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为寻觅名茶，想必遍访了各地。他从竟陵迁居湖州，恐怕也是由于湖州附近出产名茶的缘故吧。
被尊为贡茶之始祖的顾渚茶，其产地便在湖州辖区内。这里的茶用于进贡可能最初是在唐代，但在地方志中可以见到记载，这里的茶在五世纪的南朝时期已经用于进贡。
顾渚山距离湖州只有一天的路程，因此陆羽一定经常前往。他在《茶经》中写道：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野生茶最佳，因此只能自己四处寻找。阳崖是指日照良好的山坡，但也不能终日遭受曝晒。最理想的是附近有树林，有适宜的树荫遮挡。
湖州顾渚山的上等好茶称作“紫笋茶”。色紫，形状像竹笋，故为最好的茶。
陆羽的莫逆之交皎然有诗题为《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唐代的丹阳县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南部，距离湖州颇远。这首诗讲的是，皎然来到这里，听说陆羽在此，虽有寻找却未能相遇。皎然可能是为所属教派办事，来到这里。而陆羽一定是为了寻访名茶而逗留在丹阳。
丹阳这个地方当时住着诗人皇甫冉。他生于甘肃，因喜欢丹阳而迁居至此。他原本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后因张九龄举荐，走上仕途。其弟皇甫曾也是颇有名气的诗人，也住在丹阳。皎然写有送别皇甫曾返回丹阳别墅的诗。皇甫兄弟与陆羽也交往甚密。
皇甫冉写过一首题为《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的五言律诗：
采茶非采菉，
远远上层崖。
布叶春风暖，
盈筐白日斜。
旧知山寺路，
时宿野人家。
借问王孙草，
何时泛碗花？
栖霞寺也写作“棲霞寺”，是坐落在南京摄山山麓的一座古寺，经后世重修，现仍保存完好。栖霞寺背后的山多出产草药，因能“摄生”，故名为摄山。
“菉”是出现在《诗经》、《楚辞》里的植物名称，字典里解释为“荩草”。其叶与竹相似，茎圆小，汁呈黄色，可作染料。从这首诗来看，菉似乎是很容易采到的草药。
而茶则不然。采茶需要攀越层层山崖，有时还不得不借宿农家。经历千辛万苦所采得的茶，恐怕只能用“王孙草”形容了。王孙草本是牡蒙的别名，这里可以理解为只是对珍贵植物的形容。
丹阳位于湖州和南京之间。想必陆羽和皇甫冉曾在此相遇。
《唐诗选》中收有皇甫冉的三首绝句，其中有一首题为《曾山送别》的七言绝句：
凄凄游子若飘蓬，
明月清樽只暂同。
南望千山如黛色，
愁君客路在其中。
曾山所在何处不详，而这首诗是诗人送别谁的也不甚明了，不过理解为送别陆羽也不奇怪。寒地艾蒿，到了冬天则根尽脱，球状花絮随风飘散。读罢此诗，陆羽为寻觅名茶而四处流浪的形象便浮现眼前。
皇甫冉历任无锡县尉、王缙（王维之弟）的掌书记，后成为右补阙（天子的顾问），出使江表（江南），卒于家中。他在五言绝句《送陆鸿渐赴越》的序文中写道：
君自数百里访予羁病，牵力迎门，握手心喜。
从序言来看，这首诗是其他时期的作品，而且可能是皇甫冉晚年所写。
皇甫冉之弟皇甫曾比其兄早三年进士及第，官至监察御史，名气与其兄长不相上下。皇甫曾有一首题为《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的五言律诗。有些版本没有“回”字，这么一来，意思就变成“送陆羽出去采茶”；如果是前者，则是送陆羽在附近采完茶回湖州的诗。
千峰待逋客，
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
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
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
相思一磬声。
诗中将陆羽形容为山人。既非僧侣，亦非道士。虽然也可称为“隐士”，不过隐士给人的感觉是结庐静修的形象。而陆羽虽说隐栖在三癸亭，却时常出门寻找名茶。名茶数山崖野生者为最佳，因此陆羽专门踏进深山探寻。称他为山人是再恰当不过了。
陆羽所著《茶经》共十章，其中第八章篇名为“八之出”，正是论述茶叶产地的部分。
在第八章的最后，陆羽写道：“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对奢侈和精致的追求无以复加的北宋时期，茶以福建出产的为多。出产顶级贡茶的北苑，位于福建建安（今建瓯县）东部凤凰山的山麓。然而，在陆羽的时代，此处仍属“未详”之地。
当时福建还不是人所熟知的茶之产地。为觅名茶而云游四方的陆羽，也未曾踏足此地。
皎然有一首诗题为《送清励上人游福建》。往来于湖州和福建之间的人不少，想必陆羽得到的福建茶便是这些人送给他的吧。
在陆羽的时代，一定还没有希望考证茶的原产地的想法，茶被笼统地称作“南方嘉木”。
关于茶的原产地，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产于长江和湄公河上游，也就是四川、云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中国东部至东南部地区。也有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正确。英国人曾经提出茶原产于印度的阿萨姆。1826年在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于是便有此一说。然而，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印度人原本没有喝茶的习惯，茶树只可能是野生的。但是，印度人喝茶至少在十七世纪的文献中就有所记载。在大英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室里，存放有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外科医师塞缪尔·布朗（Samuel Brown）和爱德华·巴尔克利（Edward Bulkeley）二人于1698—1702年在印度的马拉巴地区所采集到的茶树。印度似乎在相当早以前，便从中国移植茶树。因此，阿萨姆原产地说的影响逐渐淡薄。
陆羽旅途中没有探寻茶的原产地，而是为了寻找名茶。从陆羽及其友人的诗文中可以了解一部分他曾游历过的地方。可以推定，陆羽不曾踏访《茶经》第八章产地条目中那些记述“未详”的地方。不解风雅的现代人，如果说要进行茶之旅，怎么也想去探寻茶的原产地吧。
1987年，在我访问北京期间碰巧遇到了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吴觉农先生。吴先生生于1897年，当时大家正好为他举办了九十华诞暨从事茶叶工作七十周年的庆祝。
按中国的说法，吴先生过完了“九秩大庆”。先生是浙江上虞人，原名为“荣堂”，年轻时因立志为振兴祖国农业而献身，故改名为“觉农”。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现浙江省农业大学的前身）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手，后于1919年考取浙江省教育厅的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到静冈县的茶叶试验场实地学习。
原本向全世界出口茶叶的中国，由于印度和斯里兰卡茶的兴起，国内茶业衰退。再加上政治的腐败和政局的动荡，衰退进一步加剧。
茶本由留学僧人永忠和荣西从中国带回日本，而吴觉农先生却不得不赴日研修茶叶，他一定感到非常遗憾。据说吴夫人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来日本留学，学习丝织品。她与吴先生一样，没有进入学校而是到工厂实习，学习古代从中国传来的丝织技术。
留学期间，吴先生撰写了两篇相当长的论文：《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前者是对阿萨姆原产地说的反驳，虽然流露出民族主义的情绪，却也不乏科学的论据。现在，针对中国原产说的反驳说法几乎毫无影响力了，但在当时的日本也存在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说，认为在中国传过来以前，就有野生的茶树了。据说这对年轻的吴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吴觉农先生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是1922年，《茶树原产地考》在同年的《中华农学会报》上发表，距今已有六十六年了。在北京一家茶业公司的接待室，我见到了九十岁的先生。我冒失地问道：“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那么具体是中国的什么地方呢？”先生毫不见怪，笑容满面地作答：
我认为是四川……
吴觉农先生把自己所著的书签字赠送给我。书名是《吴觉农选集》，这是为纪念先生九十寿辰而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结集出版的。编集委员会在序文的末尾写道：
衷心祝愿吴先生老当益壮，年逾“茶寿”！
那么究竟何谓“茶寿”呢？经询问，才知道是指一百零八岁。草字头是两个十，即二十，下半部分可念作“八十八”，加起来便是一百零八岁。
《吴觉农选集》共收文章六十一篇。关于四川原产地说，分别在《四川茶业史话》和《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两篇文章中展开。这两篇文章均发表于1978年，与五十多年前的《茶树原产地考》相比，论述得更为详尽。
周武王以太公望为军师，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灭殷商。据《史记》记载，在发动征讨的前夕，周武王犒劳来自西土的兵将，号召赠戈。文中列举了各民族的名字：庸、蜀、羌、髳、微、纑、彭、濮。蜀人肯定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部族。他们大概不会两手空空地到来吧。
《华阳国志》中有关他们以茶为贡品献给周武王的记载，但这件事在《茶经》中并无交代。吴觉农先生在论文的开头提到这一点之后，便展开其论述。《华阳国志》成书于四世纪，而所记载的事情却是关于公元前1050年殷周革命的故事。
有学者认为，殷商灭亡的原因在于酗酒。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殷代青铜器，几乎都是酒器。周灭商后，担心将来自己也会因酒丧国，于是对国人发布了戒酒令。在当时的诏敕集《书经》中，有篇《酒诰》，相传为周公所作，里面提到：
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这是对酒的祸害进行严厉声讨。接着记述道，对群饮者严惩不贷，抓捕后送至京城，“予其杀”。大概是由于殷人嗜酒过度，周人竟然用死刑禁酒。若果真如此，则必须另有东西可替代酒。
吴先生考虑到了“以茶代酒”的可能性。在讨伐殷商的时候，蜀等八个部落向周献茶——这段四世纪的记述，正与这种可能性相对应。
吴先生的论文并不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文献推理层面，他还以气象和植物学的科学根据为基础进行了阐述。不过这一部分的专业内容过于艰深，在此从略。
第二篇论文则将范围从四川扩展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论证了该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仔细想想，其实四川、云南的划分，主要是为了行政上的方便。植物是不会受限于这种界线的。这篇论文在中国茶业学会于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表，比《四川茶业史话》更为专业。
包括蜀地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这一点大概陆羽也曾作过推测吧。不过，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曾到过蜀地。陆羽的活动中心在湖州，周边的名茶不少。对他而言，寻访名茶比探索源头更为重要。
是否到过当地暂且不表，陆羽对四川的茶倒是非常熟悉。在《茶经》中，他对剑南道的茶进行了排名。
唐朝的“道”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稍有出入，但最早全国被划分为十道。道大于现在的省。不过，道并非行政区划，而是监察区域。剑南道包括剑阁以南的四川全境及云南省的一部分。昆明当时叫昆州，也在剑南道中。
陆羽推断，剑南道的茶以彭州出产的最佳。其后顺次为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书中附有相当详细的注释，例如陆羽指出，蜀州青城县丈人山所产的茶与绵州的不相上下。出产最上等好茶的彭州位于现彭州市附近，成都以南约六十公里。倒数第二的眉州位于如今的眉山市，紧邻着最上等茶的产地彭州。现在的彭山州市和眉山市之间，相距不过十数公里。
1980年4月，我在从成都到乐山市的途中，经过了彭、眉的产茶区。在《中国的历史》第二卷开头，我把当时的体验记述下来：
当我在四川省旅行，从成都去峨眉山的途中，经常看到茶馆的招牌。茶园、茶社、茶庄、茶铺等，名字五花八门，却都是喝茶的去处。与其他地方相比，我感觉四川的茶馆特别多。
乡间的茶馆边上，大多长着枝繁叶茂的大树。究竟是先有茶馆再种树，还是先有树再开茶馆？我在车里百无聊赖，想着这个问题……
根据当时的备忘录，从成都南下到乐山市车程为四个小时。据说清明（4月5日）前后采摘的茶叶是最好的，那天是4月24日，刚刚过了采茶的最盛期。
1987年4月8日，正好在清明后，我踏访青城山。从成都向西北方向出发，前往因都江堰而闻名的灌县的西部，路上只需大约一个半小时。茶田随处可见。这里正是陆羽所说的蜀州青城县丈人山。从其环境氛围来看，俨然一派道教本宗圣地，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成为旅游景点了。国内游客似乎比外国游人更多。
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方士张道陵和范长生等人所隐栖之地。比陆羽年代稍晚的方士杜光庭也曾到此修行。
有这样一句俗语：“剑阁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然而，青城山如今何幽之有？它已淹没在一片拉游客乘轿的喧嚣声中。
丈人山大概得名于这里的道观丈人观。曾在此地做官的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有诗名为《丈人观》或《题丈人观道院壁》。山上另外还有长生观、储福观等。储福观是唐睿宗之女玉真公主修行之处，陆游在此游览时留下了诗篇，其中有两句是：
绿藓封茶树，
清霜折药花。
我时隔七年分别拜访的乐山和青城，位于成都南北不同方向。以成都为基点，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二百公里。
这两个地方似乎完全不同，但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两个地方都在岷江边上，一川相连。
乐山市东部的凌云山是青衣江和大渡河汇入岷江之处，在河的东岸雕刻了一座巨大的弥勒佛菩萨的座像。这座巨佛高七十一米，超过了巴米扬的石佛，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像。从唐代开元初年开始雕刻，至贞元十九年（803）始告完成，大约用了九十年。完工那一年是日僧空海入唐的前一年，正值陆羽晚年。
对于古人而言，有河川通汇的土地一定会感觉比实际的地理距离更近一些。各地物产也可以经由水路运输。岷江在宜宾附近汇入长江，再经泸州市和重庆市，进入三峡。
陆羽在湖州修建居所，也许其行踪所至仅限于江南地区吧。然而，因为有长江的水路相连，他应该感觉到四川并不遥远。虽然后人认为陆羽并没有到过福建和四川，他对福建的茶“未详”，却能对四川的茶详细划分等级。
不过，对于陆羽所评定的等级，从唐代起便开始引发异议。有人抱怨陆羽遗漏了邛崃山脉的蒙山所产的名茶。蒙山位于连接青城山和乐山的岷江以西，在名山县西部，是一段绵延至雅安县的山峦。雅安县即雅州，陆羽对该地出产的茶评价并不高。乃至有诗为此打抱不平，其大意是，假使陆羽公正的话，世上第一的茶当数蒙山茶。
陆羽去世后，白居易（772—846）在三十五岁那年，吟作“茶中故旧是蒙山”的诗句。“故旧”意指过去熟悉亲切的东西，因此是不可或缺的。这句诗与“琴里知音唯渌水”相对。茶数蒙山好，琴以渌水佳，山与水相对。
蒙山之巅是五座似莲花一般的山峰。其中最高峰是上清峰，其余诸峰分别是菱角、毗罗、井泉、甘露。山上有天盖寺、永兴寺、千佛寺、静居庵等古刹。在蒙山顶上所采摘的茶，称作“蒙顶茶”。
关于蒙顶茶有一个传说。后汉的甘露普慧禅师在蒙山的顶上栽下了七株茶树。人们将其唤作“仙茶”或“汉茶”。
蒙山山顶始终雾气笼罩。据说一年当中雾天就有二百八十天到三百天。据记载，一年的日照时间只有一千小时左右。蒙山的山顶被特别称为“蒙顶”，此外其他地区也都全部是茶的产地。蒙顶茶全部进贡给长安的朝廷，陆羽也许只是品尝过蒙顶以外地区所产的茶。
陆羽是处士，即隐居不仕之人。不管陆羽多么努力希望遍尝各地茶的味道，恐怕也有处士所求之不得的茶吧。
甘露普慧禅师在蒙顶上所栽种的七株茶树，据说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仍然存在。那么，甘露普慧禅师的茶树是从哪里移植而来的呢？对此，有广东说、福建建溪说、峨眉山说等各种说法，甚至还有认为蒙山本身就是中国茶树的发祥地的说法。吴觉农先生在《四川茶叶史话》中提到，不少探寻茶之起源的人都来到蒙山进行调查。蒙山即便不是茶的原产地，也一定是极早期的移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