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寅恪影响的怀念。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年后的学术贡献中，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今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50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1]
陈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瑶学术道路的，但理解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显然不够，必须把陈寅恪引进来。1983年，王瑶在《治学经验谈》中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语文部，因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爱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影响。”[2]
二
王瑶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时与陈寅恪在两地的经历有一段是重叠的，吴宓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此不具引。也就是说，王瑶听过陈寅恪的课是基本事实，他研究生论文题目，选择中古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王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见到他与陈寅恪有直接交往的记载。那时王瑶还没有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陈寅恪当时身体很不好，不久已失明，是否知道王瑶研究中古文学思想，还值得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但王瑶心仪陈寅恪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3]
1949年前王瑶重要学术论文中，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就是陈寅恪。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所有论文中，在同时代学者中，只提到过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极少数学者，而提到最多并直接正面引述观点的，恰是陈寅恪。
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提到陈寅恪时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考证范晔与天师道之关系甚详，中云：‘又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遂来刘子玄之讥评。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疑也。’”[4]
《文人与药》中说：“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大概也是服食的原因（凡姓名末字为‘之’字者，多为天师道，详见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5]《论希企隐逸之风》中提道：“陈寅恪先生著《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说桃花源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所纪乃北方人避苻秦淫虐时所筑之坞壁，论证甚详。”[6]关于天师道信徒多以“之”字为名的研究，陈寅恪后来还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详加申说。王瑶对陈寅恪学术的关注非常细致，有共同的趣味。
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王瑶引当时《清华学报》所刊陈寅恪文章后，指出：“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这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7]
1954年，王瑶写《李白》一书时，述及李白的出生地，曾引陈寅恪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氐族的结果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纪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伪托夸诞之语。’”[8]同时在另一处还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本来是‘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书后注释标明引述自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55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在注《桃花源记》时，再引陈寅恪的观点，他说：“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则来自《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9]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瑶论文中凡引陈寅恪的话，均以“先生”称之，而在1949年后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研究中，依然不断引陈寅恪的观点，可判断为王瑶内心始终保持了对陈寅恪的敬意。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王瑶晚年凡谈学术，必谈“清华学派”，其实包含了对陈寅恪的敬意和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省，可惜王瑶在1989年去世，否则我们会听到他更多关于“清华学派”的意见，并从中观察他对陈寅恪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