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数岁学画人物，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四十岁后专画花草虫鸟”，画到五十岁左右，艺术上已渐臻成熟。但由于取法八大时，其艺术趣味偏于“冷逸”，未免与一般观众有所脱节，“识者寡”，因而在著名画家陈师曾的启发下决心大变[5]（固然，艺术趣味的冷热；与识者的多寡，并不一定意味着艺术水平的高低。但从老人“变”的结果来检验，他的“变”，是正确的）。“变”的意图就是要探求既能“扫除凡格”[6]，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摆脱“冷逸”，使“识者”更多起来的那么一种独特风格。变法的时间，号称十年（以从1917年至1927年一说为妥）[7]；实现变法意图的时间，虽在1927年前后，但初步成效的取得，不过三五年的样子。其标志就是1922年陈师曾把他的新作带到日本展出，被争购一空。他的艺术名声，猛然从“识者寡”的“游燕不值钱”，一跃而为“百金尺纸众争夸”与“海国都知老画家”[8]的境地。这个“众争夸”的出现是在1922年，而取得成就的时间还更早。就手头的资料看，他1920年前后的画风，已有相当程度的转变。这就是在保留八大的概括、简练的同时，“冷逸”的迹象在逐渐减少，而艳丽如吴昌硕，清新明快如民间的风格在慢慢地形成，并且间或有接近于稍后成熟期的佳作出现。如果说，1917年以前的作品，诸如那种仰视太空的幽禽，闭目打盹的公鸡，以及凋零殆尽的枯枝残叶上的秋虫……，使人有孤寂、冷僻与陌生之感；那么，这种状况在1917年以后，就开始有变化。代之而起的是那灿若彩霞的《菊花》，密茂滋生的《扁豆》，还有似曾相识、愉快自若的《纺织娘》等那样，与一般观众的欣赏习惯相近，使人感到亲切和富有生活情趣的作品。更为难得的是《白石老人小册》里的12幅花卉，全是1920年所画。其中的少数虽仍有“冷逸”的味道，但多数画上的情调趣味已开始面貌一新。新就新在“冷逸”的感觉大为减少，而为普通观众所易于接受与喜爱的，如那活泼可爱的翠鸟，生意盎然的枇杷，苍劲清丽的梅花等画面，在连续出现。
当然，在变的过程中，小的反复虽然难免，但总的趋势是朝着摆脱“冷逸”的方向发展。这大概就是老人1920年前后那一段创作情况的特色。
那么，这一段时期的创作情况与特色，是否在这些花卉画稿上，也有所反映呢？答复是肯定的。老人那一段“变法”的情况与特色，在这些画稿上，有着明显的反映。
从文字上看，题款字数较多的不过十多处，连同附记，即有七处涉及“变法”的内容：不是“以我法临”、“用我法临”、用“我家”法“画秋海棠”，就是“出自己意为之”和“出余己意”等一类念念不忘“变法”和强调“变法”的“口头禅”。这说明老人潜心于探求“自成家法”，已经到了何等入迷的程度！同时表明，他的“家法”也已初步形成，否则，他怎能以“我法”自命，又怎有“颇无流俗气”的自豪？
再从画面上看，一朵朵使人倍感亲切的常见的花卉，乃至“竹篱茅舍”、“穷檐儿女之花”，都一一不厌其烦地描摹；在色彩的运用上，又多次流露出要强调鲜艳明快的意图。对画得已很鲜艳的《虞美人》还嫌“不能曲尽其妙”，又嘱咐要“鲜艳为之”。这与“曾点胭脂作杏花”的用意相同，可以肯定是为了摆脱“冷逸”而在取材与探求新的表现形式上所作努力的一种反映。
那全然“出自己意为之”的《腊梅、茶花》与《桃花》，固然不再是“冷逸”的一路，就是“临其大意”的那些画，由于“我家”画法的运用，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老人的“我家”花卉了。最为突出的要数《秋海棠》。娄师白同志说：“秋海棠的叶筋，还未见有人这样画；这是齐老的独创，后来一直这样画。”卢光照同志也认为这是出自老人的“家法”。恰好老人自己也是这样看；他在画完之后，放手直书了“我家画秋海棠”这样一行醒目的题款。这里，海棠花画的是红色，叶子是黑色（《珊瑚花》、《百合花》都如此）。这大概就是他常说的“红花墨叶”的画法。我理解，所谓“红花墨叶”，倒不一定限于红色画花，黑色画枝叶；而也是出于摆脱“冷逸”的要求，有意强调色与墨的对比，以取得为普通观众所喜爱的鲜艳明快的色彩效果。
更引人注目的是，老人在这些随意“为之”的画稿上，竟写下不少有关“变法”的论画“语录”，如“即写意画，非写照不可”；“叶上之筋，以此叶最似”；以及有关花的结构、形状与颜色应如何描绘的说明。显然，这些“语录”的中心意旨，是为了强调写生，也就是为了强调反映生活的真实，要到生活中去吸取创作的营养。这既是老人的有感而发，也是他“变法”思想的自然流露。据娄师白同志说：老人的“我家”《秋海棠》的产生，与他重视写生的关系很大。他说秋海棠的“叶上之筋，以此叶最似”的用意，也就是为了要强调写生。同时，这两句话还表明，老人所主张的是“不似之似”，因为这里他把“不似之似”的海棠叶筋，说成为“最似”。本来，齐白石在“变法”前的十余年，已作了很多写生，但由于那时还没有“变法”的认识与要求，所以“不敢把来自写生的表现方法大胆地用进去，因而冷逸有余，生动不足，倒不如画稿具有真功夫。把这个功夫集中运用于创作，是他定居北京，‘衰年变法’时期的事”（龙龚《齐白石传略》）。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确实是这样。正由于老人生活体验的底子厚，因而使他的“变法”易于取得成功；又由于他取得了“变法”的成功，这使他对体验生活的认识更为增强，从而也更重视写生。
总的说来，这些画稿上所反映出来的，除了老人“变法”的迫切心情而外，主要的就是属于探求“变法”的途径，比如怎样从生活实际中吸取创作的营养；怎样使作品更为普通观众所喜爱。此外，还有怎样把生活素材变为绘画形象和怎样学习传统的意图，体现到作品上去。尽管“变法”的成功，还有赖于多方面的基础。但不管怎样，这里面涉及的，无疑是促成“变法”的两个重要方面。
当然，“功之成，不成于成之日”。促使齐白石“变法”成功的，有关思想、生活、技巧和传统等方面的坚实基础是早就奠定好了的。针对他的“冷逸”，“识者寡”而采取的上述良方，也是只有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起作用的。问题是在有了他那样好的基础之后，为什么又会出现“冷逸”与“识者寡”的问题？或者说，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后，又怎样有效地使问题能得到解决？如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缩短艺术与生活、与群众的距离，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不仅是他“变法”成功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而且对于今天来讲，也颇有现实的意义。我们的许多画家和青年作者，不是正面临着“变法”或创造独特风格的问题么？如果也存在老人所遇到的这类问题的话，那么，他的经验并不过时，除了其他的必要条件而外，加强与生活、与群众的联系，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还须顺便一提的是，如果我们确信，独特风格不是照着预先设计好的“蓝图”施工而成；而是在提高思想、深入生活、磨炼技巧、学习传统和加强艺术素养等方面的基础之上，通过正确途径和不断的实践而自然形成的话，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应当像白石老人那样，从打好各方面的基础做起。
1980年8月
注释：
[1]齐白石（1863—1957），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中国画家。名璜，字渭清，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萍堂主人、杏子坞老民、借山馆主人等。湖南湘潭人。擅长写意花鸟画，兼工书法、篆刻和旧体诗。
[2]子如、移孙叔侄俩，深得齐白石喜爱，随他迁京后，入学读书，课余习画。子如擅长工笔草虫，齐白石花卉册页中，凡有“子如画虫”印章的，其中草虫都是他的手笔（见《齐白石画册》辽宁版）。
[3]《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胡佩衡、胡橐）附图（83）。
[4]《白石诗草》梦大涤子：“皮毛袭取即功夫，习气文人未易除；不用人间偷窃法，大江南北只今无。”《白石诗草》二集，题大涤子画：“绝后空前释阿长，一生得力隐清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
[5]齐白石在《白石老人小册》扉页题词：“予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今见此册，殊堪自诲，年已八十五矣。”雪个，即八大山人。
[6]《白石诗草》卷七，题画：“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老把精神苦抛掷，功夫深浅心自明。”
[7]认为从1920年算起，到1929年止的，是以齐白石迁京定居为起点；认为从1917年算起的，是以老人决心“变法”为起点，这与老人“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的自述相符。
[8]《白石老人自传》：1922年，“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我做了一首诗，作为纪念：‘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