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在时隔几十年之后又重新进入我们的审美世界，不仅因为它“美”，而且因为它有“思想”。具体存在的文学文本，可能不“美”，但可以有“思想”；可能曾经是“美的”、“有思想的”，但随着审美观念的变迁，却不再是“美”的。这两种情况涉及的，是“叙事的有效性”，而不是“思想”本身。我们惯常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教义认为是“思想”，而文学的“思想”则是它们施加影响的结果，从外面输入的。这大约是文学的“思想”产生的方式之一，可能不“美”，但可以有“思想”的文学文本则无疑问地出乎此。但这并不能武断地证明文学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作品完整处将恰恰如一种思想系统。”[1]“说文学不是外部意识形态的反映并不证明它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文学并不反映意识形态，它［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2]文学的“思想”与生俱来：神话和民间文学提供了发生学上的证据。文学有自己的“思想”，因为它在叙事，用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话语来自叙事，叙事就是话语。如果要理解京派文学的话语性，我们就不能不了解叙事。
叙事是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因此，任何叙事都是历史的叙事，而任何历史也就不能不是叙述过的历史。历史以叙事的方式存在，这也就是说，没有纯然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而只有历史叙事，只有经过叙事者叙事行为过滤的历史。叙事者提供给我们文本——无论是哲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著作抑或其他种类的文本，同时也就相应地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框架，一个故事，一个时空构件。叙事使我们理解世界成为可能，没有叙事，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也就不能拥有世界。
华莱士·马丁指出：“叙述……是理解过去的一种方法”，“我们不必到学校去学习如何理解叙事的重要性。世界新闻以从不同视点讲述的‘故事’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全球戏剧每日每时都在展开，并分裂成众多的故事线索。这些故事线索只有当我们从某一特定角度——从美国的（或苏联的、或尼日利亚的）、民主的（或共和的、或君主制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的、或犹太教的、或穆斯林的）角度理解时，才能被重新统一起来。在这些不同观点的每一个的后面都有一部历史，以及一个对于未来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我们自己生活的叙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如果我们通过从一个不同的视点来解释这个故事中的各个事件而修改这个故事，那么故事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叙事——在被具体实现在报纸、传记和历史中时成为一个战场的原因”。[3]历史从某一特定角度、视点才能被讲述，这意味着叙事者采取某种叙事方式选择事件并在事件之间建立关联。各种历史分类方法分享、分割着历史。这些理论模式是一些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从历史中抽绎出许多不同的线索构成我们同过去的种种关系。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事实是无限多样不可穷尽的，我们仍然不放弃有限的努力。哲学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这些分类的历史学甚至通史企图在设定的时空中展现历史面貌，其实都只是历史的部分叙事而已。历史已经过去，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有历史叙事，被描述过了的事件和现象。从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圣经》与梵蒂冈、主教与教徒、教堂与宗教仪式，但这些是宗教方面的事实，而不是宗教历史，我们只能从关于宗教的历史文本中读到宗教的历史。而在那些文本中我们发现，伽利略与火刑柱，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教皇与十字军东征占有很大篇幅，那些同时代的教徒们的日常宗教生活——他们向耶稣祈祷些什么却不着一词。假定文学史对京派文学不着一词，假定所有京派文学作品均已失传，那么，在未来的“现在”，怎样证明京派文学的存在？不是作为事实未曾发生过，而是作为事实的意义不存在了，因为它不被历史叙述。
即使是历史编纂学的历史——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事件的序列表，也不表明对事件的不偏不倚，其中同样包含着叙事因素——被列事件在历史时空中占据了位置，构成一个故事的梗概，而另一些事件则被挤出了历史时空。“客观‘事实’的概念本身就是理论建构。”[4]
叙事带来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叙事需要对杂乱无章的事件、事实、现象进行选择、删节和省略，因此，只有部分的、被认为有意义的事件被组织进来，在叙事结构的网络中找到位置。这对被删除省略的部分来说，并非公正。这个质疑只有在认可历史叙事的“现在性”的前提条件下才有获得解释的可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而历史也只能是现实的历史，否认历史叙事的“现在性”，从未为历史的客观性带来更多希望。历史的客观性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理解：只表明“事件”而不表明意义。
所谓历史叙事的“现在性”，首先是指历史知识总是在“现在”被阅读。我们可以被后人阅读，但不可能由前人来阅读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全部东西。古人阅读古人的历史，我们阅读我们的历史，不同时代的人读到的是不同的历史。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指叙事的意识形态性。讲述历史就是走进历史寻找关于现在与未来的预言的过程。否则我们无从得知历史是否在走向今天、走向未来以及怎样走向今天和未来。“对于一个过去的事件的学术性评价，必须包括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又因为一个历史学家描述这种作为结果的影响只适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所以可以合乎逻辑地说，每一代必须重写历史。”[5]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历史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影响着历史，我们走进历史，影响与被影响着，修正与被修正着，重新组织叙事。
叙事必须借助想象、虚构。“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同过去交往时必须穿过想象界，穿过想象界的意识形态。”海登·怀特论及文本的生产时说：“历史通过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有效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表里得出故事是由于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运作。我所称的‘编织情节’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福莱所说的一般‘虚构’一模一样。”[6]想象、虚构不仅是文本结构方式，同时使历史的阐释变得有效。柯林武德将历史的思维看作是一种想象的活动，历史的想象力是构造性的，而不是修饰性的。他指出想象的最终目的：“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的想象的重建其目的都在于重现这个现在的过去，——即正在其中进行着想象活动的这个现在的过去，——正像这个现在此时此地被知觉到的那样。”[7]想象使过去事件得到“何以”和“怎样”的解释并对现在产生意义。海登·怀特强调虚构导致结构产生隐喻功能，“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常规结构之类的隐喻或类似性来使过去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往那些事件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使得“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悲剧性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阶级立场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8]这种情况成为可能。
叙事为史学和文学找到了共同的兴奋点，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来说，叙事是它们共同的制作工艺。将历史看作是关于真实的知识，将文学看作是关于审美的知识，以区别它们是两个不同知识领域。当它们各自追寻源头到神话那里时，这种区别原来也不是根本性的。在古代，历史总是放在文学的行列中，而有史传文学的概念，这无疑是基于历史的描述性、故事性。《史记》人们既把它当作历史，也更乐意当作文学来阅读，中国叙事文学的叙事技巧、叙事方式等成规，《史记》以及更早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都是源头。这些历史文本从人物刻画、场面描写、气氛渲染、线索繁复交织、情节起伏跌宕等方面在文学中都属一流的。历史是像文学那样被理解的。以真实事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诸如历史剧、历史小说、历史叙事诗有意混淆历史与文学的边界。
历史与文学共享着叙事成规，文学的历史叙事性出现了。当代的一些理论家们正致力在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乃至语言学等人类文化行为之间建起互通的立交桥。文学叙事也就是历史叙事。明克是这样表达他的叙事信念的：“我们不再相信仅仅存在着一个故事，包容人类一切事件。相反，我们相信有很多故事，不仅是有关不同事件的不同故事，甚至是有着同一事件的不同故事。”[9]正是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构成和展开了人类历史叙事滔滔不绝的长河。
上述意在指出，文学叙事正如历史一样，是具有思想性、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的想象和虚构，其真实意义不在于虚构了作品中的事件，而在于在这些事件之间实现了想象的意义关联，并将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性表述。
“历史——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10]这是说，诗人、小说家并未直接描写那个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世界——在确定的时间地点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实：一些工厂倒闭或工人罢工，一届政府下台或某个政治家正在议会大厅发表演说，一条新的铁路已经开通，周围的区域将得到开发，等等，他略去这些事实的形式，而追随着隐藏在这些事实的形式下面活动的无数人物的心灵。巴尔扎克宣称他的作品就是“风俗史”，是“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本质相同的人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在他看来，“莫尔叟夫人与情欲之间在安德省一座山谷里展开的不为人知的战役，也许和记载在史册里的最显赫的战役同样伟大（《幽谷百合》）。在后一战役里，是一个攻城略地的君主的荣誉所系；在前一个战役里，关系到天国。毕洛斗弟兄（当教士的和那个开化妆品商店的）的不幸是全体人类的不幸。掘墓女人（《乡村医生》）和格拉斯冷太太（《乡村教士》）的遭遇就是差不多全体女人的遭遇”。[11]在莫尔叟夫人与情欲的战役和天国之间，在毕洛斗弟兄的不幸和全体人类的不幸之间，在掘墓女人、格拉斯冷太太的遭遇与全体女人的遭遇之间，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叙事。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意义——“天国”、“全体人类的不幸”、“全体女人的遭遇”，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在对情欲的战役、个人的不幸、遭遇的叙述本身。这些叙述与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实一起构成了时代，也构成人类历史的一段乐章。时代是可以被讲述成许许多多不同故事的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京派文学上来。京派文学的话语性来自它的叙事。“田园牧歌”、“古典遗风”、“都市嘲讽”是我们对京派叙事的一种言说，一种关于话语的话语，一种就作品的意义、思想——意识形态作出的评判。而这些评判，难免有某种意识形态评判者的叙事观点在暗中起着作用。我们可以由辛亥革命、帝制复辟、五四运动、共产党建立、五卅运动、北伐运动、四一二事变、南京政府上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连续进攻苏区、抗战爆发、和谈、三大战役……这些事件来叙述历史（在我们讲“共产党建立”、“南京政府上台”时不仅在提及事实，而已在叙事）；可以讲述由文化论争、科学与玄学之争、社会性质问题论争构成的故事，也可以讲述“莫须有先生”和“沈二哥”的故事，柚子、三姑娘、金喜、四火的故事，会明、柏子、翠翠、夭夭的故事，余老五和陆长庚、海明和英子的故事，它们或者是童年的嬉戏、少年的恋情、青春的野合，或者只是平常人生的日常起居，这些故事可能和别的故事有某种关联，如《追悼会》（废名）、《落魄》（汪曾祺），也可以不见瓜葛。“竹林的故事”（废名）按照叙事者讲述的时间推算故事时间应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但废名没有把张勋复辟、个性解放讲进故事中。湘西自18世纪开始实行军事政治，并演变成现代军阀割据，沈从文作品固然照见军阀统治的黑暗，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许许多多可爱的人物仍拥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