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艺运动，是诞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反动统治血腥恐怖的年代。用鲁迅的话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7]他还说，因为当时的中国劳苦大众“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而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那是处在民族危亡的30年代，这“战叫”的确是为了救亡，但这样浸透了作者鲜血的文艺，难道就不是在做启蒙的工作？那么，这不食人间烟火的“启蒙”，在那个年代，如果不能激发人民去救亡，它究竟算什么东西呢？
左翼文艺的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光辉的十年，是“五四”精神的深入和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一时期的主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切与人民命运血肉相连的文艺，是否定不了的。
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中国文化革命四个时期的划分，“左翼十年”是第三个时期（1927—1937），说它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和文化两个“围剿”中，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的时期；称赞它“作为这两种围剿的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也为随后中国人民的奋起抗日所证实了的。能“唤起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不是对时代的伟大启蒙又是什么？却正是在这左翼十年里，毛泽东同志再次高度评价了鲁迅：“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是在这‘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这评价错了么？这不是历史事实么？自然在《文学评论》上，也曾有篇文章别有用心地说鲁迅就是毛泽东为了政治需要吹起来的；然而，没有鲁迅，没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田汉、曹禺，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艺史还能留有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呢？纵观30年代中国文学，究竟有谁能和上述这些前辈文艺家抗衡？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摆布的。
三、《讲话》开创了现代文艺发展史的新阶段
至于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后的这段文艺发展史，自然更是这些年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攻击的主要对象。如果说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人叫嚷“文艺上最大的禁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年来，我们吃亏吃在坚持《讲话》上了”，“理论禁区一个个突破了，连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道最后防线也未必牢固了”；那么，到了1989年，否定《讲话》及其影响下的当代文艺史，就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浪潮。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六四”政治风波前后在报刊上集中发表的那几篇文章，那种极尽歪曲、攻击、谩骂的恶劣文字，实属罕见。在他们的眼里，《讲话》简直成了现代文艺发展史的万恶之源。他们说：《讲话》把“文艺等同于政治”，“这种党的文艺方针”，在建国后由于“重器在握”（即掌握政权），“衍射在理论方面”，就成了“架在文艺家头上的五把刀子”[8]，他们把《讲话》比作“达摩克利斯之剑”，攻击《讲话》“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学观”，攻击《讲话》影响下的文艺发展史是“戴着马克思主义面具演了一场现代中国荒诞剧”[9]。他们诬蔑《讲话》是“官本位的文学观”，“开创了当代理性文学的时代”，“充其量是奴性的试验品”，“是病夫的文学，也是病夫文学的鸦片”[10]。他们歪曲《讲话》“包含着毛泽东的某些民粹主义思想，它决定几代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他们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提倡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虽已变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但在人格上却受压抑，被摧残得更加病态和畸形”；他们还断言说：“20世纪中期前后大约三四十年中，至少有两代作家压根儿不会说真话。”[11]如此等等。
近些年来，否定《讲话》，否定《讲话》后的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史，已经成为文艺界某些人的一种时髦，但如此集中、如此全面地攻击《讲话》，这还是第一次。《讲话》果真给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带来了如此重大的灾难吗？否定了《讲话》，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究竟向何处去？这些年来背离《讲话》的那些文艺创作实践，已经无情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是文艺史的研究者，自知无力提到理论高度把问题讲清楚；但是，只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谁都不能不承认，《讲话》的发表，毫无疑问，是开创了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新阶段。它既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新文艺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又为它的新发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讲话》关于文艺与党、与人民、与社会、与生活、与遗产等诸种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至今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遵循的准则。《讲话》所确定的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文艺方向，系统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列宁的文艺的党性原则。《讲话》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曾经怎样改变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全新姿态的革命文艺，写下了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的新篇章，那是有目共睹的。《讲话》以后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涌现出的一大批留名文艺史的文艺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建国后那些著名的长篇巨制，可以说都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结出的丰硕果实。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的生活，歌颂人民的理想、人民斗争的胜利，打击敌人、暴露敌人，真实描绘敌人的失败，这是包括30年代左翼文艺都不能达到的新成就。“精英文艺”论者，把这一切或当作“赵树理方向”来否定，或嘲弄为“老舍现象”、“丁玲现象”、“何其芳现象”，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背离人民的精神贵族的立场。因为它是真正人民的文艺，如果说它是说假话的文艺，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任何说真话的文艺了。
是的，《讲话》在论述文艺批评时，确曾对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不少问题，在这些年又被一些人大做翻案文章，重新大肆鼓噪一番，以证明《讲话》的“错”。然而，曾几何时，在我们的电视台上反复播演《世界充满爱》；又曾几何时，动乱和暴乱发生了，人们忽然惊醒了，原来敌人一点也不爱我们！可人民的战士却已经洒下了鲜血。“人性”在哪里？“人类之爱”为什么又不充满了我们的世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从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出发，实事求是地改写文艺史，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无论是十年左翼文艺运动，还是《讲话》以后的文艺发展史，以及建国后的“十七年”，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来看，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却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其中还包括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指示，特别是“文革”前夕对当时文艺形势的错误估计，教训是惨痛的。中国现代文艺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确实需要很好地总结。其实，就是近十几年来的文艺发展史，也何尝没有惨重的教训！这一切，都应在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得到历史真实的反映。但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讲话》所指引的，是服务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文艺之路，即使在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邓小平同志诚恳告诫我们的也是：“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2]这决不是有些人所诬蔑的“病夫的文学”，当然，我们也决不需要他们那种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精英文艺”。
中国革命文艺史，是与中国革命史同一步调的，不管它有多少缺点和不足，它的主流是健康的，向前发展的。否定《讲话》，否定《讲话》以后的革命文艺史，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史。想当初，“四人帮”就把中国现代文艺史说成一片空白，把江青搞样板戏（实际上那些戏是艺术家创造的），标榜为文艺的新纪元，结果只是把他们自己变成“一片空白”；1985年以来，又出来一个创作自由的新纪元，据他们看，过去全是“奴性的试验品”，于是，文艺史又成了另一种空白。可一切历史空白论者，因为它违背唯物史观，最后都只能使自己的狂妄梦想变成一片空白！
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道路不容否定！
1990年4月25日
（原载《光明日报》1990年5月15日）
注释：
[1]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
[2]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4]参见《新青年》6卷1期《本志罪案之答辩》。
[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6]鲁迅：《鲁迅自选集·自序》。
[7]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8]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9]董朝斌：《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如何锻就的》，《书林》1989年第5期。
[10]谢选骏：《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书林》1989年第5期。
[11]万同林：《现代文学，摆脱民粹主义的框范与奴性自缚》，《天津文学》1989年7月号。
[1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