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十多年前，初来香港，应《明报》编辑的邀约，在报端开辟专栏，写了一批文史知识与古典文献解读的短文，对象是中学语文老师以及修读文史专业的大学生。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帮我辑成一书，要我写一篇序，我就想到以前写过一篇爱森斯坦论汉字的文章，《仓颉蒙太奇》，正好可以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谈。反正只要是讨论中国传统的文史知识，不可避免，就要涉及汉字的特性，这一切都是仓颉惹的祸。
研究古汉语典籍，属于传统“小学”的范围，掉进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领域。《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说文解字》讲到六书，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用词稍有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汉代学者明确指出，每个人学习文化，首先是要“识字”，不识字就是文盲，根本不可能传承前人累积的知识，踏入文化领域，也就一生懵懵懂懂，远离了文明的进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因此，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史，第一步是要有点“小学”知识。
然而，这个涉及文字训诂的“小学”，可是与今天小学生一大清早背着大书包，在街上摇摇晃晃，苦着脸去上的小学不同，是现代人眼中非常艰深古奥的学问，连专业学者学起来都感到十分吃力的。还记得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对一切文化知识的探求，如饥如渴，只要是文史哲的课程，没有不去旁听的，唯独不肯去听文字训诂的课，认定了那是“迷恋骸骨”的学问，是与知识的木乃伊为伍。倒是因为喜欢唐诗宋词，对文字的韵律有兴趣，听过半个学期的音韵学，看着近视到几乎半盲的许世英（许寿裳的儿子）老师在助教的协助下，摸摸索索上了讲台，以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学》为课本，闭着眼睛告诉我们第几页第几行哪几个字印错了，要改正过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是文学想象的审美翱翔，是文字如何协律押韵的音声之美，不是汉语音韵嬗变的轨迹，不想知道高本汉如何探索上古音的脉络，也就半途而废了。能够在班上支撑了半个学期，不是因为这门学问对我的吸引，而是老师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许老师喜欢板书，大段大段的引证写满了整个黑板，擦掉了再写，却因为视力太差，擦不干净也不知道，再写的文字就覆盖在擦不干净的字迹上，整个黑板一片模糊，有似纽约街头巷尾的涂鸦。同学都暗自偷笑，我却感动莫名，时常觉得胸中块垒，压得我喘不过气。总之，我在大学时代远离了文字训诂的“小学”，避之唯恐不及。直到上了研究所，认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必须洞彻古典文献的诠释，这才理解了“读书必先识字”的真谛。
汉字的出现，大约是在三四千年之前，由甲骨文演变为古籀文、大篆。到了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虽然以小篆统一了文字，却因为经历过一两千年的传移摹写，发展的轨迹相当纷繁，理解先秦古籍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汉代经师解读秦火劫余的古代典籍，有古文学派，就专注于释读小篆之前的古文字，企图揭示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王国维曾经说，两汉的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不同，大多数是“小学家”，精通文字训诂，特重文献的考据，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从汉代到今天，又增加了两千多年的汉字文化累积，其中反映了许多聪明才智的展现、悲欢离合的体会，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丰富我们自身的生命追求。
这些专栏文章，虽是有感而发，却都是随意为之，信手拈来，并没有一以贯之的脉络。真要追索起来，只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谈论古往今来的“雅言与俗语”，如果说其中真的有“雅”“俗”之分，追根结底，也都是仓颉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