。“我就是见不得有人被冤枉。”
他皱起眉头。“直到现在,我都没理由相信不是他干的。”
“是吗?”
“检方的证据很有力:他的车,指甲刮痕,他还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老实说,我都想劝他认罪以求轻判了。他是在冒一个极大的风险。”
“冒险?”
“可能会摊上无期徒刑。”
“有可能他混沌记忆的深处还是知道自己确实没犯罪。据说,即使是健忘症患者都对这种事有直觉的。”
“当然会说自己无罪啦。岂止是他,我那些当事人全都是这样。”
“但你不信他?”
他耸耸肩。“桑托罗承认跟那女孩打了架,说是可能打了她一拳。但又声称那女孩后来开他的车溜了,从此就再也没看见过那女孩。”
“然后呢?”
“控方有证人说看见两个人开桑托罗的车进了卡柳梅特公园。”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不记得了。”
“这么说这录像带可能真是一个突破性证据。”
“也许吧。不过我要先让它通过审核。”
“怎么会通不过?明显就是桑托罗。你看了就知道了。”
他身子向后靠去。“是否真实是一方面,还得通过证据监管链认证。两方面都不能有问题。”
“假如都没问题。然后怎么办?”
“那样的话,我会尽全力让陪审团相信他无罪。”
“然后去找杀死那个女孩的真凶?”
他顿了顿。“他脱罪以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侦破谋杀案不在我职责之内。”
“可是如果……如果是有人陷害呢?就算他无罪释放,又怎么阻止那些人再度陷害他呢?”
“你已经提出三个假设了,福尔曼小姐。那些假设的东西我管不着,我只管事实。”
他直起身来,凝视着一墙的照片,似乎要从自身的形象中获得灵感。
他摆着这个姿势不动,一旁的我不禁疑惑着桑托罗怎么会找上他做律师。桑托罗看上去可不是什么运动型的,布拉谢尔斯想必也从未踏上过码头这种地方。随即我想起来,新闻里说桑托罗的工会会员证还是最新的,可能是工会给他找的律师吧。
他看向我。“你最近都不会去外地,是吧?”
“是。怎么了?”
“你很可能得出庭作证。”
注释:
[1]拉塞尔大街:芝加哥街道,财政、金融机构聚集,属于美国中西部金融中心。
[2]约翰·马歇尔法学院:美国知名法学院,创立于1899年,位于芝加哥。
[3]白袜队:即芝加哥白袜队,隶属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元老棒球队和传统强队之一,创建于1893年。
[4]本垒打:棒球比赛中,击球手击出敌方接球手无法接到的高球,使得全部垒上的队友以及自己都得以跑回本垒得分,这种情况称之为本垒打。此处比喻布拉谢尔斯直接进入球员休息的大本营,就像本垒打。
[5]雪山:美国东北部主要滑雪场之一,位于佛蒙特州。
[6]波士顿马拉松:每年于爱国者日(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办的大型马拉松比赛。
[7]橄榄公园:芝加哥市级公园,位于密歇根湖畔。
[8]海军码头:芝加哥著名旅游景点,游乐场。
[9]橡树街湖滩:芝加哥著名旅游景点,位于市中心的密歇根湖滩。
[10]戴弗西港:密歇根湖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